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记忆碎片之一·斗牛鬼蛇神、抄家、遣返
姚文元发表批判《海瑞罢官》的时候，我记得是1965年秋天，那时我正失学，赋闲在家，经常到鱼山路青岛市图书馆看报刊杂志，报刊上的文章有赞同姚文元观点的，也有反对的。我很清楚地记得有篇文章题目是《和机械唯物主义作斗争的时候到了》，反对姚文元的观点，我看完后，感觉写得有道理。若干年以后才知道，写这篇文章的人绝对是个硬骨头，他的名字叫遇罗克，因为反对文化大革命1970年被枪毙。
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作者是吴晗，批判海瑞罢官之后，紧接着批判邓拓的燕山夜话，批判称之为“三家村”的邓拓、吴晗、廖沫沙。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谁也不知要干什么。
1966年夏，有天我和两个同学到母校去，其中张姓同学也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没考上高中的，另一个就是前面讲过的和我很要好的于姓同学，他已经考入二中高中。我们看到令人揪心的一幕。十几个昔日的老师站成了两排，有男有女，一个个都低着头。这是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两个手持皮腰带的学生在旁边走来走去，这两人头戴军帽，穿着绿军装，左胳膊上戴着红袖章。这是最早成立的红卫兵，大都是出身军人和干部家庭。后来被称为“官办红卫兵”。这两个红色暴徒不停地吆喝着什么。过了一会儿“牛鬼蛇神”们唱起歌来：“我是一个大混蛋，抗拒运动当右派，革命群众来整我，丢尽脸皮真活该，唉……”奇怪的是牛鬼蛇神队伍的末尾还站了一个高中生，人们说那是右派学生……
这些红卫兵们还给“牛鬼蛇神”们——他们昔日的老师起了外号，集合点名的时候让“牛鬼蛇神”说自己的外号，达到侮辱的目的。一个德高望重的物理老师长得较胖，红卫兵叫他“老母猪”，一个女教师被称为“小妖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老母猪。”“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小妖婆”。一问一答，红卫兵们高兴得哈哈大笑。
我还看到以前教过我的一个女老师，教生物的，是个戴帽右派，她被剃成了光头，一溜小跑，在距一个戴红袖章的红卫兵前面几步远立正站好，汇报着什么。红卫兵挥了挥手，她转过身去离开。在湖北路上我看到两个高个女性，大概四十几岁的样子，被剃成了阴阳头，一半头光光的，另一半留着长发，推着地板车跑。旁边的人告诉我这是两个七中的教师。
这样的事情我看到了许多。翻开中国的历史，哪个时期有学生如此残暴地侮辱自己的老师？只有“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是“史无前例”。
红卫兵们不但侮辱殴打自己的老师，还走向社会，到处煽风点火，抄家、打人。1966年夏天开始的抄家，一下子就来了，像是一夜间发生的事情。我那时在山东外贸车队干临时工，傍晚下班从普集路往家走，经过热河路、江苏路、齐东路，看到有的院门口围了许多人，是红卫兵在抄家。一堆堆的家具抬了出来，有东西在焚烧，冒着烟。门口是破碎的瓷片，大概是当做“四旧”砸碎的古瓷碗或者瓷瓶。家庭的主人或男或女站在院门口，弯腰低头，脖子上挂了两只破鞋。穿军装戴红袖章的红卫兵拿着鞭子，呼喊着什么，看起来有点惊心动魄……听说这是从北京来的红卫兵煽起的火，和青岛市的红卫兵一起干的。称为“破四旧”。
1966年夏天青岛市有多少户被抄家？红卫兵打死打伤多少人？毁坏了多少文物？恐怕没有人统计，现在也无法统计了。我的妻子1966年才14岁，那时他们家住在齐东路，去了三十几个红卫兵抄家，每一个红卫兵都打他爸爸一鞭子。其中有两个女红卫兵是双胞胎，说：“我们这辈子到现在还没有打过人，这会儿也要抽一鞭子过过瘾！”一开始他爸爸还疼得“哎呀哎呀”的叫唤，后来就不出声了。我岳父的整个脊梁被打黑了。就因为他是个资本家，还是右派。我岳母说了一句“毛主席不是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吗”，结果也被狠狠地抽了一鞭子。我妻子和她弟弟在旁边站着。红卫兵提着鞭子问他们：“你们不服气？”他俩没说话，没挨打。现在妻子一提到这些事还是充满了愤怒。
我的好朋友王姓同学的父亲当时是海洋学院的教授，是知识渊博、品德高尚的高级知识分子，运动初期就受到了毒打。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21世纪初漫长的岁月里，我常常去看望这个有骨气的老人。他跟我讲起被毒打的情形。一鞭子打下去就昏迷了，接着是用冷水浇醒……
