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米尔·米歇尔·齐奥朗（Emile Michel Cioran，1911-1997），
罗马尼亚文学家和哲学家，二十世纪怀疑论、虚无主义重要思想家。
罗马尼亚文学家和哲学家，二十世纪怀疑论、虚无主义重要思想家。
一
一个诗人的生命不会有什么成就。他的力量，来自于所有他不曾做过的事，来自那些他满腹“不可企及”的时刻。他感觉到了存在的不便？那他表达的能力会因此而增强，他的气息会益发舒张。
一部传记只有呈现了命运的弹性，阐明了它所包含的变量有多少，才算是站得住脚。然而诗人所追随的那条命定的线，什么也无法改变其严重。生命向来就只分在蠢货的头上；人都是为了补偿他们自己不曾拥有的生命，才去发明诗人的传记……
诗歌表达的是我们不可能拥有之物的本质；它最终的意义在于：一切“时刻”都不可能。欢乐不是一种诗意的情感。（不过欢乐还属于抒情世界的一个领域，因为偶然性在这个世界里，会把火焰与愚蠢聚在一起）有谁听过一首不会叫人不舒服甚至恶心的希望之歌吗？既然连可能都染上了一团粗俗的阴影，那要如何才能歌颂现在呢？诗意与希望之间，有种彻底互斥性，所以诗人才是一场热烈解体的受害者。当他通过死亡才充满活力时，谁还敢问他是怎么感觉生命的呢？一旦他屈从与幸福的诱惑，他就归属于喜剧了……可是，如果反过来，有火焰从他的伤口喷射而出，而他却还歌颂着至福——不行当中那快慰的灼热——他就会从那种一切肯定音调都带有的细腻与粗俗中，脱身而出了。就像荷尔德林躲进一个遐想的希腊，以一些更为纯粹的陶醉，以非现实的酣畅来改变爱的面貌……
诗人如果在出逃之际没有带上自己的不幸，他就会是真实世界一个卑劣的叛徒。跟神秘主义的宗师或是圣智之人不同，诗人无法规避自己，也无法从他自己的魔障中心逃出：他的出神体验本身就无药可救，都是灾难将至的前兆。因为没有能力逃开，所以对他来说，一切都可能，除了他自己的生命……
二
我是这样辨识一个真正的诗人的：在跟他的交往当中，在长期生活在他的作品深处之后，我身上的某种东西会发生变化；与其说是我的爱好或是品味，倒不如说是我的血液本身，就仿佛有某种微妙的症状潜入其中，改变了流程、浓度、质量。如果说想梵乐希或是斯特凡·乔治这样的诗人，我们在哪里碰上他们，他们就还是把我们留在哪里，只是让我们对精神的形式要求更多：那他们还只是一些我们并不需要的天才，一些艺术家而已。可是一个雪莱，一个波德莱尔、一个里尔克，却是我们身体最深刻的地方起作用，我们会像吸纳一种恶习一样，把我们吸纳进我们自己。一个身体靠近他们，会强化，然后软化，最后分解。因为诗人是一个破坏性因子、一种病毒、一种伪装起来的疾病，对我们的红血球来说，是最大的危险，而且是种绝妙而模糊的危险。活在诗人的势力范围内，就是感觉血液在变稀，就是梦想一个贫血的天堂，并且会听到血管中，有泪水在流……
三
诗允许一切，你大可在其中倾注泪水、愧疚、狂喜——尤其是哀告，而文章却禁止你热情奔放或是别的真理：要是可以控制、能够推衍、得体适度。但是，何不让我们也去偷窃诗的真理，强夺诗的素材，让我们也跟诗人一样那么勇敢？为什么不在论述当中渗入诗人的无礼、屈辱、鬼脸和叹息呢？为什么不就在通俗的语言当中解体、腐烂、做个僵尸、天使或撒旦，悲怆地背叛那些空灵或阴森的腾飞呢？智慧的勇气和做自己的胆量，不是在哲人学校，而是在诗人课堂才可能学到。他们的“论断”使上古辩士最诡异、最夸张的观点也相形失色。没人敢采纳这些观点：想想可曾有过一个思想家走到了跟波德莱尔一样远的地步？或有哪一个哲学家档案跟李尔王的冲天豪情，或是哈姆雷特的长篇独白变成一个系统吗？也许尼采在他的结局之前曾经做过吧，可惜的是，他还死命要弄他那些预言家的陈词滥调……是不是还可以在圣人这边找找？也就只有亚维拉的圣女大德兰，或是佛利诺的安杰拉有过几句异端邪说吧……可是他们又太常遇到上帝，这个令人慰藉的无意义，使她们坚定了勇气，却也降低了勇气的质量。要一个人不带任何信念，漫步于真理之剑，这不是一个人，甚至一个圣人之所能，可有时候一个诗人却做到了……
我想象一个思想家屏着一股傲气大声宣布：“我希望有一个诗人能成为我思想的命运！”可是，他这个愿望要想成立，他就得长期与诗人交往，子啊其中汲取被诅咒的绝妙，再将他们自己的颓败或是谵妄，将那抽象而完整的形象反馈给诗人——另外，他尤其得在歌唱面前投降，只活在灵感之内赞颂，体验这种不能做一个诗人的遗憾——遗憾自己不曾研习过“泪水的科学”、心灵的洪荒、形式的狂欢、还有瞬间的永生……
多少次，我梦想过一个忧郁而博学的妖魔，精通各种语言，深谙一切诗句与一切灵魂，他游荡于整个世界，穿越已故的波斯、中国、印度和垂死的欧洲，饱食千种蛊毒、万种狂热、无限沉醉；——多少次，我梦想过一个诗人的朋友，因为绝望于自己不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从而认识了他们中的一个。
（宋刚 译，选自宋刚译/萧沆《解体概要》，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版）
参见世说文丛总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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