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出身
我家庭出身不好，出身地主，爸爸是国民党，去了台湾。这家庭出身像魔咒，禁锢着我和三哥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我奶奶1950年去世，爷爷1956年去世。爷爷去世后，我们家军属的身份去掉，剩下的就是地主和逃台家属的身份。其实爷爷活着也是我十大爷找到他的战友——当时青岛市政府的领导给与照顾，表面上风光一点而已，我家真正的身份还是地主和逃台家属。最早给我震动的一件事是1959年我哥哥考初中落榜。我哥哥是极聪明的孩子，学习绝对出类拔萃。上小学四年级时口算两位数乘以两位数一分钟内就说出来，绝不会错。《突破乌江天险》这篇挺长的课文他五六分钟就背过，一个字不错。就是这样的学生，考初中竟然落榜！这是因为1959年党开始贯彻阶级路线，在学校里当然不会例外。地富反坏右以及其他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少年升学都受到很大影响。
那是1959年夏天，哥哥的班主任到我家来，通知我哥哥没有考上初中，落榜了。我哥哥事先没有心理准备，听到后站在门后呜呜地哭了起来。我娘也哭。我没有哭，呆呆地坐在床上看着眼前的一切。后来看到我们上面的院子一个姓米的，哥哥的同班同学，他也在哭，也落榜了，他的爸爸1957年打成了右派。哥哥的班上有四个没考上初中的，一个学生的父亲是右派，两个学生的父亲去了台湾，还有一个学生的父亲下落不明，大概也去了台湾。当时大学路小学的校长张新民听说我哥哥落榜了，到青岛二中去了三趟，询问为什么不要这么好的孩子。当然没有结果。三年之后的1962年，阶级路线贯彻松动，哥哥从民办初中毕业又考上了二中的高中，碰到张新民校长，张校长摸着我哥哥的头亲切地说：“好孩子，好好学习呀！”2009年，我偶然得知张新民校长还健在，祝这个正直的老人健康长寿！哥哥落榜后，我娘领着他到处找学校，后来上了一所民办初中。
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学生受到了歧视。我的家庭出身是地主，地富反坏右，地主排第一。不仅是地主，我的爸爸还去了台湾，家庭出身是“坏上加坏”。有次和同学打架，他不停地骂我“地主”。
那时我年龄小，没觉得什么。还有一次，是1965年秋天，我中考落榜后在同学家打扑克，为一件小事和一个小我一岁的男孩争执起来，他竟然狠狠地对我说：“你注意点，这里不是台湾。”这不是指我的爸爸去了台湾吗？我忍受不了这种挑衅，当即跳起来一拳把他打倒在地。他站起来举着椅子要打我，又被我一把连椅子带人推倒地上。其他人赶忙把我们拉开，他坐在地上哭。我余怒未消。扑克是打不成了。从此我们两个再不说话。其实他的家庭出身也不好。
1962年，阶级路线有了很大的松动，考学只要学习成绩好就行，不看家庭出身了。我和哥哥都考上了二中，他上了高中，我上了初中。初中上了一年，又开始贯彻阶级路线，并且贯彻得更厉害。我有个于姓同学出身革命烈士，父亲曾担任过中共青岛市委副秘书长，六十年代初去世，家里挂着烈士证书，上面盖着毛泽东的大印。母亲也是党的干部。这个同学很有个性，可是不愿学习，纪律也不好，还和老师顶嘴。有次政治课考试，一道试题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是什么，正确答案应当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可我这同学大概是听课不认真，回答成全体人民的党。这还了得！因为当时正在批判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全民党理论！老师在课堂上多次讲这问题。可我这同学偏偏回答成了全民党。这不是修正主义吗？革命家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孩子？老师百思不得其解，最后认为是我把他带坏了。我住在华山路，他住在大学路，我俩放学走一路，我常到他家里去玩。我的家庭出身很不好，可学习好，也守纪律，但不要求进步。老师认为我属于根子坏、思想复杂，阴险的那一类，有意识地把同学带坏。班主任到他家访问时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的妈妈。他妈妈嘱咐他以后别跟我玩了。我同学又把这事情的整个经过告诉了我。我当时觉得奇怪，也有被冤枉的感觉。我们都十三四岁，只是在一起玩，没有别的，他的行为与我没有丝毫关系。
过了有一个星期，这位同学告诉我：“我妈妈又让我跟你一起玩了。”我又高高兴兴地到他家玩。他的母亲是个很善良的人，我同学也很有正义感，这在以后的“文革”当中表现出来。
可是老师还是怀疑我带坏了我这位同学。不过没有什么证据。初一升初二班主任交班时，初一的班主任跟初二的班主任说了这情况，初二升初三时也是如此。有次班主任老师问我：你们两个在一起都谈论什么？我们都是十几岁的孩子，能谈论什么？我同学家里有不少书，有列宁全集，有太平天国方面的书，有本小册子《李秀成》，我们两个都很佩服李秀成。我只好跟老师说我们谈论历史人物。老师说应当要求进步，看革命书籍，不能谈论历史人物。