我小学同级不同有位毕姓同学，哥哥是个油田工人，二十几岁，休探亲假，从外地回来住在莱芜二路的家中，正好碰上红卫兵到他家抄家。他跟红卫兵讲理，反对打人的行为，结果被红卫兵押到学校，当夜就把他活活打死。
这些抄家打人的红卫兵年龄跟我差不多大，后来他们各自走上了自己的人生旅途。他们的职业是各色各样的。有的当官，有的发财，有身份显赫的，也有默默无闻的，穷困潦倒的。我的同学、同事、朋友、学生家长当中就有这些当年的抄家打人的红卫兵。他们的心灵深处是不是对当年的罪恶有所忏悔？我不得而知。和他们谈起当年的这些事情来，大多数避而不谈，个别的甚至炫耀自己当年的“本事”，我从未听到有人忏悔。
这些文革中最早的红卫兵大都是“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出身，后来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反动血统论”，各色各样的“造反大军”的兴起，这些红卫兵组织有的解散了，有的改头换面。然而也不是所有出身革命干部家庭的学生都参加红卫兵打人。和我很要好的于姓初中同学虽然出身革命干部家庭，但他不参加文革初期作恶多端的红卫兵组织，并对抄家打人的行为极端的愤恨。当时他正上高一，对被揪出的“牛鬼蛇神”老师非常同情。许多人对“牛鬼蛇神”们唯恐避之不及，他却主动与他们说话，给他们温暖。我们常常在一起痛骂文化大革命和文革中的红人们。他为什么这样做？我觉得是出于一种人类本能的良知和正义感。
1966年夏天，我在外贸车队干装卸工。有天中午汽车停在台东利津路，我们在一个小饭馆里吃饭。正吃着饭，听到外面喧喧嚷嚷，有人从饭馆里面往外跑。我三口两口吃完了清汤面，也跑了出去，看到马路上站了一些人围成个圈，中央是一男一女，都很年轻，有二十几岁，男的从后腰紧紧抱着女的。女人的脚尖刚刚着地。男的在不停地哭，女的耷拉着眼皮，脸上毫无表情，一句话也不说。我们打听怎么回事，有知情者说，这两人是两口子，结婚才几个月。小伙子是理发的，单干户。一个礼拜前被人破了“四旧”，抄了家，理发的工具、椅子等都被砸毁、搬走。单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打倒。这下子小伙子没了饭碗，没了生活来源，刚过门不久的媳妇离家跑了。小伙子急疯了，到处找媳妇，终于找到了。此时围着看的人逐渐多起来，就有人劝小伙子。小伙子依然抱着自己的女人，抽泣着。女的还是一句话不说。就这样僵持着。因为大卡车急着去拉货，我们看了一会儿就走了。也不知后来这两口子怎么样了。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抄家看得多了，也就不足为奇。后来又出现了“遣返”。有天我扛了一天大包，二百斤一包的大米，下班后从普集路大港码头走45分钟到家。很累。记得那天回到家里我头上还戴了个大草帽子。我的王姓和于姓两个同学在我家，正和我娘说着什么，等我回来。那个时候王姓同学的家已经被抄。王同学告诉我说，现在开始把有些成分不好的家庭往农村老家赶，让贫下中农监督劳动，叫“遣返原籍”。过了几天，我果然看到遣返原籍的车辆在小白干路上行驶。小白干路是当时青岛市通往外地的唯一一条公路。那时我跟车干活的车辆天天跑小白干路。我看到一些大卡车装着家具在这条路上往市外开。卡车的最前面站着一个人，脖子上挂着大牌子，上面写着“逃亡地主”“反动资本家”“历史反革命”等种种罪名，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子，帽子顶端还有个纸穗头，迎着风呼啦啦响。毫无疑问这是被遣返的人。家属儿女神情沮丧地坐在旁边。车上有戴红袖章的革命群众在押送。隔一会儿就看到一辆遣返车。有的时候一辆接着一辆。车上的情况大都是这样的。纸帽子也都差不多。
与我一起干临时工的有许多人家庭出身不好。今天这个人被抄家了，明天那个没来上班，被“遣返了”。我感到惴惴不安。每天下班走到院门口先看看家里的窗户，看到院子里很安静，没什么事，我才放心。
有天晚上十点多钟，我娘和我刚刚睡下，有人从外面敲窗户玻璃。原来是上面那个院的邻居、出身贫下中农的街道小组长来拿她的衣服，我娘给她缝的褂子。我娘做一手好针线活。一般做一件棉袄手工费五元钱，我娘只收三元。娘天性很善良、胆小，处世为人本分老实。有人就欺负人，硬是少给手工费。我母亲也不敢说什么。更有可恨者，给她做了衣服之后手工钱一分钱也不给的。当然也有好人，主动给足了手工费，碰到这种人，我娘总是很感动，背后不住地夸人家。敲窗拿衣服的那个小组长就是做了衣服不想给钱的人。那天晚上街道干部贫下中农们刚开完会，要对我家下手了，要抄家、遣返。那个小组长恐怕把她的衣服也抄家抄走了，尽管我娘还没缝好，她也拿去，当然谈不上给手工钱。但第二天没有动静，我依然去上班干临时工。后来我才知道，街道办事处的人到我老家联系过，想把我们娘俩遣返过去，但是老家的大队干部不要，说虽然是地主家庭，但我娘在家里是做小媳妇的，不主事。
