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之家
“刀刀个个，个个刀刀……”一个老人在得意地摇晃着头，像个说书人在说书。这个老人是我的爷爷，说的是山东快书“薛刚反唐”。
我爷爷1956年83岁去世的时候我才8岁。由于从小跟爷爷一起生活，对爷爷有很深的印象。爷爷个子不高，面色红润，有一条腿瘸了，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土改的时候让农民把腿打瘸的。因为我爷爷是地主。爷爷的手很光滑，老年人的手都很光滑，但是我爷爷的手一看就知道是个不干农活的手。他的一只手腕子上有一个突出的大骨头，是骨折。土改时农民斗地主，准备打死的用棍子镢头往头上打，不打算打死的则打屁股。打我爷爷屁股的时候他觉得痛，用手挡着，结果把手脖子打断了。侥幸的是留着一条命。土改工作组指挥农民把他砸残废后扔在磨坊里，躺在地上三四个月不能动弹，时值夏秋之际，幸亏有个佃户每天偷偷地给他送点煎饼之类东西，送点水，才没有饿死。后来是他的小儿子——我的父亲花钱请客，在青岛请了人，趁国共拉锯战的时候到日照老家把我爷爷抢了出来，弄到了青岛。当时日照是“解放区”，青岛是“国统区”。
我是从大人嘴里知道土改发生的事情。对我说的最多的人是我的小舅。他土改时16岁，家乡是日照南部。土改砸人的时候他就站在一边看。他说当时是夏天，一个大坑埋了20多人。一个地主家的男孩才4岁，被两个壮年男子一人扯着一条腿，活生生劈成了两半。有个二十几岁的小媳妇被人用粪叉子勾住乳房拖到大坑里活埋。没有被砸死的地主则被“扫地出门”。我小舅说他还看了一次大义灭亲的斗争大会，一个叫刘洪约的共产党干部亲自主持斗他的地主父亲，并把他父亲当场枪决。日照是土改闹得很凶的地方。
我爷爷是被农民打残废的地主，我爷爷的小儿子——我的父亲是国民党政府的官员，在共产党接管大陆前夕逃到台湾。按当时的标准，是个极端反动的分子。家里有我爷爷奶奶、娘、三哥和我。这个家庭在当时是个不折不扣的反动家庭。然而这个地主兼逃台分子的家庭里却挂着一块匾，上面写着“光荣之家”四个大字。
“光荣之家”是我最早认识的四个字。后来我知道，这四个字是华岗写的，华岗是山东大学的校长，上世纪五十年代山大校址在青岛。华岗曾是我十大爷的战友。我十大爷是我爷爷的三儿子，我父亲的亲哥哥，农村兴大排行，他排行第十，我爸爸排行第十二。我十大爷早期参加八路军，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因此我爷爷就是军属，军属当然是光荣之家了。我十大爷的二儿子，我的堂哥，抗美援朝的时候是志愿军的空军，在一次空战中打下了四架美国飞机，自己的飞机也被敌机击中，牺牲了。现在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里还挂着他的遗像。我爷爷还应该算是烈属。当时政府每月救济我爷爷和奶奶一人一袋子面粉钱，一袋子是五十斤，这是对军属的照顾。当时听大人说这是跟我十大爷沾的光，直到2007年我看到了我十大爷的诗集《牟宜之诗集》，才知道那时青岛的市委书记是赖可可，市长马保三，这两个人都是十大爷当年的战友，是我十大爷委托他们照顾的。对此我爷爷挺高兴，经常有人说我爷爷有福，说我爷爷“共产党来了也不怕（有我十大爷）国民党来了也不怕（有我爸爸）。现在想起来很滑稽，一个挂着“光荣之家”的军属家庭同时也是地主反革命家庭，到底算怎么回事？
