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本体特征是抒情（一些人反抒情或零度抒情，都跟抒情过不去，针对抒情作出不同的反应，自然也成为诗歌本体特征的反面例证），而武靖东却在“纪事”，固执而自得其乐地“纪事”，难道他要抢散文家、小说家、剧作家的饭碗？显然，事实并非如此。没有哪一位诗人能够从散文家、小说家甚或剧作家手里抢得饭碗，他们顶多讨一杯、两杯羹，拿回来，用以调和、丰富诗歌这道菜肴的风味。
这么说，我们也就放心多了。
诗就是诗，有其自身的特征和内在规定性。但是，它不妨碍甚至鼓励“越界”行为——寻找新的活性因子和诗意生长点。诗人和艺术家的跨界，源于创新的内在要求以及落实于自身的“不安分”因素。事实上，叙事和抒情很难截然分离，诗歌的叙事以及戏剧化，也由来已久。作为一种表达，捕捉事物或传达内心体验，都需具有诗意或诗性。
武靖东最早也是一位“抒情诗人”，从他写于九十年代的《振木铎与诗经家的少女们吟游》《行迹》等，可一窥他早年的写作风貌和才情。但他后来变了，变得很彻底。两千年初，成熟的具有叙事性风格的作品，已经批量出笼，像《山顶在雪夜暂时高了一些》《月亮是一些用不完的药水》《阳光下的铁越来越烫》《营业执照》等等。他的写作，除过具体的诗歌作品，可参看他这一时期写下的理论文章。他先后提出了“此在主义”“事象”“新口语写作”等，可以说，他那时的写作很好地践行了这些诗学观点。通读他的理论文章，除过惊奇、赞赏和认同之外，也留下不少我认为值得商榷之处。但这不一定是他的问题，而是两种不同的写作理念发生的碰撞。这种现象不但不用回避，反而值得珍视，因为差异性写作有赖于此。
从一个执着于美和幻象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俗世此在主义者”，武靖东经历了哪些思想上的挣扎和震荡，我们不得而知，只有通过阅读他的作品了解时代精神和个人心理的变迁。
武靖东的诗总体上呈现底层和民间气质，属于一种边缘性质的书写。对于当下人的生存，他往往是一个在场者和参与者，其中不乏真实见闻，也存在虚构。读他的诗，首先接触到的，是异质混成的语言。数词，几何学、物理学词汇以及其他术语，大量涌入，把原本并不具有诗意的词汇通过焊接和组合，从而使其成为诗性语言的一部分。像“立体的孤独”“乳房的圆顶”“幸福的锐角”“玻璃的规范性”“45度角的幸福”“蛋白质的云朵”等等。既推崇“新口语”，也难免会爆粗口。这些异质化的语言，以及充盈其中的诙谐幽默或特有的语气、语调，对于严肃、紧张、板结的常态诗歌话语是一种丰富，带来新的富有弹性、趣味横生的肌质。当然，这与个人的语言才能有关，也是诗歌创造力的一部分。
武靖东不仅在语言上实践他的“自主化”方略，诗歌的标题和正文之间，也会产生某种张力，显出他的匠心。像《喜鹊有点斜地飞》，就与正文直接相连，标题就是第一行诗。而有的诗题多达三四十字，显然成为另一个独立的文本，颠覆了诗歌标题与内容之间的提纲契领的关系。
读武靖东的诗，会为他诗化生活的能力折服，也会对他“力比多”的过剩印象深刻。我猜想，是社会转型期的种种现实之恶，以及他青年时期荷尔蒙的分泌，让部分作品弥漫色情气息。对形形色色的打工者、性工作者、犯罪现场、生活形态的展露，无不透出一种生猛、尖利的特征，以及几分不洁的气息。而这也正是底层生活的真正样态。鲜明的现实指向性，让诗人有能力面对现实说话，面对时代发声，能够积极地处理复杂的现实经验。同时，叙事性作品的现实指向性及浅表性，也阻止了自身成为一个具有深度的精神空间。
