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下三十八度》这部电视剧的故事还算吸引人。演员还算投入，演技还算不错，扮演男女主人公的于和伟与王丽坤都是比较优秀的演员。于和伟平淡亲和的形象以及扑朔迷离的眼神，隐现着他那不易觉察的内秀气质。这个特征很适合剧中角色。王丽坤虽然漂亮，但她那天生的忧郁目光为自身不俗的气质增添了迷人的风采。所以王丽坤塑造的剧中人物常青，显得自然贴切，而又散发着动人的气息。
在起伏跌宕、悬念迭出的故事情节中，有了这样两位演员很靠谱的演技，剧情便很吸引人了。
但编导给王丽坤设计的故事情节很不妥当。王丽坤借助这些不妥当的情节塑造的剧中人物，太完美了，完美得有点不真实。例如常青救烈士遗孤并把小孩子带回家关照这个情节，在实际生活中是不可能的。——在那个白色恐怖的环境里，这叫惹火烧身。毋宁说，给地下党平添了极大的危险。地下党也不会允许她的这种做法。编导可能是想让常青在革命与人道主义之间的最终选择，彰显出常青身上伟大的精神品质。其实这样的精神品质，在中国人身上是不可能有的。
中国文化没有人道主义基因，中国人也不懂人道主义精神。即便遇到革命与人道主义之间的选择时，中国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革命！想想那些相去不远的革命运动日子里，知识分子揭发批斗同事中的那种义愤填膺，那种“肺都气炸了”的怒不可遏，那种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干劲，都在“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中，积极表现自己的革命精神！哪里有人道主义的影子？至于学生群起而攻之中活活打死自己的老师与校长，革命气焰高万丈，充分显示青年学生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这样被完全革命化了的青年，怎么可能有人道主义呢？
但在基督教文化世界里，即便是你死我活的大革命中，人道主义也没有在那些革命者身上灭绝。例如雨果的《九三年》是描写法国大革命时的小说。其中一位军曹，当自己敬爱的司令官被革命政府送上了断头台后，军曹说了一句很发人深省的话：“如果革命最终都是把好人送上断头台；那么，这样的革命滚你妈的蛋吧！”
这句话被认为是总结法国大革命的经典名言。军曹的话看上去粗俗，却再精辟不过地概括了法国大革命、特别是雅各宾政权制造的腥风血雨之教训；反映出在基督教文化世界里，即便大革命中的人，他们的眼中崇高的革命之上，还有人道主义的至高无上！
但是中国人眼中的革命是高于一切的。即便是经历了革命后苦难的人，革命仍然是人们崇拜的对象。所以李泽厚与刘再复的《告别革命》引来一片反对声。1990年代《顾准文集》问世后，很多知识分子搞不明白顾准为什么提出“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其实中国读者不太容易理解《九三年》里那位军曹骂声的意思。所以军曹的话，缺少人道主义的中国人是无论如何也说不出来的。
所以说《零下三十八度》中的常青身上的人道主义精神，看上去让人肃然起敬，却不真实。文学形象一旦失真就索然了。当然常青形象的失真，不是演员王丽坤的演技问题。而是编导的败笔。
《零下三十八度》编导塑造的女主人公形象失真，说明文学创作中有个很应该反省的思想倾向：作家误以为搞小说戏剧创作，作品的成功与否，故事是最重要的。平庸的作品都是因为编不出好故事来。成功的作品都是有吸引人的故事。
这话有道理，却未触及文学作品的根本问题。
其实，凡是涉及到人物的文学创作，最重要的、也是最难的——是文学人物的塑造。编故事容易，塑造人物太难了！
清末以降的中国文学以小说为盛，戏剧也呈繁荣景象。但作家塑造的文学人物，成功者极少。似乎只有鲁迅笔下的阿Q、《雷雨》中的繁漪最为光彩照人，可谓不朽的文学形象！其余的小说、戏剧中的人物，大都流于平庸。例如，著名作家老舍的《骆驼祥子》中的祥子这个文学形象，较之阿Q与繁漪则逊色多了。繁漪是《雷雨》中最具特色、最有个性、最血肉丰满的人物。剧中繁漪是以“反面人物”出现的，但繁漪却是个最能赢得观众同情与理解的“反面人物”！而剧中的那些“正面人物”，却无法获得观众给予繁漪的那种深切乃至强烈的情感！繁漪的人性之光，以前都湮没在对《雷雨》中“反动的周朴园与劳苦的鲁侍萍”、以及“反帝反封建”的主题说教中了。