我记得那时常有警察到我们家来，五十年代初期，全国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接着又开展肃清反革命运动，叫“镇反”和“肃反”。警察到我家来是调查我家里是否藏有枪支。他们怀疑我爸爸去台湾时把枪藏了起来。警察不问我爷爷和奶奶，可能觉得他们年龄太大，主要是问我娘。我娘一个妇道人家，警察一来就紧张，哪里会有枪支？我父亲过去是青岛市政府的文职人员，没有手枪的。我记得我小时候很愿意唱歌，可经常唱错了歌词。我理解力差，有些概念分不清。我弄不清“祖国”和“中国”的区别，也弄不明白“纳粹”和“杂碎”的区别，杂碎是北方人骂人的话，纳粹是指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党。当然这是长大了知道的。更不应该的是我弄不明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我常听大人说起国民党、共产党，但不明白这两个党是干什么的，唱歌的时候把歌唱共产党的歌词唱成了国民党，把国民党唱成了共产党。这时候我娘就对我说唱错了，别唱了，别让警察听见。警察中有一个姓邱的，都叫他邱同志，是过去的户籍警，建国后留用下来。此人负责我们这一路段，他奉命到我家调查，当时他还是个青年。以后我娘常常说：邱同志是个好人呀！真是个好人呀！原因就是邱同志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到我家来调查询问的时候态度非常和蔼，从不吹胡子瞪眼。就为这点事，我娘念叨了一辈子。以后我常常看到他，八十年代他早已退休，我有时看到一个高个子头发花白的老人走在掖县路上，我总是站下向他行注目礼。那人就是邱同志。
警察到我家调查枪支的同时，每逢年过节街道干部还敲锣打鼓地到这个“光荣之家”来拥军优属。我爷爷为了示好，给来的人占卦，经常抽到“上上上”三个签，爷爷接着把那人夸奖一番，说有好运气，大家都笑一场。
我爷爷是前清秀才。我记得很清楚，他的后脑勺下边有撮很短的头发，像是辫子根，始终留着。他大概对于辛亥革命之后剪掉辫子很无奈，留着鞭子根表示对清朝的怀念。满清早已被推翻，经过北洋军阀、蒋介石，已到了共产党的时代了，可我爷爷还常常提起光绪皇帝。那时都是理发师到我们家里来给他剃头，有一次准备给他把辫子根剃掉，他开始不同意，在别人的劝说和安慰下他终于没有拒绝，“哎哎”地叹着气，终于剃掉了。
我爷爷有些独特的习惯。到了晚上房间里不让开电灯，说电灯耀眼，非要点蜡烛不可。吃饭必须按钟点，但多一口也不吃。吃饺子要数数，把饺子倒在桌子上数。吃大米干饭的时候若有一个米粒掉在桌子上也要捡起来吃掉，并强迫我和哥哥也这样做，说“一个大米一个官”。直到现在我还有这个习惯，把掉在桌子上的米粒吃掉。
我奶奶1950年去世，我还不大记事。爷爷是1956年秋天去世的。我那时已经上小学一年级，能背诵课文了。我学的第一课是“毛主席”三个字，第二课是“工人农民”，第三课是“棉花麦子稻子”，第四课是“火车飞机轮船”，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在爷爷跟前背诵课文，爷爷很高兴。在爷爷最后的几个月里，他经常把我和哥哥叫到跟前，一边叹气一边摸我们的头。在爷爷跟前待不住，他摸了几下，我们就挣脱出来冲到院子里玩。
爷爷去世后挂在墙上的“光荣之家”四个大字被摘掉。军属的身份去掉了。剩下的只有地主和逃台家属的身份。
四兄弟
我爷爷和奶奶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我爷爷是前清秀才，年轻时“创外”，曾担任过山东法政学校（山东大学的前身）的教务主任，做过胶东税务局长，攒了一些钱，回老家买了几亩地做起地主来。我奶奶勤俭持家，听我娘说每遇到灾年奶奶就煮一大锅稀饭放在门口让穷人吃。有一年，有个本村的穷人吃不上饭，想把孩子卖掉，我奶奶听说后把自己养的蚕卖掉，把卖的钱给了那穷人，免得他卖孩子。