我们这届学生是1962年考进初中的，那年贯彻阶级路线松动很大，所以很多出身不好的学生考进来了。我们班有出身革命干部的，出身贫农、中农、工人、职员，也有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小业主、反革命的。那时大部分家庭都穷，我记得上初二的时候，学校的教导主任把我们班整体上做了调查，把班级的家庭总收入除以家庭总人数，我们班家庭人均生活费是人民币六元。同学们在一起学习、玩耍，本来没有隔阂，可是非要贯彻阶级路线把同学分开。我出身剥削阶级反动家庭，可是家里实在是穷，我娘没有工作，领着两个孩子艰难地生活着。政治上让人瞧不起，经济上也让人瞧不起，我从小就有自卑感。学校组织星期天看电影，一角钱一张票，我几乎从来不看，因为交不起一角钱。
哥哥也觉得很冤，这是“政治地主、经济贫农”，我们家已经很穷了，已经破落了，他觉得填表时应当填“破落地主”。“破落地主”总比地主好听些。我娘没有文化，也不管这些事。我看到哥哥填表时写破落地主，我也写破落地主，可没想到“破落地主”竟然被老师写在了点名册我名字的旁边！
原因是这样的：我们的语文老师阶级觉悟很高，忠实地贯彻阶级路线，把每个学生的家庭出身都写在点名册名字的旁边。出身工人就写“工”，贫农写“贫”，以此类推，知、职、中、地、富、反、坏、右等字都出现在点名册上。可是我的名字旁边是“破落地主，逃往台湾”八个字。此老师教好几个班，其他班上的学生先看到了，有认识我的，见到我他们就笑。这八个字成为我的标签。后来我也看到了。心里虽然不高兴，也没办法，怎么写随便吧。后来这老师在文革中第一个被揪斗。我听说后找不到同情的感觉。粉碎四人帮后八十年代他又成为第一批全市的“特级教师”。我也不佩服他。
我上初三的时候，哥哥了解到家庭出身应当随父亲，不应当随祖父。我爷爷是地主，我爸爸不是。我爸爸以前是国民党青岛市党部执行委员，青岛市政府社会局主任秘书，也就是秘书长。哥哥的政治老师认为我爸爸是“伪官吏”，于是我哥哥在家庭出身那一栏里填上了“伪官吏”。我也跟着填“伪官吏”。我当时觉得伪官吏比地主好些。后来想想既可恨又可笑，投降日本鬼子汪精卫的人应该称“伪”，我爸爸曾积极参加抗战，怎么会是“伪”呢？我有两个同学，其父过去也在国民党政府当官，他们写的家庭出身是“旧官吏”。这样才对。可我跟着哥哥学，一直写“伪官吏”！
那个时期党要求出身剥削阶级的学生一定要背叛自己的家庭，和反动的家庭划清界限。要清除头脑中的剥削阶级思想，要靠拢团组织，要求进步。有些同学纷纷表态发言，批判自己的反动家庭，写入团申请书。还有回家跟父母闹的。对此我很反感。划清界限？我不到八个月父亲就去了台湾，界限自然划清了。和我娘划清界限？我娘是非常宽厚善良的人，含辛茹苦地抚养着我和哥哥，我怎么能划清界限？再说我有什么剥削阶级思想？我私下里对很要好的同学说：“划什么界限，划个屁。”我知道他不会告发我。我不批判自己的家庭，也不靠拢团组织，不写入团申请书。我家庭出身不好，又不要求进步，所以若干年后同学们知道了我成为中学政治教师的时候都感到奇怪。我们班当时五十几个学生，如果让人猜想其中有一个将来教政治课，还是市政协委员，恐怕猜五十个也猜不到我。
1965年夏天，对许多青少年学生来说是很不幸的。许多有才华的想报效祖国的青年学子被剥夺了继续上学的权利。他们失学的原因就是家庭出身不好。我哥哥考大学落榜，我考技校落榜。后来听说考生的档案上面写了三种意见：该生可以录取，该生可以考虑，该生不予录取。我们的档案后肯定是第三种意见，考试卷子答得再好有什么用呢？我记得试卷上方填姓名，准考证号，还有家庭出身。我填的仍是“伪官吏”。我看到坐在我前排的不知哪个学校的女生写的是“富农”。我们班级52个学生，中考落榜21个，14个女生，7个男生，全都是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其中有个女生学习很好，是共青团员，家庭出身是职员，她为什么考不上学？到九十年代同学聚会时我问她这个问题，才知道她的的家庭出身是资产阶级。
那个年代，调查一个人不仅要查祖宗三代，还要查七大姑八大姨三娘六婶子等许多社会关系。填一些入学、招工、参军等的表格，反正是只要填表，除了填家庭出身之外，还要填上社会关系中有没有关、管、杀、外逃的。也就是有没有被关进监狱、被管制、被枪毙、逃亡台湾的。对组织要忠诚老实，如果有这种关系不写上，那就是对党不忠，是对党的态度问题。六十年代我姨的儿子要参军，因为我父亲去了台湾而未能如愿。尽管他家庭出身是贫农。我姨在日照，和我们没有联系。但他们有我爸爸这个社会关系。改革开放后我的家境好一些了，我那曾当不成兵的表哥好几次托人捎话给我们，说“好光没沾着，坏光沾了不少”，我听后为他难过，但也很无奈。
我有个邢姓小学同学，父亲是资本家，雇佣的账房先生有日本特务嫌疑，称为“特嫌”，于是他父亲也被称为“特嫌”，可他想不到的是他自己竟然也成为“特嫌”，“特嫌”也上了他的档案！这是九十年代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自己的档案时才发现的。他档案里有一页纸，上面记载着他父亲特嫌的事情。当然此时特嫌对他已经没了有任何影响。有人劝他把这页纸抽掉，他不干，说：“留着当见证吧！”因为这“特嫌”，我这同学在那个年代里很长时间找不到工作，没有单位愿意要他。
