但是学界共识的五四，却不是教科书上说的——1919年5月4日那天的爱国主义运动。而是意指：以1915年陈独秀创刊的《新青年》为标志、持续到“救亡压倒启蒙”时前后将近二十年的新文化运动。
实际上学术界流行的这个说法也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
如果说新文化运动如学界共认的，是中国一场空前的启蒙运动；那么，中国人的近现代启蒙并非始自1915年新青年的创刊。至少从1880年郑观应的《易言》问世后产生的巨大思想震撼时就开始了。而后郑观应的以批判中国文化、政治体制并介绍“西法”为主要内容的《盛世危言》，则给中国上下带来的巨大思想冲击，更是一次连皇帝都“睁眼看世界”的进一步的思想启蒙了。
光绪皇帝读了《盛世危言》后，下旨速印2000部《盛世危言》分发给各级官员学习！
所以中国近现代启蒙不好说始于哪年哪月。但有个事实，是大家无法否认的：近现代中国人的思想启蒙源于西风东渐！
西风东渐就不是20世纪初叶的事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晚清一部分知识官僚介绍“西法”在中国人中的影响就已经开始陆续出现。
当代著名哲学家李泽厚认为：这场启蒙运动终止于“救亡压倒启蒙”。这样说来，学界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标识的中国近现代启蒙运动，从郑观应的《易言》问世开始，到日本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结束,前后持续了半个世纪的时间。但是，李泽厚没有注意到：1940年代的“新启蒙”，实质上是陈独秀《新青年》香火的延续！这次“新启蒙”为1949年那个天玄地黄时刻的到来，在国民中作了成功的思想铺垫。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了。所以从历史的走向及其创造的实际历史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像学界普遍认为的那样，是一场完全的启蒙运动呢？回答这个问题，从《新青年》、“新启蒙”弘扬的思想内容着眼以及这种弘扬变为实践上的成功这个事实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更像是完全彻底的思想革命运动！那个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天玄地黄”时刻，难道不是革命成功的标志？
然而革命胜利后，并未出现当年宣传革命思想中所说的那些美丽的梦想。于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大陆学界出现了“娜拉出走后怎样？”的讨论。但是这场讨论，最终以王元化的五四反思、重提杜亚泉的《东方》杂志中鼓吹的“保守主义”思想无疾而终。
两岸、海外华人学界也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了检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批判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思潮。这个看法与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遥相呼应。
但是国内外学界无人指出，“天玄地黄”后的中国，实质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逻辑结果。所以，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不管是大陆的反思，还是两岸海外的批判激进主义，都看上去不无道理。却都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认识停留在“思想解放”这个流行的空洞说法上，未能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点《新青年》、尔后汹涌澎湃到“天玄地黄”时刻的时代潮流，是怎样湮没了清末“蓄势待发”的启蒙思想。
学界近三十年来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众说纷纭”，虽然走出了教科书的“五四爱国主义”的陈见旧识，虽然不乏批判的思想锋芒，却并没有彻底摆脱教科书的思想误导。
从已经存在的“历史逻辑”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成功的。它在抗日战争年代里被明朗化为旗帜鲜明的理想追求！所以1940年代的“新启蒙”这个事实，实质上“无意中”否定了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法。也就是说，李泽厚的这个被学界普遍接受的论断其实是不成立的。李泽厚与大陆学界及海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声的学者，存在共同的思想局限是，他们当中没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清末“蓄势待发”的启蒙思想之继续吗？实际上，在华人学者的现代思想界，不管是陈独秀，还是胡适、鲁迅、杜亚泉等五四那代人；还是后来的王元化、李泽厚以及海外学者余英时、林毓生等学者，都对中国的启蒙停留在思想解放这个空泛的说法上。其实，启蒙与思想解放还是有不同意义指向的，启蒙是就个人说的，是针对“什么是人”说的；思想解放是针对“人的社会、社会中的人”之思想认识。
作为“旗手”的胡适虽然有留美深造的背景，但他从来没有解决“人是什么”的问题。他与五四那代人一样，他们心目中的启蒙都指向政治文化——虽然这是极其重要的。但是若没有“人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的解决；政治上的思想解放，很可能步入“新专制”的误区。
如果说晚清西风东渐中逐渐出现的接受西方文化思潮中孕育的还是一种朦胧的启蒙意识；那么形成气候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已经用热情洋溢的革命思潮，代替了清末西风东渐中孕育的那种并无革命种子的、朦胧的启蒙思想意识了！
搞清楚这个问题，对近现代思想史，有着“正本清源”的意义。
本文到这里应该结束了，最后留给读者思考的是：
当你有机会终于搞明白了“人是什么”以后，是否会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张扬的，难道不正是他们所批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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