虽然没有遭遣返，但我家还是被抄了。不过抄我家的时候是很“文明”的。那是接近深秋，抄家的风快刮过去的时候，一天下午（好像是星期天，我在家没上班），我院的一个出身贫下中农的张姓妇女领着一群红卫兵来到我家，说让我们把钱、粮证煤证副食品证收起来，红卫兵要破破四旧。那是一群五十几中的红卫兵，看样子还没有我大，顶多是初一初二的学生。有男有女，七八个人。那时我家已经很穷，只有睡觉的床、吃饭的桌子、锅碗瓢盆之类。还有一个破橱子。我连件新衣服也没有。这些小红卫兵进来的时候有些失望。我当时的心情是愤怒、蔑视，又觉得有点可笑。他们进来之前我正躺在床上看书，他们进来后我略微挪动一下身子，继续躺着看书，但只是装样子，我已经看不进去。我娘很和气地对领着来抄家的张姓邻居和红卫兵说：“破四旧，你们破吧。”说完往外走，这时一个红卫兵狠狠地说：“你往哪去？不能走！”娘只有倒回来。有个红卫兵站在我床前，不知道是监视我还是干什么，瞪着眼看我。后来他和我说话，问我家的生活来源是什么，我干什么活等等。我都跟他说了。他脸上的表情有些奇怪，我猜想他可能认为怎么能上这样一个穷得吱吱响的家里来抄家。然而这些小红卫兵还是很仔细地在我家翻起来。其实真没有什么可翻的。床底下是我的臭胶鞋和破烟筒。拉开橱子门破裤子袜子掉了出来。抄家者还把手伸进装有半缸面的面缸里，大概想捞金子，但捞了半天什么也没有。后来他们找到了一副围棋，不认识是什么，怀疑是“四旧”，我娘说拿去吧，这些人就拿着一副围棋走了。接着我出去玩去了，已记不起去了什么地方。傍黑天我回来时听娘说我走后不多会儿一个红卫兵拿着围棋回来，跟我娘说这东西不是“四旧”，他们不要，可我娘硬是给他们，觉得他们在我家忙活了一两个小时，什么东西也没有拿，过意不去。我那会还不会下围棋，也没觉得什么。几年之后我学着下围棋了，才回忆起这副棋来，黑白子都是贝壳的，磨得很规矩。听人说贝壳围棋子很珍贵。这副围棋是我六姑1958年被迫下放农村时给我家的。其实我家里原有几件“四旧”物件的，不过没有等到文化大革命，1958年就被政府“买”去了。那时街道办事处号召居民把家里金银等值钱的东西拿出来，卖给人民政府，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当然是自愿的，不强迫，更不抄家。许多人响应政府的号召。我家里没有别的财宝，只有十几个大头钱和一个银锁子。我娘都卖给了政府。一个大头钱一元人民币。那个银光闪闪的纯银锁子，很好看，我小时候挂在脖子上玩的，我清清楚楚地记着，也交给了政府，政府给了五元钱人民币。
文革记忆碎片之二·大字报、大标语、游街、“一打三反”
1966年夏天到1968年秋天，我在外贸车队和自来水公司干临时工，大部分时间干装卸工，跟着汽车满青岛市跑。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闹得很凶的时候，满街都是大字报、大标语。都是红纸黑字写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到处都是。后来升级到了“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最最最最伟大的领袖”，我有一次看到青岛医学院红卫兵发的一份传单，伟大领袖毛主席前面加了五个最字。万岁后面也加长了，“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是平常的，还有的标语在万万岁的后面加上了“万万万万岁”。不过谁都知道人活一万年是不可能的。可是有一天我看到一张大字报确实把我吓了一跳。那是1967年的夏天，我们的车停在李村集，集上竖立了草席子，上面贴了大字报。有一张是特大好消息，叶剑英讲话，说医生给毛主席体检，毛主席能活140多岁！叶帅分析，1927年到现在40年，毛主席从井冈山开始打天下占领了全中国；现在以中国为井冈山，再过40年毛主席带领我们占领全世界是不成问题了！
大标语许多是打倒某某某的。最多的是“打倒刘少奇”。把“奇”上下分开横过来写，刘少奇写成了刘少狗。打倒陶铸写成了打倒逃猪。有个厂的厂长叫王瑞昌，厂子里的造反派把打倒王瑞昌的标语贴遍了四方区，王瑞昌也变成了“王睡娼”，“打倒王睡娼”到处都是。打倒毛德义写成打倒猫的姨，吕纯写成驴唇……武汉有个造反组织叫百万雄师，因为得罪了谢富治和王力，一夜之间青岛的大街小巷到处是“支持三新二司！打到陈再道！打倒百万熊尸”的大标语，还有的写成了“百碗熊屎”。