家庭出身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太大了。2007年我参加一个亲戚的婚礼，我同桌有个从台湾回来探亲的，给我讲了他和儿子的故事。此公是诸城人，出身地主家庭，四十年代末在青岛读初三，那时他已经结婚生子，老婆孩子在农村住。他有个老乡在国民党军队的运兵船上工作，他常到船上找老乡玩。有次船要到台湾运兵，他想跟着船到台湾看看，没想到船到了台湾不往回开了，他从此留在了台湾。他的老婆孩子也成了逃台家属。出身地主加上逃台家属，他儿子读完小学二年级就不让再读了。有时站在教室窗户外面听课也被撵走。以后他儿子讨饭许多年。八十年代末他从台湾回大陆，他儿子还没有媳妇。后来他想办法把儿子弄到东北工作，结了婚。他儿子和我同岁。他跟我说：“你的爸爸也去了台湾，可你还上了大学，现在是中学教师，比我儿子强多了……”
党贯彻阶级路线的恶果，到文化大革命到了极致，成为反动的血统论。最早的北京红卫兵提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北京的红卫兵跑到全国各地点火，青岛也出现了身穿军装、腰扎皮带、胳膊戴着红袖章的男女红卫兵。这些初期的红卫兵的父母大都是高级军官和高干的孩子。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称为“红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称为“黑五类”，以后又加上反动资本家、叛徒特务称为黑七类，最后再加上走资派和知识分子称为“黑九类”。知识分子“臭老九”的称号是因为“黑九类”，还是因为“九儒十丐”得名的，我弄不清楚。
文革初期，黑五类的孩子被称为“狗崽子”。那一阵红五类的孩子神气得很，狗崽子们日子可不大好过。我曾见过一个红后代当面骂另一个学生是狗崽子，那个“狗崽子”回骂了一句“你是狗崽子”，这了不得了，那红后代一边用皮腰带追打着狗崽子，一边委屈地大哭，说“我爸爸是革命军人，他说革命军人的儿子是狗崽子！他侮辱革命军人！他侮辱我爸爸！”“狗崽子”赶快逃之夭夭。
文革提倡“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1966年夏，有天晚上我在人民会堂旁边看到一群人围成个大圆圈在辩论，这当然是自发的，辩论的主题是当时的青岛市委书记张敬涛是不是革命的。一个戴军帽的人主持辩论，每人发言前必须先报告自己的家庭出身。有人说是贫农，有人说工人，可是有个人很诚实，发言前说自己出身“资本家”。这时主持人说“资本家滚蛋！”人群中有人喊口号：“打倒反动资本家！”那个出身资本家的人只好闭嘴，灰溜溜地走了。
那是家庭出身越穷越光荣的年代。有人说自己家里三辈子都讨饭，还有人说家里往上二十几代都是贫农。越穷思想越进步，越穷越革命。我曾看到两个人在辩论，一个人自豪地说：“我是贫农的儿子，你呢？”另一个人就不说什么了，出身大概是剥削阶级。
到了文革中期，阶级路线表述得很明确了：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被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真正的变化开始于四人帮倒台之后。1977年恢复高考，我看到有些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同学考上了大学，在妻子的鼓励下，1978年夏天我也报名高考。那年我在青岛化工厂当工人，年龄整30岁。填表的时候被告知：出身地主富农的不用写地主富农，写上公社社员就行了。以前有一栏是写社会关系中有无“关、管、杀、外逃”的，那时把“外逃”这条去掉了。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中的“关、管、杀”还是要填上的。有这种社会关系的考生除了某些军工院校不录取外，其他大概不受什么影响了。我考上了青岛师专的政史专业，毕业后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学政治教师。
1978年12月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八十年代初期胡耀邦成为领导人，大力平反冤假错案。随着时代的发展，“家庭出身”这个禁锢着许多人的紧箍咒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是在有些人的观念中仍然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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