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疏离
——读阎连科《我其实是我们县最不受欢迎的人》
阎连科这篇文章让我想起了80年代的寻根文学，文学真的有地方性的根吗？“土得掉渣”是不是一种修饰而已，像贾平凹那样。人性是文学的根，灵性是它的翅膀。阎连科已经走出的那个小“村”望不见太远的地方，也属无奈。
阎连科的苦恼很深，知道回不去了，但他很努力。结尾处好像是实现了回归，但那不过是表层的、亲情意义上的东西。这篇文章可以当小说来读，阎连科好深啊！深到那样不易觉察。他父亲的两句话：一句“走了就努力出息些”，一句“回来了，吃饭去吧”。这是整篇文章的题旨所在，把深情、深意和深深的无奈一块道了出来。它铺述了质朴的深情，又暗示了至深的疏离。
的确，故土家乡是朴素而深厚的情感之源，阎连科总可以找回它。然而，远行者的悲凉心境是什么，是永远的疏离，是疏离后不会再有的相互理解。想回归而无法回归，阎连科认了这个命。这一层体悟，可以说道出了中国文学在这个时代的宿命。这个宿命就是：纯文学成了“我们县最不受欢迎的人”。
读《创世记》的一点感想
在哲学史上，自由意志的理论在希腊哲学的晚期才刚刚萌芽，出现在伊壁鸠鲁原子论学说中，是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发展了这一理论，如奥古斯丁、司各脱、奥卡姆等人。
《创世记》二、三章的叙事线索是清楚的。人是先有的选择能力（自由意志），而后有的分辨善恶的能力（智慧）。如经上所记，夏娃在耶和华的话（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和蛇的话（可以吃那果子）之间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吃了禁果。夏娃和亚当吃了果子之后，眼睛就明亮了，知道为赤身裸体而害羞了。这是把自由意志和智慧分前后表述出来的，是清晰的。那么“罪”归给自由意志，还是归给智慧或理性呢？是归给自由意志。长期以来这一点搞得混乱，致使一些哲学家把罪与智慧挂钩，成了智慧即罪恶这样一种反理性主义的借口。
先有自由意志，后有分辨能力，并不矛盾。如今人的心理现实也是这样，意志是决断行动、决定态度的，理性是分辨是非善恶的，二者往往不同步。人有了分辨善恶的能力，神为什么要把他们逐出伊甸园？经上说是怕他们再伸手摘生命树上的果子吃，就不会死了。言外之意是，罪也就跟着永恒了。“罪的工价就是死”，不然那堪想象被玷污的天国。这还是自由意志的问题，自由意志可以选择善，也可以选择恶，两可（奥古斯丁认为只能选择恶）。如此，人分辨善恶这点能力就靠不住了，逐出伊甸园就难免了。我们琢磨一下人的精神图景中意志和理性的成分，就能体会到一点圣经启示的神意。
既然自由意志导致人的犯罪，那为什么上帝还要把它给人呢？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解释说：是因为自由意志太宝贵了，上帝冒险也要把它赋予人类。这个赌注太大了！人间大戏，上演无穷。人之为人，就在于自由意志，而不是理性或智慧。按《创世记》所述，“禁果事件”之前，神看他的造物“甚好”，而智慧不过是吃禁果之后才出现的。自由意志之所谓宝贵，在于它成就了人，但也可以败坏人。无论宝贵也好，危险也罢，让我们承认自由意志的强大。与它相比，理性、真理等都算不上什么，顶多是一些小奢侈品。“人要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而人要一犯罪，上帝则严肃对待，甚至发烈怒。不褒不贬，意志这个巨大的事实，善与恶发动之地，我们绕不开它。为此而求神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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