马路上有很多游街的。革命群众押着“阶级敌人”在马路上走，称之为游街。被游街的人头戴用纸糊得到帽子，脖子上挂着木头做的大牌子，牌子上写着姓名，如打倒张三、打倒李四。也有乘大卡车游街的，主角当然站在最前面，白色的纸帽子高高竖着，特别显眼。还有被游街者脖子上挂着两只破鞋。这些被游街的人有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对立面派性组织头头，小偷小摸，乱搞男女关系的等。不需要什么审批，一帮革命群众抓个人就可以游街。有的人今天押着别人游街，明天却被别人游了街。有次我看到汽轮机厂开出来一辆大卡车，车头上押着三个人，中间是女的，两边是男的。女人的脖子上还挂着两只破鞋。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两个男人低着头面色通红，女的却昂着头，一副豁上的样子。还有一次更是侮辱人格，在兴隆路一队革命群众押着几个人游街，走在最前面的是个妇女，脖子上也是挂了两只破鞋，手里拿了一面铜锣，“当”敲一下，说：“我是破鞋”，后面的男人也拿了一面锣，也敲一下，说：“我搞的”………
马路上到处是红色。能涂成红色的地方都弄成了红的。邮局的邮筒本来是绿色的，那时却染成了大红色。我有次在东方市场的大众食堂里和同学吃饭，喝了点酒，我一喝就上脸，走出饭店之后我觉得脸发热，问同学我的脸红不红，我同学指着旁边的邮筒说：“就和这个邮筒一个颜色……”1966年秋天“破四旧”的时候，青岛市的许多建筑遭了殃，凡是“封资修”的东西都砸了。我1982年到华严寺，那里只剩下断垣残壁，是1966年红卫兵砸的。1969年我和同学到湛山寺，寺塔里面砸得光光的，还屙了满地大便。青岛医学院的红卫兵砸了万国公墓。砸成一片狼藉就不管了，还得民政部门找人处理，1966年10月份我去干了平墓的活儿，曾写了一篇回忆文章《万国公墓平坟记》。最可恨可笑的是糟蹋天主教堂，该教堂是20世纪德国人所建，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筑，文革期间是青岛市最高的建筑物，教堂两座建筑顶端两个十字架被红卫兵割断，换上了两面红旗。弄得不伦不类。我记得红旗飘在教堂顶端起码有两年以上，什么时候被摘下又换上了十字架，记不清了。
我1966年夏天在外贸车队跟汽车干装卸工，那时马路上的汽车比现在少多了，十字路口也有红绿灯，不过是人工控制的，交警坐在岗楼子里面观察来往的车辆，手控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大概是六七月份，具体时间记不准了，有人提出红色是革命的颜色，怎么能停下呢？应该是红灯行，绿灯停。这个馊主意得到了响应，谁也不敢反对，谁愿意反革命呢？于是改成红灯走，绿灯停。这么一改，司机都不适应，看到信号灯手忙脚乱，不知怎么办。有次我跟的汽车走到市立医院门前的十字路口碰到了红灯，开车的姜师傅不知应当走还是停，气得他破口大骂。这种胡闹的情况持续了不到一个月，造成了交通混乱，只好改回了以前，还是绿灯走红灯停。
文革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打倒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造反夺权”“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还有什么“反复旧”“斗私批修”“整党建党”等等。每次运动都要揪出一小撮阶级敌人。有些人运动初期就被揪了出来，“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又被挖了出来，“一打三反”再被揪出来。挨斗是家常便饭。我旁边院子的邻居曾在国民党部队当兵，后来被解放军俘虏，参加了解放军，以后复原当工人。档案上记得清清楚楚。因为他说话比较随便，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被“挖”了出来，说是国民党兵痞。1970年我在园林处干临时工，正值“一打三反”，有个姓刘的老工人被揪了出来，因为他曾有过三个老婆，他自己说曾经“做了个梦，梦见三个红太阳，一个红太阳代表一个老婆”。这可犯了大忌，红太阳是毛主席，怎么成了他的老婆？
1980年至1984年我在50中教学，对面桌的李老师在文革期间曾教过体育课，常常跟我说起文革时他领着学生做语录操、跳忠字舞的情形。他还给我讲了他的同行新疆路小学乔老师的故事。乔老师带领学生做操，整队的时候喊“向左看齐，拥护毛主席；向右看齐，打倒刘少奇”。可是天天喊，有时候嘴出毛病。有一天他喊成了“向左看齐，打倒毛主席……”喊完之后，他突然不会动了。台子下的学生也吓得不会动了。很快有两个对立面组织的老师跑上台来，把他摁倒，高呼口号：“打倒反革命分子乔某某！”到了中午，乔老师的老婆一直不见他回家吃饭，到学校去问，人们说乔老师成了反革命了，他老婆大惊，说：“怎么这么快？”