二十世纪前半叶是中国历史上很乱的时期。辛亥革命，北洋军阀混战，日本侵略，国共内战……混乱的年代造就了各色各样的人生。我爷爷的四个儿子走了四条不同的路。大儿子早早把地卖了，把钱花光；二儿子发家致富，土改的时候被砸死；三儿子干了共产党，成为共产党的高干；小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干了国民党，是国民党的高干。我爷爷的大儿子，我的大爷1964年去世的，我记得他经常对我们说：“你大爷我有先见之明呀！”原因是他早早地把我爷爷分家时分给他的土地卖了，土改时没有事，而他的弟弟——我爷爷的二儿子则不断地置地，土改时被共产党领导的农民砸死。所以他说自己有先见之明，是“半仙之体”。其实谁都知道他卖地是因为不会种地不愿经营，把卖地的钱用于吃喝玩乐。不是他未卜先知。后来他到青岛市干了小职员。在讲阶级成分的年代里他的儿女们比我幸运，因为我的大爷不是地主。我的堂姐和堂弟早早地就了业，有了正式工作。可是毕竟我大爷的父亲（我爷爷）是地主，他亲弟弟（我爸爸）去了台湾，对他也不能没有影响。幸亏他“文革”前去世，要不然也是在劫难逃。我的大娘可就没那么幸运了，文革开始后的某一天，有人在她门外放了一个大爆竹，声音很大，我大娘说了一句“敢是来了？”这下可坏了，让邻居听见了，报告了居委会，说我大娘说国民党蒋介石要“来了”。任我大娘怎么解释都没用，干部们非让她说说“来了”是什么意思。可怜我那大娘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说出“来了”这两个字。
我爷爷的二儿子，也就是我的八大爷是弟兄们中最精明的一个，很懂得发家致富之道，可是对农民也盘剥得厉害。他哥哥不断卖地，他却不断买地，地越来越多。1947年土改的时候，共产党领导农民斗地主分田地，我们老家闹得很凶。地主都被五花大绑地跪下，准备砸死的跪在前排，不准备砸死的跪在后排。正前方供着贫雇农们祖先的牌位。全村共砸死了八个人，打残的更多。我这个八大爷被砸死了。
我爷爷的三儿子，是我的十大爷，年轻时参加共产党，经历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为共产党立了不少功劳。建国后成为高级干部。建国初期著名的骗子李万铭就是他发现揭发出来的，老舍为此还写了一部剧《西望长安》。我这位大爷生性耿直，看到不对的事就要说出来，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受到冲击，发配到齐齐哈尔地区昂昂溪劳动。1975年病逝于济南南郊宾馆。1981年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我的爸爸上学时学习很好，在济南高中毕业后考上了清华大学。可是我的爷爷不愿意拿钱供给他上学，没办法我爸爸只有考不要学费的大学，那时叫“官费”。当时有军校（陆军大学，即以前的黄埔军校）和政校（中央政治大学），我父亲不愿意当兵，考上了中央政治大学，是国民政府办的，从此他就算是“投奔”了国民党。大学毕业后正值抗战开始，他放弃了政府安排的文职工作，投笔从戎，到抗战第一线。1938年，我爸爸在汉口开往武昌的轮船上，突然有人从后面在他肩上拍了一下，回头一看，是我的十大爷，他的哥哥。当时我十大爷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工作。这两人是真正的铁哥们。两人畅谈，哥哥把身上带的钱都给了弟弟。以后两人再没有见面。
2009年，我到日照银河公园拜谒牟宜之诗碑——我十大爷的诗碑后赋诗一首，纪念我十大爷和我父亲：
走马神州似转蓬，长江一别太匆匆。
抗倭初显英雄志，逐鹿更惜兄弟情。
东海怅惘空洒泪，荒蛮流落意难平。
丰碑日照傲然立，万代伐柯有后生。
