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是向文本的靠近。文本是开放式结构，具有召唤性质，但也会设置暗道、迷宫，同阅读者做精神上的游戏。加之文本在结构层次上的特征，也就决定了，阅读必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随着阅读的深入，我们可能抵达文本的意蕴层面，同时，也会对诗人内心有所触及和打探。不过，这探测是有限度的。语言并不是心灵的全部事实。诗人的情感和真实面目，很多时候，以隐晦或伪装的方式呈现。这与表达方式有关，也是私密情感在坦露和隐蔽之间迟疑，举棋不定的表现。
就像桑眉在一首诗里说的：“悲伤禁止询问”。
阅读桑眉，进入的是一种陌生语境。这样说，并非她呈现了完全不同的人生经验或情感内涵，而是我的“期待视野”与她的文本并未一拍即合，同感共振。这种情形，在诗集《上邪》中尤为明显。当然，这与她的诗歌品质无关，除过性别差异，更多是个人审美趣味和诗歌理念造成的。而这，也很可能是她的独特性所在。所以，当我放下个人的诗歌习见和偏好，再一次省察对比，发现“陌生语境”正是来自她个我的话语组织和言说方式。
桑眉的诗歌话语，属于现代汉语的书面型语汇，但她时有对古诗词的化用，对古典诗境的拼贴，也不缺少日常化、口语化的表述。她有很好的语感，作为语言辅助成分的语气、语调，在她这里也有效参与到诗歌的情感表达中。这甚至是她的一个显著特点——诗歌不再完全仰仗语言的指示，意象的隐喻和象征功能，而是让特有的言说方式和承载情绪的拟声词汇构成诗歌，甚至成为诗歌的主体。此外，还有大量插入式的人物对话，生活细节和情境，加强了文本的叙事性和亲切感。
在桑眉这里，抒情、叙事和意象、事象等诸多诗性因子，呈杂糅状态。很多时候，她不是在写，锤炼语言、营造意象，而是在说，随性“散漫”地说。她的诗不拘一格，分行排列没有定式，你无法理出她的诗歌套路。一种没有套路的套路，遵循的却是个我言说方式和心理习惯。同时，也是她天性和情绪状态的展露。
《上邪》，汉乐府中的名篇，炽热、忠贞的爱情誓言。桑眉将其作为书名，显然是与自己的文本有指涉、对应关系的。不仅暗示出诗集的题材、内容，更表明了一种态度，对于爱情的态度。［正本］现实与［副本］虚构的结构划分，是主和次、实和虚的区分吗？其实不见得。书名的《上邪》正是来自［副本］虚构这部分。这让我想起史铁生的《务虚笔记》，在人人务实、无比功利的社会现实中，“务虚”显得弥足珍贵。对于女性诗人而言，爱情成为生活的主要内容或重心，也是符合她们的思维习惯和情感逻辑的。
作为“正本”的现实，在这里呈现的，是与桑眉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现实。这部分作品，在题材、主题和写法上各不相同，但因与生活现实的关联而结为一体。其中，有对自身生活状态的展示，有对故乡、亲人以及友人的抒写，还有对社会底层人物的素描。尤其在《罗锅巷》《开往火车站的公交车》《逝去，或者永恒》等作品中，诗人隐匿自己的情感，仅客观呈现，但读过作品，一种发自内心的关怀、体恤或悲悯之情，还是被调动出来。像《火车又开来了》《给你》等，情意真切，意象鲜明，特有的语气语调的加入，也给人极深的印象。
［副本］虚构这部分，基本上都是情诗。爱，这种激情，得益于人的想象催发，诗歌也是。爱情诗体现的是情感世界的色彩和灵魂的幽微颤抖，也可以说，是一个人内心最感性和最丰富的情态展示。这“猩红热式的情感”，尽管有各种状态和表现，但都如“一场顽疾”，将自己决绝地交付对方或生死：“交换经年的血/交出藏在转经筒中的字”。在对爱情的言说中，诗人心思的绵密，语言的质感，再配上自己专有的语气和声调，让人觉得既熟悉又陌生，像《地下党》《好么？心爱》《看你嘛》《失火事件》等。而这样的诗句：“一边唤彼此的乳名或亲爱的/一边揉头发或颈项/直至沉入隐秘的河流”，让女人的心和爱成为温柔的陷阱。女性心理幽深微妙，不可捉摸和窥探，这与她们的性情和心理结构有关，也成为多样化表达的来源和保证。