1968年，我在自来水公司基建库干活的时候，公司的党委书记郭某某来到我们班组劳动，他当时已经是被打倒的走资派。郭某某原本是海军的一个团政委，1966年春天转业来到自来水公司担任党委书记，夏天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他就被当做走资派打倒了。他40多岁，瘦高个，黑皮肤。我们一起干活，无论正式工人还是临时工对他都友善，叫他老郭。他平时话不多，很少和我们拉家常。休息吸烟的时候他用纸卷烟丝，卷得又快又好。我们问他怎么有这一手，他说是当年干游击队打日本鬼子的时候跟别人学会，练出来的。每当自来水公司开大会批斗走资派的时候他上台挨斗，斗其他人的时候他上台陪斗。他跪在台上，造反派揪着他的头发，把他两只胳膊掰得老高。第二天上班时他脸色很不好，我们也都默默地看着他，不说话。
1968年深秋，我离开了自来水公司到自行车厂干临时工。大概是1969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走在上海路上看到一个人在路灯下大声念报纸，旁边没有人听。走近一看，是老郭！后来听人说他受了刺激，有点神经。
1970年，我到园林处干临时工，当时园林处、人交公司、自来水公司都属于城建局，全城建局开“一打三反”成果大会时我也去了，看到了老郭，他那时已经被“解放”，精神也不错。2004年我坐在办公室里翻青岛日报，看到了原城建局顾问、离休干部郭某某去世的消息，勾起了我长时间的回忆。
1970年“一打三反”的时候揪出了许多现行反革命，偏偏那时国家把枪毙罪犯的权力下放了，不用通过最高法院审核，省高院就可以批准枪毙人。那时公检法已被砸烂，许多法院是造反派当权。许多现行反革命被枪毙了。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到1979年没有刑法，第一部刑法是1979年出台的。没有刑法怎么判刑？依据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判死刑、无期徒刑还是多少年有期徒刑，是丈母娘的姐姐——大岳母（大约莫）。枪毙个人很容易，1970年在汇泉广场开十万人大会公判罪犯，一下子就枪毙了30多个。开大会，宣判，插亡命牌，游街，枪毙。那次枪毙的大多是现行反革命。我记得其中有个姓鲍的，把毛主席像撕破踩在了地上，枪毙了。还有个是因为思想反动被抓了起来，那人在法庭上居然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毛主席！也被枪毙。为什么抓他？因为思想反动。有什么材料证明他思想反动？因为他在法庭上敢骂毛主席，这不是反动透顶吗？这样的人不抓还抓谁？类似数学上的“反证法”用在抓人上，岂不可悲！
文革揪出许多人来，可是揪来揪去揪出了林彪！把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揪了出来！毛泽东和林彪终于撕破脸打了起来，真是苍天有眼啊。林彪死了以后，文化大革命是强弩之末，按俗话说，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文革回忆碎片之三·清理阶级队伍、疏散人口
我站在九峰陵母亲的坟前，碧草沉沉，碑影悠悠，漫漫辛酸。
文革开始的时候，街道干部和贫下中农们就盯上了我家。我哥哥去了青海建设兵团，家里只有我娘和我两个人。母亲一辈子没有文化，一辈子没有工作，我干临时工。我们这样的家庭称为“社会户”，我被叫做“社会青年”。有单位的人在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没有单位的人由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管。我娘天性善良、胆小怕事，当了一辈子家庭妇女，1965年“四清”时被工作队和街道干部给按上了个“不戴帽地主”。我娘出嫁后爸爸常年在外，日照老家我奶奶主事，我母亲做小媳妇，到青岛之后也是本分老实。一辈子没得罪人，实在没有什么“罪恶”。文革初期家里一贫如洗，抄家时什么也没抄出来。母亲没有挨打，但是挨骂、受恐吓是少不了的。1966年秋天遣返开始的时候，街道干部想把我们弄回老家。可是日照老家的大队干部不要。我们一直安安稳稳地住着。后来我娘听到有人传话，有些人“愤愤不平”，说“像她家这样地主家庭早应该回农村了，怎么还不走？”
1966年初期的抄家、遣返风刮过去之后，开始批判反动血统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大军出现了，各路造反英雄暂露头角。1967年对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们来说是相对平静的一年。这一年全国处于“全面内战”之中，没有人理会他们。当时的形势是“天下大乱”。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天下大乱，越乱越好。”“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一个单位分成两派，争吵不休。到处是两派用大字报大标语互相攻击。