我爸爸抗战时在第三战区，所在连队的连长战死，他曾代理连长。有一次日寇飞机轰炸，全连每人挖一个掩体躲在里面。有个小兵看到我爸爸较胖，就把他自己的稍大一点的掩体和我爸爸交换。飞机轰炸完了，我爸爸出来一看，小兵躲藏的掩体被炸飞，小兵的尸体炸得找不到了。我爸爸从此记住了这个救命恩人，每到过年摆供上香纪念他。部队休整后开到天目山一带对敌作战，在日军强大炮火下，我爸爸那个连只剩下三十多个人，其余的全部战死。我爸爸负伤。从此他脱离战斗第一线，到第三战区总部工作，是谷正纲的下属。后来到重庆，担任国民党中央出版署的总干事。抗战胜利后，我父亲作为“接收大员”来到青岛，在市政府任职。国共兵戎相见，国民党溃败，我父亲随青岛市政府部分人员于1949年5月底乘船离开青岛去台湾，乘坐的是最后一批离开青岛的船，两三天后，解放军先头部队就进入市区。我爷爷、奶奶、娘、我和三哥留在了大陆。
大跃进与大饥荒
1958年开始了大跃进。说起大跃进我突然想到一个笑话。2003年非典流行时，某单位成立了防止非典传染领导小组，由正副局长和办公室主任组成，两个局长一个姓夏，一个姓胡，办公室主任姓曹。人们戏称为“瞎胡操”。1958年的大跃进可是一场真正的全国范围的“瞎胡操”。那时有许多响亮的口号：“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十五年超英国，二十年赶美国”“一天等于二十年”，说共产主义快实现了。共产主义什么样子？就是每天吃两个鸡蛋，一包奶，吃完了饭可以吃个苹果。捞面条和白面馒头随便吃。到了共产主义每人一件狐皮大衣。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人们出门就坐车，除了赛跑以外，就不用腿走路了。北方有暖气，南方有冷气。全国每个县都建飞机场……等等。我记得有人争论，一个说共产主义1965年能实现，另一个说不用1965年，1962年就可以实现。有些老太太常常自问：“我还能不能活到共产主义？”
大跃进时期无论什么都搞全民行动，有一阵子全民打麻雀，麻雀和老鼠、苍蝇、蚊子称为四害。家家户户都行动起来，大人孩子一起上，用弹弓打，打不着就吓唬鸟，不让它们落地。人们仰着脸弓着腰撅着屁股，一手拿着擀面杖或者火钩子，一手拿着脸盆，一面敲打一面对着天空中飞着的麻雀声嘶力竭地吆喝着：“嗷、嗷、嗷……”。有人上了屋顶，有人爬上了树去吓唬麻雀。倒霉的不光是麻雀，喜鹊乌鸦也跟着一起遭殃，弄得小鸟大鸟到处乱飞。可怜的鸟们自上帝造出来大概就没见过这个阵势，我曾看到有麻雀飞着飞着就扑棱一声掉了下来。还有一阵子全民积肥，有人满世界找大便，搜集起来，送到指定的地方，支援农业生产。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全民大炼钢铁。当时提出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钢元帅”。我那时在大学路小学上三年级。在老师带领下，我们到太平角海边挖“铁沙”，把沙滩最浮上那层黑色的沙子装在桶、盆里面拿回学校。说这就是铁沙，作为大炼钢铁的原料。我们华山路七号和九号两个院子垒了一个炼钢炉，家家户户都把铁锅、炉子等献出来炼铁。炼铁炉是用破砖垒的，两边一边一个风箱，有人拉火，像家里做饭拉风箱一样。把院子大门拆了，门把子是铁的，作原料，门框是木头的，用来烧了炼铁。当时许多院子的大门一夜之间没有了，就是这么弄的。炼铁炉24小时不熄火，街道居民——老头老太妇女儿童齐上阵。用木头炼铁的结果是什么？不用说了。