现当代文学评论基本上是失败的。都失败在“宏大叙事”上，僵化在“历史的、社会的”重大视角上。其实《雷雨》讲的就是一个旧式家庭里的故事，与评论家说的“反帝反封建”没有关系。繁漪也说不上是新女性。她只是本能地感到生活的枯燥、家庭的压抑、丈夫的虚伪与阴森、社会的隔膜与陌生，给她带来了难以忍受的身心压力与精神折磨。繁漪与周萍的关系属于“乱伦”，但繁漪并未因此让观众感到恶心。反而会有一丝说不明白的同情挥之不去……我喜欢《雷雨》，尤其喜欢剧中人物繁漪。但我不喜欢作者曹禺。
曹禺晚年在《雷雨》创作“后记”里关于这部戏剧的创作动机与创作思想都是假话！曹禺创作《雷雨》时，不过是个还没毕业的大学生。他不可能有“后记”里讲的那些崇高的革命目的与伟大的革命思想。所以曹禺在世时，有人就毫不客气地指出：创作《雷雨》的那个曹禺，早在天玄地黄之际就死了！
但是，我喜欢《阿Q正传》，喜欢阿Q这个人物形象，更喜欢作者鲁迅。年轻时读《阿Q正传》受到的思想震撼至今记忆犹新：阿Q用自我欺骗达到自我安慰的“精神胜利法”，仍然是国民性最生动的体现！
阿Q的语言是小说中最精彩的部分。阿Q的话语都是其个性的体现，都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体现了阿Q才有的那种可笑却不可恨，可悲却不可怜的形象。
都说阿Q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不朽的形象，却鲜有人发现，这种“不朽”是在阿Q的那些看似粗俗的平常话语中体现出来的！这种口头语言个性化中涵有的国民性的典型意义，体现了作者“平淡中见深刻”的卓越功力，是作者驾驭文学语言达到炉火纯青境界能力的体现。这样驾轻就熟的语言表达能力，只有鲁迅这样的文学大家才能实现。中国古今作家繁若群星，能完全实现文学人物口语之个性化者，鲁迅之前，只有《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曹雪芹之后，唯鲁迅是这方面无人能及的典范。
例如：阿Q由于地位卑微，是个十足的穷光蛋、流浪汉，因此经常受到人们的嘲笑与奚落。愤怒的阿Q，无奈中只好拿这样的话回敬他们：“我祖上比你阔多了，你算什么东西！”作者设计阿Q说这句话的深意在于：你祖上就是坐过皇帝又怎样？你现在不是穷得叮当响？这句话还有着更进一步的发人深省处：喜欢津津乐道祖上子虚乌有的风光，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是中国人延续了千百年的陋习。
沿着阿Q这句话的逻辑思考下去就会发现：尚古思想是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就像孔子的“克己复礼”便是这种思想的集中表现。尚古思想是中国人几千年不变的习惯意识。中国人动辄拿古人古事当作骄傲的资本，其实是一种不愿正视现实问题、拿尚古思想自欺欺人的做法，毋宁说是很愚昧、很无知的表现。尚古思想模糊了中国人向前看的眼光；抹杀了中国人的创新力与创造力。尚古思想根深蒂固，至今犹在。
所以今人动辄在世人面前炫耀“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史”，这个说法与阿Q的“我祖上比你阔多了”同出一辙。其实我们有五万年文明史又怎样……《阿Q正传》1921年问世，至今一百年了。现实生活中的阿Q仍然随处可见。谁说鲁迅的书过时了呢？
阿Q是作者创造的文学形象，实际生活中并无阿Q这个人物。但没有一个读者感觉阿Q是虚假的文学形象，都觉得阿Q似曾相识，都认为阿Q是生活中见过的人！
虽然阿Q是生活中没有的人物。但阿Q是一个真实的艺术形象——这个发人深省的成功创作说明：纵然真实是文学创作的第一要则，但艺术的真实并非生活的真实。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尘世上。所以文学形象必须是“食人间烟火的”人，必须符合生活的逻辑。符合生活中的情理、事理、道理、哲理。像《零下三十八度》中的女主人公常青在革命与人道主义之间选择了人道主义的做法，就不符合中国人的生活逻辑。
中国作家之所以难以创作出成功的文学艺术形象，不是不了解这个艺术创作的真实原则，而是难在不能像鲁迅那样对人性有深入的悟知、对民族性有深刻的洞察、对中国文化有入木三分的认识、对历史与社会有烂熟于胸的知识。
虽然《阿Q正传》问世一百年了，但今天看来，鲁迅的这部代表作的伟大意义，不仅仅是“阿Q今天仍然活着”，而鲁迅之所以能成功地塑造出阿Q这个不朽的文学形象——作者拥有的多么深厚的文化素养以及无与伦比的批判精神，仍然是中国作家深思与效法的光辉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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