建筑公司有“毛泽东思想大学”和“建工红旗”两派，橡胶九厂有“东方红”和“红太阳”两派，机关、医院、学校、街道都分成了两派，都说自己是革命的，是拥护毛主席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对立派大方向是错误的……后来全市分成了两大派，一派是反对王效禹、杨保华的，一派是拥护王杨的。我所在的自来水公司也分成两派，122兵团是拥护王杨的，是掌权派，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另一派“东方红”是在野派，反王杨的。我们临时工不参加派别组织，司机师傅拉我们去哪我们就去哪。有一次毛给海军题词，全市大张旗鼓地庆祝，反王杨的派别都聚集在莱阳路八号海军基地，因为北海舰队也是反王杨的。司机师傅也拉着我们去了。当时的小青岛还未对外开放，很神秘，我们都往小青岛上跑，站岗的战士不让，我们大声吆喝：“咱们是一派的！”就跑过去了。
我家住得距海洋学院不远，海洋学院分成了三派。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中南海兵团，还有一派叫“红三司”。这个红三司大概是掌握了广播站，每天五点多钟大喇叭就开始广播：“红三司广播站开始广播，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音量很大，我常在睡梦中被弄醒。
1967年还过了一次革命化春节。这是上海的一个工厂的工人发出的倡议，很快得到中央的认可，向全国发出春节不放假的通知。《文汇报》刊登社论说：“什么拜年、请客、送礼、吃喝玩乐，统统见鬼去吧！我们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这些肮脏的习惯。”我记得全市各单位都不放假，当然没有加班费。过年那天见了面不说“过年好”，说“毛主席万岁”。我们上面院子的一个四五岁的女孩跑到我家，说了声“毛主席万岁”，我娘给她一块糖，过了一会又跑进来说“毛主席万岁”，又给她一块糖……不仅过年的时候见了面说“毛主席万岁”，那一阵子打电话拿起电话来也是先说“毛主席万岁”，对方回答“万万岁”，然后再说话。
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1968年毛发出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号召，很多人的厄运又来临。
有些1968年文革初期被遣返的人过不多久又回来了，有的还参加了造反组织，说遭受遣返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但是这次清理阶级队伍又把他们清了出来，又被遣返，送回了老家。这次清队比文革初期还凶猛，查得更仔细。“外调”的人很多。我记得有天下午我家来了三个人，是从南京来的，是来调查我的四姐，四姐是我的堂姐，我大爷的女儿，十几岁就跟着我大爷到了南京，建国后一直在南京工作。四姐小时候跟着我娘在日照老家住过一段时间，来的人非要我娘证明四姐曾参加过“一贯道”。这是没有的事，我娘当然不能乱说。来的人很生气，呵斥我娘，后来怎么样我记不清了。
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后，街道上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重新被清了出来。其实这些人在1966年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就挨整，现在又把他们弄出来，再整一遍。这次和文革初期不同的是有了新花样，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们盯上了牛鬼蛇神住的房子，把人家从大房子里撵出来，自己进去住，还洋洋自得，真是不知羞耻。我有几个同学的父亲都是海洋学院的教授，都被撵到斗室里居住，全家好几口人挤在一间屋里。我的周姓同学的爸爸在工厂里财务科工作，曾是资方代理人，从金口一路被撵到了延安三路现在海信立交桥旁边的破房子里，因为工厂的革委会头头看好了金口一路这个地角。我们几个同学用地排车帮着搬家。我们斜对门院的王姓人家原本住了几间屋，被撵到了掖县路地下室里，常姓人家也从大宅子被撵到地下室……搬进去的人是住得不宽裕的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成分的人们，谁能够搬进去是街道干部们决定的。
我们街道上还有好几家被撵到了楼山后，那里本来是青岛钢厂给职工建的宿舍楼，建在距马路很远的地方，前后左右都是荒地。房子的条件太差，钢厂的工人都不愿去住，房子空着又不好，只有强迫市南区的黑五类去住。这些被强迁去的居民用地排车拉着自己的家具走大半天才能够到。
