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很有涵养，一口标准的京腔，说话慢声慢气，条理清楚。言谈之中有睿智和幽默。他讲了许多反右派的故事，例如某某人说了一句话就是右派，在大字报上签了个名也成为右派，党支部书记把团支部书记打成右派……还有不说话的右派，大鸣大放时一言不发，最后也打成右派。理由是嘴上虽然不说，心里想的是什么，心里想的肯定更恶毒。反右是五七年搞的，五八年还有个补课，有的单位右派太少，不达指标，要补上。于是党支部书记找到某人，说要把他定为右派。某人大惊，问为什么，说自己没有一条反党言论，实在是冤枉啊。党支部书记说我知道你是冤枉啊，我是没办法啊，我们单位缺个右派指标啊，不打你打谁啊，不打你能打我吗……结果这人活生生被打成了右派。
我在五十中工作了一年，马老师就退休了，从三十四中调来张文启老师教历史。这张老师也是五七年打成右派，七九年获改正的。张老师五十二三岁，瘦瘦的，高高的个子，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样子。他在三十四中是教英语的，我当时正自学英语，常请教他。他喜欢唐诗宋词，我也喜欢，我们两个很谈得来。有一次期中考试，他阅卷时拿了一份他教的初二学生的历史卷给我看，有道填空题，刘彻是哪个朝代的皇帝，这个学生回答是“泰朝”。为什么答成泰朝呢？我们两个分析，学生原想说成秦朝，秦字写错了，写成泰朝。还有个学生把史记的作者写成“十八天”。十八天和司马迁有点谐音，大概这学生不知道史记是谁写的，问别人，那人小声回答，这学生没听清，写成“十八天”。
张老师被打成右派的时候是山大历史系大四的学生。当时山大还在青岛。他跟我说他就提了一条意见，说肃反在全国范围内是对的，但在我们学校不对。结果所他这是攻击肃反运动。他还参加过五七年山大学生在青岛日报社门前的游行。凡参加过游行的学生都被打成右派，一个也跑不了。那游行是怎么回事？他跟我讲过，可我记不得了，直到现在也闹不明白。
因为是右派，张老师毕业后分配到边远小县城，不让他教他的专业历史课，让他教英语。时值六零年大饥荒，张老师从小县城跑回青岛，成为无户口无工作的黑人。张老师上大学时已结婚，妻子是个纺织女工，始终对他不离不弃。没有户口就没有工作，有段时间张老师打着弹簧“铛”儿，满青岛市大街小巷转，给人剪发，剪一个一毛钱。我住在华山路，他也挺熟，说那地方他常去。
我曾去过他张老师家，他们夫妇二人有三个孩子，两男一女都已长大，住了一间十几平米的屋子，太挤了。他来五十中后，学校刚分完房子，近几年无房可分。可张老师要房急切，恰巧某中学缺历史老师，若现在张老师调去，答应分给他房子。如果去睌了就没他的份了。于是张老师心急火燎地找了五十中的书记兼校长，说明了情况。这书记是女的，也姓马，与张老师年龄相仿。可是马书记说张老师走了无人教历史课，不放人，得来了新历史老师再说。这样等下去，不是黄花菜都凉了？有一天张老师和马书记在我们教研组争论起来，一个要走，一个不放。马书记说，你走了谁代你的课？不能影响教学。情急之下张老师说牟老师能带代我的课。说完之后他们二人一齐看着我。我彼时教高中两个级部的政治课，还辅导高考，哪有时间再教初中历史？况且我知道他们二人弄得有点僵，马书记对张老师的调动不持积极态度。再说马书记对我也不错。可我想到了张老师那间又小又破的房子五个人住，就点头答应了张老师。这下可把马书记得罪了……
后来还是从四十中来了个历史老师，张老师调走了，分到了房子。张老师对我感激不尽，说我为了他能得罪支部书记，让他说什么好呢。十几年后我早已调到青岛艺校，张老师也退休多年，他还到艺校找我，提到当年之事，表达对我的感谢。可我从来不觉得这算什么事。
一九八四年秋天，我离开五十中，调到了五十二中（现青岛艺校）。我的对面桌是政史地教研组长，五十岁的常继胜老师也是改正的右派。五七年反右时他在十六中，开门整风时学校全体教职员分三个大组，常老师是其中一个组的组长。校长要求各个大组长带头发言给领导提意见。常老师真带了头，给学校领导提了几条意见，还写了篇文章《论新等级制度》，内容是说大官小官和普通百姓待遇差别大，不合理等等。可突然风向一转，常老师被打成学校第一个右派。一开始弄得他莫名其妙。教务处有位金老师，写了张大字报“常继胜不应是右派”，为常辩护，这金老师因此也成右派。十六中全教教职员不足七十人，打了二十四个右派，是全市打右派比例最高的四个学校之一（其他三个是一中、四中和铁中）。常继胜为组长的政史组共八个老师，六个打成了右派。
以上的情况都是常老师跟我讲的。自此以后大跃进，修月子口水库，大饥荒，特别是文革，常老师遭到无尽的苦难。可这没有改变他的性格，他还是耿直的脾气。他跟我讲，十六中把他打成极右，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但是因为他无历史问题，上面给了个降一级处理，没有劳教，把原先每月59.5元的工资改为18元的生活费。十六中也不要他了，把他弄到四方小学，劳动改造。
一九七九年右派改正的时候，常老师接到通知，带着必须写的认识材料，到市教育局办理手续。当时的教育局某副局长看了他写的认识材料，说：“你不能说右派平反，应当说改正。”常说：“反右派错了，就得改过来，改正不就是平反吗？”那副局长烦了，说：“告诉你，右派分子给你改正了，并不等于你没有问题了！”常老师也火了，说：“那你也不用给我改正了，把右派分子帽子给我戴一辈子吧！”说完扬长而去。当然“改正”这说法不是这副局长的主张，是中央定的。中央认为反右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所以不说平反，说改正。全国打的五十五万右派，只有五个打对的，其他都打错了，还说是正确的，是不是有点滑稽？
我和常老师对面桌整整十年，我们二人无话不谈。他工作非常认真，曾获市级和省级优秀教师的称号。可他的脾气有点火爆，有时和校领导校中层干部等为工作争论起来，一点也不含糊。九四年他退休了，每次退休教师返校，他都到教研组来看看。二零零八年我也退休，退休后我到洪山坡小区他家里去看望过他几次。他见到我很高兴，说在五十二中他只交了我一个好朋友。确实如此，常老师也是我在艺校唯一的好朋友。他今年八十三岁，身体渐差，走路要拐杖。教师返校他去不了了。他老伴前几年去世，如今一个人过，女儿每天去照顾他。我隔一段时间给他打个电话，希望他健康长寿。
2017年7月14日
今年是反右派六十周年，心有感触，写此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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