“姐姐，我要回家”，是西安摇滚歌手张楚的一句歌词。尖利、上扬的曲调，传递出内心的焦渴和呐喊。桑眉探望患病的西安诗人马立，也以此为题写成组诗。当一个人的生命在生死之间煎熬、辗转，诗歌的介入是谨慎的，同时又难耐冲动，充满情感的深度和力度。在这个语境中，“姐姐，我要回家”，就是一声无援而绝望的呼唤。然而，“姐姐”是在场的。这种在场，或许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什么，但深切的慰藉和人性的温暖与关怀，却是投向这世界的一抹亮色。这句歌词也被用作书名，反映出诗人对于生命及其书写所持有的态度。
《上邪》的结构很有特点，正本与副本，现实与虚构，而诗人更看重“虚构”的爱情部分。《姐姐，我要回家》的结构方式则是另外一种。上辑的组诗、长诗系列，容纳各种题材要素，犹如诗集的主旨序言，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中辑和下辑是进一步的展开和丰富。而且，与《上邪》相比，尽管有大致相同的题材范围和风格特征，但在书写上更为集中，也更具感染力和表现力。最为明显的是，精彩的诗句和篇章多了起来，随便翻阅，就有凝聚情思的句子映入眼帘：“一个人的悲伤能有多盛大/每滴雨水都在效颦”，“黑暗是一种势力，光明也是”。在对生活现实的观照中，由于加入了命运意识和身世感，致使文本的厚度和包容性得到加强。
上辑的《致辋川》《太平镇》与下辑“我厌倦了悲伤”，同属一个系列，是一个整体性的表达。也是这部诗集最具情感强度和艺术感染力的部分。诗人此前语调清新的絮说，在这里变为简短有力的言辞，刺目而惊心的叙述，语言的涵盖力和穿透力大大加强。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显然是诗人的悲伤和悲愤情绪。当然，还有痛定思痛的那一份理性：对于爱情、命运、生死的诘问和思辨。诗人说，“我厌倦了悲伤”，看来她悲伤已久。这悲伤，包含了复杂的情感内涵：爱恨、隐忍、猜疑、宽宥、渴望等等。诗人在长久的痛苦历练中，爆发出情感的冲击波，同时又竭力克制。情感的张力，凸显在悲伤和理智、铭刻与遗忘之间。
这部分作品，几乎篇篇精粹。激烈的表达，如“黄连啊，你要吐尽苦水”，“鸡鸣寺教堂的歌唱与恸哭/如今成为羞耻”，“还要挣扎多少年/才能从灰烬里起身”等，曲折委婉的比如《把信送给加西亚》。这首诗具有歌谣性质，又有紧张骇人的对峙，犹如一篇暗黑童话。加西亚、罗恩，是人物的借用，但诗人的急切和悲伤之情却无比真实。按说，“关心厨房和阳台/惦念千里之外的父母和孩子，以及/没有着落的爱情”，是女性心理的真实写照，甚至是她们一生的追求。然而，生命如琴，命运的意外击打，致使令人战栗的强音迸发出来。这强音无疑是悲怆的，却铿锵有力，深入生命根柢。
生活给人以磨难，而这磨难一经心灵的吸收和转化，便成为语言的黄金。这时，幸与不幸的界限消失了，艺术成为生活的另一种补偿。
桑眉是热情、豁达而坚韧的，她在诗集《备忘录》里写道：“这本诗集并非绝望之书。人，生而孤独，甚至绝望，但其终极目的，或许是让人明白生命的奥义，使人内心尽可能少些虚妄，逐渐变得开阔、从容、自足、愉悦……”。在《来过》一诗中，她也呼吁：“诗人们，请不要在序言里预示结局/请鼓舞灾难中逃生的人咏叹和平，与爱情”。“玫瑰为荆棘而开”，这又是何等的勇气和情怀！
无可置疑，是天性化解遭遇，化解生命中的不谐和音。
在和桑眉极有限的接触和交流中，我能感受到她身上的柏拉图情怀和乌托邦气质。尽管她，“在两块五一斤的土豆与四块一斤的豇豆之间/作思想斗争”，“大多数时间，为兑换口粮/奔命于一张纸的正反两面”。她的诗有烟火气，也接地气，但她的内心与生活或者说现实仍是有距离的。这是抚琴、写女书的距离，审美和幻想的距离。一个有着浪漫情怀和诗性人格的人，路过现实，经历现实，但最终不会被现实同化。被现实同化和被诗同化的人，身处两个维度，两层空间。
因而桑眉的书写，并不刻意反映现实，或进行某种使命承担。她从个人、个体生命的视角出发，保持女性意识的思维和直觉，率真率性地抒发或呈现。如果说有所承担，那也是对生命本身的承担。在某些时候，也可以说难能可贵：当我们不再强迫、干预现实，索求意义，诗歌便回归自身和生命本体，沉浸于超功利的“纯真嬉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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