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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萌之丨也谈共识与底线——与易中天教授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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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教授在《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共识》中说:“底线就是起码的共识”。易教授的这个说法,让人听了不好理解,也不好接受。例如:
传播谎言的与讲究事实的能共识吗?
有权的与无权的能共识吗?
权贵阶层与弱势群体能共识吗?
吃山珍海味的与吃不饱饭的能共识吗?
上贵族学校的与上不起学的能共识吗?
鼓吹计划经济的与弘扬市场经济的能共识吗?
崇信闭关锁国的与坚持改革开放的能共识吗?
……
当然人世间是有共识的。但所谓共识都是有有条件、有具体指向的。不能笼统地讲“起码的共识”。
例如,中日甲午海战与八国联军的庚子之难后,从朝廷到民间,都知道中国文化落后了。这就是共识,这是从老佛爷到黎民百姓通过血的教训、自上而下形成的共同看法。这个共同看法是清末民初的“伟大民族共识”。唯其这个“伟大民族共识”的出现,才有了大张旗鼓的引进西方先进文化。中国近百年来的现代教育,便是这个“伟大民族共识”的重大成果。如果说中国一百多年来有什么进步与发展,首先应该看到:是在这个“伟大民族共识”付诸实践中实现的。
所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进步与发展,必须需要有共识。例如日本当年明治维新所以成功,是从天皇到民间有了“脱亚入欧”“以寇为师”的民族共识后,才起步走向成功的。
问题是,要有什么样的共识?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凡是能推动历史进步与发展的共识,既来源于政府,更来源于民间;既来源于政治家,更来源于知识精英!共识不是写圣旨下文件的人设计的。共识永远不可能是“顶层设计”!例如老佛爷最初那几年是反对“共识”的。她是后来在庚子之难的狼狈不堪中不得不认可了“共识”。不过老佛爷虽然认可“共识”很晚,也是应该肯定的。毕竟没有像有些人碰得头破血流还是不回头,还是顽固不化。
易中天所谓的共识是指底线上的共识。他这样举例道:假如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只能同舟共济、相依为命。这就是共识。
但是实际情况往往并非这么简单。例如:
既然都在一条船上,为什么——养老、医疗、教育,有的人自己不拿一分钱就可以享受这三样;有的人却要自己掏腰包才能享受这三样。有的人可以拿着纳税人的血汗钱挥金如土;有的人穷得连住房问题都解决不了。
所以易教授所比拟的这条船,很难像四百年前的“五月花”号船上的清教徒那样同舟共济、相依为命!
再说,除了规则、法律、道德有共同的底线外,人类在生存的意义上大概很难有共同的底线。例如,北京城里出门开着高档轿车的阔少富婆,与北京城里住在夏天热、冬天冷的廉租房里——那些在温饱线上挣扎的人们,怎么可能有共同的生存底线?
易中天举例的船,如果是一条已经漏水的无法自救的破船呢?难道大家也同舟共济、相依为命——都随着破船一起沉入海底?实际上遇到这种情况时,弃船逃命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例如,二十世纪初叶,著名的泰坦尼克号邮船与冰山碰撞无法自救时,全体乘客都在船长的安排下,选择了弃船逃命。船长与船员把逃命的机会留给了乘客,船长则选择了与泰坦尼克号邮船一起沉入海底。这种忠于职守的人道主义壮举,有着感天地、泣鬼神的力量!这样的壮举不是“同舟共济、相依为命”所能解释的。
易中天文章的意思,其实读者很明白:
目前全人类都处于空前的疫情灾难中,大家要团结一致,共同抗疫,和衷共济应对必然出现的新困难。不要因为一个方方而剑拔弩张、你死我活!要对病毒灾难同仇敌忾;要对疫情带来的困难合力面对。易中天教授的这种愿望是好的,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实中国的实际情况,却往往让“良好的愿望”停留在愿望中,很难成为现实。这不,疫情灾难危机还在现在进行时中。就有人跳出来呼喊回到计划经济中!
任何一个过来人,任何一个有点头脑的人,都清楚:前三十年计划经济的中国人,曾经在“商品短缺、经济匮乏”中倍受煎熬,老百姓连吃饭都成问题。四十年来的改革开放虽然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市场经济,但毕竟中国人在逐渐摆脱计划经济中经济好转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种巨大变化,连傻瓜都知道:都是在告别计划经济后才出现的新气象。
如今的中国不过是刚刚能吃饱饭没几天,就“好了伤疤忘了疼”,就有人公然挑战全国人民的理性与良知;挑战人类致富的唯一道路市场经济;挑战执政党的大政方针,叫嚣恢复计划经济!这是何等用心?哪一个心智正常的中国人对这种“别有用心”的说法能保持沉默?能不义愤填膺——是可忍,孰不可忍!
那个跳出来鼓吹恢复计划经济的人民大学教授,及其代表的一小撮“投机者”,与以吴敬琏、张维迎、许小年等为代表的当代中国最有良知、最有水平的经济学家,能在一条“底线上共识”吗?
易中天教授是文化名人,有些好事的人借易中天大名发文试图制造轰动效应,都是目前见多了的文痞做法,不必当真。但易中天毕竟是个家喻户晓的学者。盗其大名胡说八道,易教授当然不能沉默。他必须出来澄清事实真相,还自己的清白。
本文虽然谈了上述与易中天教授的不同意见,鉴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笔者完全理解易教授出来发文“还自己清白”的良苦用心。但是本文的“不同意见”,丝毫不影响笔者对易中天教授的尊重与敬佩:
易中天是当代中国少见的有思想、有良知、有成绩、有名气的学者。
大年初一清晨,易中天便向朋友发出:武汉十万火急,同胞遭难,无心拜年。易教授这样的“拜年”,能不让人肃然起敬!
其实笔者“认识”易中天教授很多年了。十七年前,易教授还“默默无闻”时,我在一家杂志上看到易中天“盘点李泽厚”的文章。不由得吃惊:李泽厚是八十年代就名满天下的哲学家。敢于“盘点李泽厚”的学术思想,这个陌生的易中天绝非等闲之辈!后来留心看易中天的文章中开始感到:他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很有独立思想的学者。
一次出差厦门,曾托当地人联系易中天,很想拜访。可惜易教授那时去了外地,不在厦门。失去一次请教的机会。后来易中天成了文化名人,我这个乡野学人只能看他的书,不敢有拜访的奢望了。
最后想告诉读者的是:在我看来,易中天的文章之所以有阅读魅力,都是在通俗诙谐的文字中表达出丰富深邃的思想——这不是个性的使然,而是水平的体现。他的文章真正实现了“平淡中见深刻”。这是大学者手笔。近百年来的中国作家学者多如牛毛,能实现“平淡中见深刻”的人没有几个。易中天算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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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 《祁萌之丨也谈共识与底线——与易中天教授商榷》 发布于202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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