可是这次“倒房子”我家又逃脱了，没有住进汽车屋、地下室。黑五类往楼山后搬家的时候我想这次该轮到我家了，可是也没有搬。不是街道干部们发了善心，而是不好安排。被撵的人家原来住的房子都是条件较好，起码住了两间以上。华山路七号日式小楼本是我家的，我们只住了一大一小两间房和洗澡堂，那洗澡堂是个半地下室，我们做厨房用。其余的出租。1958年房产改造，出租的房子都被党改造了，其实是变相没收了。因为出租房屋是剥削行为。这一大一小两间房还是我们住着。文革刚开始时，街道干部就说两个人用不着住那么些房子。母亲赶快把那间小屋“献”了出来，住上了一户人家。街道上的红五类们对我家只剩下的一间房兴趣不大，一大家人住不开。住人口少的红五类吧，又没有合适的。
尽管没有被撵，可是清理阶级队伍中母亲还是少不了挨整。对门的红五类邻居给我娘提意见，说我家“吃饭关着门”。1960年大饥荒开始到1966年春天止，我爸爸从香港转寄给我们钱，虽说不多，对我们娘仨来说也是雪中送炭了。因为是“侨汇”，政府还照顾一些平价的米面猪肉等，这在大饥荒时期是很稀罕的东西。对门贫下中农邻居随便开门进我家，从不敲门，我娘也不在乎。可能是有次开门没有打开，闻到了屋里猪肉的香味，心理不平衡，就给母亲提意见。母亲说“我家的门，我愿意开就开，愿意关就关”，街道干部听后马上变了脸，说母亲不虚心、不老实，对贫下中农态度不好。现在看来极其可笑的事情，当时却笑不出来。
那时街道上经常开会。会场在一个大院里，居民们都拿着小板凳去。开会之前，有个革命骨干分子宣布：“地富反坏右滚出去！”于是有各种各样“历史问题”的黑五类们走出会场。通知开会就得去，不去还不行，不去就是对抗改造，去了以后再让你滚回去。我经常看到母亲去开会，很快又拿着小板凳回来了，原来是被撵出了会场。也有时候单独组织黑五类们开会。照例是先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再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念毛主席语录，喊毛主席万岁。然后把黑五类们教训一通，让他们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向毛主席认罪，不得乱说乱动。
如果仅仅提提意见、开开会也就罢了，街道干部还组织黑五类们刨马路。就像现在民工干的活，要在马路上挖很深的沟，是用镢头铁锹一点一点把土挖出来。三人一组，和我娘同组的是两口子，住莱芜一路，虽然比娘年龄小，但很瘦弱，连个镢头都拿不动。我娘当时56岁了，竟然成了刨马路的主力。有监工，规定了进度，完不成不行。干了半个多月，我娘把腰扭了。豆大的汗珠从脸上淌下来，痛得不能动。1968年深秋，天已经很短了，我下班回到家已经傍黑天，娘躺在床上不能动，桌子上放着凉饼子，冷冷清清……幸亏有好心的邻居、母亲的好朋友照料，才渡过难关。
娘在床上躺了十几天才能慢慢起身下来活动。以后还时常腰痛。没过多少时间街道上又叫黑五类们扫马路。本来是有专人扫马路的，有报酬，每家每户得按月交一角多钱的扫街费。街道干部安排地富反坏右扫马路是强迫劳动，这样居民就不交扫街费了。我们家上面那条马路是一个孙姓老人扫，老人已经七十多岁，身体还健康。他一辈子在大学教书，只是参加过国民党，清队的时候被揪了出来。尽管他参加国民党的时候是二十年代初期，那时还是国共合作。下边一段马路是一个姓庞的妇女扫，他跟我娘差不多大，长期在一个人家做保姆。她也被弄成了黑五类。我娘扫中间一段，有一百多米长，还包括一段石头台阶。
我娘每天早早起来给我做好饭后，拿着大扫帚和簸箕就出门了。娘是半裹脚，走路慢，从六点扫到八点，大约两个小时。我吃完早饭去上班的时候看到母亲正认真地扫着马路，扫过的地方干干净净。有一次娘告诉我，经常有个七八岁的小女孩见到我娘就骂“地主婆”，说脏话，并向母亲扔石头。我一听怒火中烧，问母亲是哪个女孩，我要找她。娘说她是个孩子，别和她一般见识，再说找着她你能怎么办？别找麻烦了，快忍了吧。
黑五类们天天认真扫马路，一把大扫帚慢慢磨小了，需要更换新的。应该全居委会居民每家出一角三分钱买新扫帚。这时有的贫下中农提出，一角三分钱可以省下买菜吃，让扫马路的地富反坏右自己掏钱买！黑五类们只好自己买扫帚。
记得好像是1968年秋天，甘肃某城镇有个随军家属，提出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以后就有了城里人疏散到农村的做法。当时叫疏散人口。什么人疏散到农村呢？当然是一部分符合条件的黑五类。首先是社会户。前面讲了，社会户是指全家没有正式工作的人。我娘没有工作，我干临时工，不是正式工作，我家是典型的社会户。“疏散”不是遣返，遣返原籍是“勒令”，疏散人口是动员。曾经有多少次街道干部们到我家动员我们疏散到农村，我已经记不清了。我记得每次到我家都是八九个人，站满了屋子，一起来动员我们。有街道主任、小组长，还有些出身贫下中农的骨干们，其中有些属于“志愿者”，自愿到我家来动员的。说是动员，其实同意还是不同意都无所谓，办事处早把表格填好，就等着往农村迁了。只要农村一接收，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和勒令遣返是一样的。