不但城市居民大炼钢铁，农民也大炼钢铁。我的小舅从日照老家到我家来，常常讲起1958年农民炼钢，吃公共食堂的故事。农民炼钢，农活自然就没有人干了。有一阵子地瓜花生等烂在地里无人收。家家户户把铁锅交出来炼钢，到食堂吃大锅饭。全村一个大食堂。农民排队打饭。还有的村庄把农户家庭的厕所也拆了，全村建立两个大茅房，一遇到下大雨粪尿泛滥……1958年的胡作非为自然会受到惩罚，终于引起了大饥荒。1959年下半年饥荒就显露出来，1960年初已经很严重了。粮食按计划供应，没有工作的市民和小学生每月21斤粮食，后来加到24斤。中学生每月27斤。每人每月半斤豆油，半斤猪肉，其他没有什么油水和副食品。民以食为天。看看当时吃的东西吧。
有地瓜、地瓜干。购买地瓜和地瓜干用粮证上的粗粮顶。一斤粗粮可以买五斤地瓜，或者三斤地瓜干。瓜干常年可以买到，地瓜只有秋季下地瓜的时候能买到。每到秋天粮店里来了地瓜的时候，家家户户全体出动到粮店排队挨号买地瓜。煮一锅地瓜全家人围着吃，这就是一顿饭，没有别的。吃地瓜可以吃饱，不过一年就那么几天，只是秋季产地瓜的时候。平时吃地瓜干，那就捞不着吃饱了。当时我上小学五年级，同学们在一起谈理想，大家的理想都是将来能吃饱地瓜干。1962年我读初一，我哥哥读高一，那时情景比1960年稍好一些，我们中午回家吃饭，一人一碗地瓜干，多了没有，就一碗，喝着白开水。那时机关单位厂矿企业职工吃食堂，也有细粮饭票、粗粮饭票和地瓜干饭票。这种饭票一直延续到文革时期。我曾看到山大医院职工食堂的饭票，上面印着大字“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下面印着小字“瓜干二两”。地瓜叶是指晒干了的地瓜的叶子。用苞米面或者豆面掺上地瓜叶蒸成菜蛋儿，我们叫菜萁榴，或者地瓜叶萁榴。我记得1960年冬天和1961年春天中午饭就是地瓜叶萁榴，我娘吃两个，我吃三个，我哥哥上初中了，吃四个。神农尝百草。地瓜是粮食，地瓜叶平时农民用来喂牲口，人用来当饭吃也勉强。除此之外，能吃的东西可以说都尝遍了。
有槐树叶和杨树叶。我记得1960年春天吃槐树叶，把发青的槐树叶撸下来泡在水里很长时间，再渥干，剁碎，掺进粗面蒸馒头吃。槐树叶多，粗面少，整个馒头是青色的。许多人吃了胃痛、胃酸，还有人吃了肿腿，可是我觉得很好吃，吃了一点事情也没有。杨树叶和槐树叶的吃法相同，比槐树叶还好吃一些。
还有各种野菜。例如曲曲芽和蚂蚱菜，都是可以吃的野菜。掺上面蒸、下锅炒都可以。放上盐用清水煮也行。荠菜就不用说了，现在也在吃。还有一种和荠菜挺像的野菜，有点辣，我们叫“辣蒿”，能生吃。
还有枣树叶子。邻院有几棵枣树，树枝伸到我们院里，我们就把枣树叶子弄下来，准备和槐树叶子一样吃法。但是实践证明不行，苦得没法入口，不能吃。还有豆饼、花生饼（炸豆油和花生油剩下的渣滓）、豆腐渣、酒糟等，都是能吃的东西。
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叫不出名字的“代食品”。那时人们没有饭吃，找了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充饥，叫“代食品”。有的单位给职工发“代食品”。有些邻居代食品发多了，吃不了，就匀给我家一些。那些代食品是什么东西、我到底吃了多少种代食品，现在也弄不明白。那些代食品远不如地瓜叶好吃。有种代食品怎么也嚼不烂，更咽不下去，我怀疑是木粉渣滓。
那时城市居民吃的是粮店里卖的粮食，卖什么吃什么。我记得有段时间粮店只卖高粱面，我们叫“红面子”，居民只能吃红面子。红面子窝头虽好吃，但是容易引起便秘。那一阵子天天吃，上顿吃了下顿吃，连着吃半个多月，不吃别的。时间长了更屙不出来，憋得难受。居民都说屙不出来。平时邻居见了面，经常互相问：“你吃了饭了没有？”可是吃红面子那阵，居民见了面，却问：“你拉出来了没有？”若说当时青岛市有几十万人同时屙不出来，并不过分。
