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女士在我与朝鲜轻工业省打交道的时候担任翻译。她在平壤金日成大学毕业以后又到北京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曾在朝鲜驻中国大使馆工作过八年。回国后在轻工业省工作。做过外交官的文女士，一口流利的中国普通话。为人处事既典雅大方，又和蔼可亲，既不矜持也不傲慢。我们谈判有时候会言辞很激烈，可她在翻译的时候总能巧妙的化解，和风细雨地把气氛缓和下来。朝鲜妇女的温柔贤淑在她身上表现的非常突出。
后来她被派到轻工业省下属的一个商社担任副社长。就经常与我保持联系。他们商社的社长姓崔。崔社长过去是做欧洲贸易的，曾在欧洲长驻过，英语非常好。崔先生颇有绅士风度，对人彬彬有礼，是个老实厚道的谦谦君子。这两个人无论业务素质还是品质修养，都是朝鲜人中的佼佼者。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都是典型的儒商。也许是脾气相投，秉性相通的原因，我很愿意和他们相处。
我们经常在新义州见面洽谈业务。他们的商社其实就是一个服装加工厂。他们总是想让我在中国给他们找带料加工的活。也希望通过我把他们的产品销售到韩国去。这两件事情操作起来难度都很大。我帮他们联系了不少，都没能成交。因此我们之间总是谈不成生意。
那时候朝鲜正面临着经济困难时期。也就是他们所说的“苦难的行军”时期。当时绝大多数朝鲜人都吃不饱饭。朝鲜是计划经济，城市的粮食象我们以前一样，每个人有定量标准，由粮站每月供应给市民粮食。严重的时候，新义州居然几个月领不到供应粮。可以想象，城市居民几个月买不到粮食会是个什么情况。粮店门前每天都有人拿着行李，躺那里昼夜等候。平壤比别的城市能好一些，也是经常断粮的。
那个时期，我们过江洽谈贸易的时候，一定要给对方带些吃的东西的。基本上是在洽谈之前对方已经把要求我们带的东西的明细传真过来了。当然我们给他们带礼物不能说是处于慈善目的，起码一多半是商业目的。你不给他们东西，事情也不好谈。因此，每次过江车的后备箱都要装的满满的。这已经成了习惯。
而崔社长和文女士约我们洽谈的时候，从来不向我们要任何礼品。即使我们主动问他需要什么，都回答说不需要。他们俩是我众多客户中唯一的从来不要礼品的朝鲜人。他们俩在朝鲜虽然也算是上流阶层的人，不过他们不是很大的商社，服装加工生产也很萧条。他二人回国的时间也有几年了，因此经济状况也并不是很好。
我看到崔社长穿的皮鞋，鞋尖已经向上翘了，边上磨的都露了白。于是下一次洽谈的时候，给他们每人带了一双皮鞋。他们接到皮鞋的时候，我发现崔社长竟然脸都红了。一件小事，我感觉到了他们身上的那种自尊、自爱的品质。在后来的交往中，每次我都会给他们带东西。我是把他们当做朋友来对待的。
看到他们的效益一直都不好，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进口一点食品类的商品去卖呢？他们回答说，不是不想做，我们没有资金。这时候我产生了想帮帮他们的想法。我问平壤现在什么好销？他们告诉我，黄豆油很紧张。我说那好吧，我给你们发100吨黄豆油，货到1个月你们付款。这样你们可以赚点钱，缓解一下你们公司的情况。不过你们一定要保证到期付款。他二人没想到我能做出如此的决定。大喜过望，说一定按期付款。其实在这以前我已经被别的商社骗过，不敢再先发货了，可我相信他俩绝不会失信。
回去后，我给香港的老客户打电话，让他们开3个月远期信用证从新加坡购买100吨黄豆油，直接发到朝鲜南蒲港。告诉他们两个月之内我付款。这个香港老板是我的老朋友。我们之间的信誉达到了不用签合同，一个电话就能办事的程度。
黄豆油按期到达。约定付款的日子，他们二人风尘仆仆地从平壤赶到新义州。带了一大包美元现钞。我发现里面还有很多一美元的零钞。他们告诉我，现在平壤的美元非常紧张，为了按期兑现付款，想了很多办法。此后，他们工厂需要的一些面料和附料都是我供给他们的，也都是先给他们发货，等他们卖了产品再付我的货款。不过几年下来，他们从来没有失信于我。
我们之间的关系似乎已经超出了经济利益关系，而成了可以互相信任的朋友。现在我已经退出朝鲜市场了。可每年新年的第一天，总会收到他们的传真。每次都是那句话：“每当节日来临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起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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