可是我家还是没走成。从1969年秋天到1971年夏天，青岛市区走了好几批，被疏散到昌邑、惠民等地方，也有回原籍或者投亲靠友的，都是以疏散人口的名义。我的朋友曾在办事处看到一摞疏散人口的表格，我家的表格在最上面。为什么我家没走呢？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因为我家只有两个人，劳力太少。母亲那时已经接近60岁，不算劳力，就我一个劳力，还得给我们盖房子，农村都不愿接收。我认识几个和我家一样情况的家庭也没走，就是因为劳力太少。
这一劫又逃过了。现在每每回忆起当年的事情来，我总感到不舒服。街道上有些人非常急着把我家弄到农村。到我家动员疏散的时候，有一个志愿者，和母亲一个姓，也姓苏，平常见了我娘装客气，以姊妹相称。此人当时五十左右，瘦高个，愿意打扮，但其貌不扬，背后里人们叫她“蝴蝶迷”。我记得1969年秋天到我家动员的时候，蝴蝶迷很着急地对我说：“快走吧，现在到农村还可以赶上分地瓜。”1970年春天到我家动员时，她好像对我很“同情”，说：“你看你才二十出头，可是看起来像快三十岁了，都是干临工累的，快到农村吧，到农村吃新鲜粮食，现在赶紧走吧，还能赶上分麦子。”还有个姓朱的随军家属，平时态度就挺凶。几次到我家动员，她都是首当其冲。我记得1970年春天某个晚上，我跟两个同学到鲁迅公园海水浴场一带闲逛，看到波涛在月光下汹涌，心里想不知我还能在这个城市待多久，充满惆怅。回家后看到母亲很恐慌，原来是到我家动员疏散的一屋子人刚走，那个朱姓随军家属不断地呵斥母亲，让母亲快点做准备……
我家虽然没有走成，可是许多家庭被疏散到农村了。大部分是1969年冬天走的。那年冬天中国和苏联关系非常紧张，战争很可能打起来。中国和苏联打起来怎么办？伟大领袖发出了话：“打起仗来，中国死三亿人也不要紧，剩下五亿人还是第一大国。”“核大战不可怕。”“晚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真是豪言壮语啊！1999年我到韶山滴水洞，看到伟大领袖曾经住过的地方，深深的山洞是任何炸弹炸不透的，里面还有乒乓球室。听见外面的枪炮炸弹声，山洞里有吃有喝，有年轻漂亮的女服务员，多么逍遥自在啊！我终于理解核战争也不可怕了。法王路易十六说过：“我死之后，任它洪水滔天。”封建国王怎么能跟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比？伟大领袖希望活着看到……
当时疏散人口的理由是备战的需要。热河路管区是青岛市疏散人口的试点。我妻子家文革前住在齐东路的大房子里，后来被撵到无棣四路的小房子住，无棣四路属于热河路管区，碰巧是疏散人口的试点，她家又被疏散到农村。这些都是因为我岳父是自行车厂的资本家，还是右派。但是他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右派。1979年右派改正的时候，他看到了1957年自己的两条右派言论，是他被打成右派的依据。一条是他说“美国的原子弹很厉害，能炸死很多人”，这是歌颂美帝国主义，另一条是他说“毛主席不长胡子，长了个女人脸”。
无论是疏散还是遣返的人口，1976年之后开始陆陆续续的往回办，这叫“落实政策”。到八十年代初期基本上都回来了。这十年左右的时间遭了多少罪？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在我的记忆当中，1969年冬天是印象最深刻的一段时间。1969年9月底到1970年3月中旬我在家闲了五个半月。没有活干就没有收入，就没有饭吃。我和杨姓朋友用扁担抬着我家的桌子到拍卖行卖了。还有一副眼镜，我拿到拍卖行去卖了十元五角钱，那是我奶奶生前戴过的，水晶镜片。我很高兴，到东方菜市的大众食堂里花九分钱二两粮票买了个糖火烧，吃起来真甜。
1971年深秋，某一天，我突然收到了一封信，是从北京华侨饭店寄来的。打开一看，是我二哥写的信，我二哥从美国取道加拿大回国到武汉大学工作。那个年代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和学者是极少的。我二哥成了统战对象。我也受到照顾。我当时在氧气厂干临时工，因二哥回国的关系转为正式工人。在青岛市有个正式工作是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从此摘掉了“社会户”的帽子，母亲和我从生活的低谷中走了出来。
惶惶终日怕疏遣，
苦雨凄风说逝川。
总是苍天能眷我，
清陵再拜慰慈颜。
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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