可以说，武靖东的诗不高于生活，也不低于生活，保持着与生活平行的姿态。“生活即诗，诗即生活”，或许就是“俗世此在主义者”的生活观和艺术观。他的诗有反映论特征，又不局限于反映论。在展现生活和生存现实的存在样态的同时，也触及人性层面。白云，是他喜爱的一个意象（抑或物象），另外一个是：春天。在这两个美好事物的映衬下，武靖东展开他所洞察、批判和反讽的杂乱生活的建筑工地。在此，有必要粗略叙说前面未曾提及的部分作品。《水墨》，以个人视角不动声色地书写重大题材，收到“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效果。《喜鹊和电工》，犹如一颗怪味胡豆，把原本生活中并不稀奇的事情，经过特别的组合及叙说，从而赋予诗作某种鲜明的特质。《现实和工具的、肉质或精气的圆柱的颂歌》，是作者看重的一首长诗，信息量的确够大。中国社会九十年代的工厂生活、人事纠葛、情欲以及生存困境等等，强烈凸现出来。语言的物化特征不仅具有刺目的现实感，还有现代性。
近些年来，在武靖东的书写中，既实指又虚指的“翠峰”多了起来，闪耀理想色彩。诗人沉湎于饮酒、交游、寄情山水、酬唱应和，颇具古代隐逸诗人的风范。这是诗歌回归生活、寻找现实归依的表征。说到饮酒，古代的饮者很多，李白当然最著名。《对饮——和当代诗人刘川及金代诗人刘汲》，让武靖东成为当代饮者的典范。他的近作，已经不同程度地抛开了繁琐臃赘的叙事，甚至偏离了“新口语”的限定，荷尔蒙气息散去很多。这或许与年龄有关。比如，在《急就章（5）》中，他说：“……我对/那对美如雪花的售票员虎视眈眈的司机/很放心——他到长安后才有在钟楼下/与她踏雪的机会——/他得好好表现他的手艺——我甚至可以/无障碍地呼呼大睡”。诗人忙着去长安会见“小李白”或“小杜甫”，调侃、沉思的同时，对“美如雪花的售票员”已没有太多想法。
最近一两年，武靖东写下了一大批成熟舒展、技艺精良的作品，融入叙事和幽默元素，倾向修辞和意境之美。他在继续表现物质的、世俗的、形而下状态，以及世道人心之外，还有了精神层面的形而上表达。像《白马》《渐渐消隐或突然凸显的翠峰亭》《甲辰月丁亥日，夜行重庆江边》《5月22日，访大兴善寺遇雨》《向那高远而又在身边的天空致敬》《走在麦积山》《雪是水的裸体，或你的裸替》等。这同样与年龄有关。早期诗歌的锐气、情色、物质化倾向，在这里变得沉稳包容，具有了现实的深度和历史的厚度。当然，他也持守“俗世此在主义者”的写作立场、立足点及人生态度：“道路开阔而有多维/足够你我在俗世欢游到老”。
这种转变，在我看来理所当然，并非武靖东背离了自己的诗学主张。他的“此在主义”流派，我更愿意理解为个人的诗歌观念和自觉追求。且不说中国当代有无真正意义上的诗歌流派，即就是有，因为艺术的本性是拒绝程式化和模式化的，流派写作某种意义上也是画地为牢。武靖东的诗是向外走的，走向驳杂的物象和事件，现实感和逼真感都很强烈。此在，并非人的全部存在，作为一种混合着生存态度的诗歌理念，武靖东的早期作品，或许正是有所选择的片面性促成了它的独特性。
武靖东的近作少了些生猛气息，甚至粗鄙化，却变得让人易于接受。但独特性依然存在。叙事和抒情交融，理想、美与现实的乏味甚至恶并置，对人的精神层面也有更多涉及。他的写作变中有持守，不变中又有变。他的“此在主义”诗学观点，与大陆九十年代“叙事诗学”的兴起有关，但又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一整套理论。在写作上，他是早熟的，生活中也应该是这样。在《干粗活的人要会给自己找点乐子》中，他不无骄傲地说“我懂事早”，小小年纪就已知晓：“是因为太累了/他俩就自己给自己松松土/再互相给对方/洒点水/种一点胡豆”。
我甚至觉得，武靖东就是偏居汉中略阳山水间的一只修炼的文狐，快要成精了。这当然是戏说，用于表达我对他的敬意。他的诗歌作品和诗学理论，我感触很多，但时常言不及义。个人和时代，物质与精神，现实和理想……诸如此类，往往既分裂又统一，只是我们在立足点和处理方式上存在差异。
当彼岸花开，此在便荒芜；而当我们瞩目此在，彼岸和远方依然在那里，只是被我们悬搁起来。
2018.6.17
王可田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