还有段时间粮店里来了一种米，颗粒像小米一样大，但颜色和大米一样，是白色的，说不出是小米还是大米。这米有很重的汽油味，无论洗多少遍，做出的米饭还是有浓重的汽油味，很难吃，但是粮店里不卖别的，只有吃这种米。我一直弄不明白这是什么地方产的米。为啥有汽油味？直到2004年我看电视播出的纪念李先念片子才明白是怎么回事。1961年有段时间全国的粮食只够城市居民吃一个星期的，这样下去一周后全国城市居民要断顿，不知要饿死多少人，李先念负责对外贸易，他忧心如焚，急忙给周恩来打报告，要进口粮食。当时中国粮食极端短缺，但政府一直不进口粮食，提的口号是“发愤图强，自力更生”。进口粮食的事周恩来也做不了主，他把李先念的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同意进口。李先念赶紧从国外买了一批粮食，为了降低成本多运粮，租用了运输原油的船，用散装而不是袋装的方法把粮米运回国。为了装卸方面，还连夜赶造了真空机，吸这些散装的米。盛石油的船盛散装的米，米怎么会没有汽油味呢？
常吃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再好的胃也会出毛病。我记得1961年春天我肚子疼了一个星期，其实就是胃疼，疼得厉害，只好跪在床上用叠起来的被子顶着肚子。没有药可吃，就这样干靠着，也不能去上学。六七天后慢慢好了。以后我的胃就不好，经常半夜胃酸疼起来。人的胃到底能装什么东西、装多少东西，伸缩性是很大的。1961年的春节，我们饿了一年，娘把过节照顾的面和平时一点点省出的面加起来，让我和三哥放开肚子吃饺子，管饱。白菜肉饺子，挺大的，我吃了93个，我三哥吃了113个！那时我才12岁多，我三哥也不到15岁。现在想起来有点后怕，幸亏没有把胃撑坏。
因为城镇户口居民有按人头配给的平价粮食，基本没有饿死人，要死也是生病死的。但农村饿死的就多了。1965年春天，我上初三，学校组织到即墨南泉棘红滩的一个村庄下乡劳动，我们劳动的那个村庄60岁以上的只有一个人，是我住的那家主人的母亲，当时65岁了。他儿子是生产大队长。为什么60岁以上的老人那么少？村里人说1960年没饭吃都饿死了。当然饿死的大多是平民百姓。当时流传着民谣：“一天得一两，饿不死书记大队长；一天得一钱，饿不死会计管理员。”还有民谣：“吃柳叶，啃树皮，一辈子忘不了毛主席。”“三月半，抢粮站，抢了粮站吃饱饭。”当然说说而已，粮站里的粮食冒尖，有人就饿死在粮站的大门口，但谁也不敢抢粮站。
我记得三年饥荒时期，延安路东头（现海信立交桥）一带是自由市场，我常跟着大人去。我记得市场上有些衣着褴褛、蓬头垢面的人，专门抢东西吃。人们叫这些人“龊巴子”。我曾看到有个人拿着一个馒头在吃，一个“龊巴子”一把抢了过去，一边跑着一边吃，被抢的那人在后边追。还有的龊巴子抢了干粮马上往上面吐痰，即便被抢的人夺回干粮来，也恶心得不愿再吃了。我还记得在东方市场的大众食堂里有人在吃面条，有个“龊巴子”过去讨要，那人不给，“龊巴子”一下子把脏得发黑的手伸进碗里抓住面条……这些“龊巴子”也真是可怜，他们只抢吃的，不抢别的东西。
大饥荒时，我们同学的体质都很差。下课之后谁也不愿不活动，都到教室外面的窗户下晒太阳。那时大家经常说“我还吃不饱来，我没有劲。”“你是不是吃饱了？”“你吃饱了撑的”。每到上午第四节课，我根本听不进老师讲什么，满脑子是大米干饭猪肉，幻想着吃好饭。我那时上小学五年级，我们班十几个男女同学饿极了胡吃东西，吃了藤萝树上结的“巴豆”，结果都上吐下泻集体住院。
1962年以后生活逐步好转，杨树叶槐树叶地瓜叶萁榴不用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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