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个儿不高，清瘦，皮肤黝黑，也不知是天生，还是晒的。脸上的皱纹老深。头发灰白，后面随意地挽了个簪儿。整日忙活，手脚不闲，连自己的头发也经常顾不得好好梳拢一下。有时要出门了，母亲就会站在门口，用那把掉了齿的木梳，蘸着清水，仔细地梳啊梳啊，阳光下，母亲的头发顿时整整齐齐，光亮光亮，我觉得此时的母亲那样漂亮。有时我好奇地问：“娘，你头发梳得真好看，咋不天天梳啊？”听到这里，她总是不耐烦地说：“去，去，小孩子懂个啥，哪有那些闲空啊，你肠子还问我要食儿呢！”
我印象深的还有她的那双小脚，尖尖的，几个脚趾叠在一起，都变形了，竟然稳稳地站着或走路。
一
母亲姓孙，和旧中国绝大多数女子一样，没有个自己的大名。在户口簿上，只落了个“赵孙氏”的称谓。她出生在民国的前一年，如果还在，该有103岁了。她15岁时，因为家穷，“穷找穷”地嫁到了做苦力的赵家门，一辈子当牛做马，吃糠咽菜，没过上一天好日子。但就是这样一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却支撑起一个7口之家，拉扯5个孩子成人，其中还培养出3个教师。
母亲十分能干。虽是女人，却一身铮铮硬骨，10个男子也不换。
父亲一生懦弱木讷，整天被母亲指责是“锅门口的汉子”“只会挑担拉车出苦力，不能给家挡风遮雨”。所以整个家庭，里里外外全靠母亲一人顶梁扛柱。屋里的柴米油盐，针头线脑，洗洗浆浆，人来客去靠她；外头的出力挣钱，养家糊口也得靠她。老仲家洼的人几乎没人不识“老赵家那个挑担子卖菜的”。
每到清晨，天还没亮，胡同口就会出现一个小脚女人，挑着担子，颤颤悠悠，在不平的土路上晃动的身影。母亲个不高，但那两筐冒尖的青菜却不轻。韭菜、萝卜、菠菜、茭瓜……样样俱全。这时，街上就会传来“卖韭菜喽”“卖萝卜来”的叫卖声，那声音高亢、响亮，不亚于大喇叭。因此在仲家洼，母亲的“大嗓门”是很出名的。
除了挑担卖菜，母亲几乎什么活都干过，只要能挣钱，能填饱家里的那七张嘴。她干啥都不惧。她帮父亲拉过独轮车，地排车，一个小个女人，马路坡多，她那细细的双腿，吃力地蹬着上崖。晚上回家，衣服总是湿漉漉的。
二
1960年生产救灾时，全家人都快饿死了，我那时上初中，腿浮肿得一按一个窝。母亲一个人硬是干起了打凉粉、卖火烧、卖瓦罐的营生，把一家人救了过来。
卖凉粉这事儿我记得特清楚。母亲从集上买来了干冻菜（石花菜），拿到院子里，使劲地捶打，把渣儿弄干净了，就放到八印大锅里添满水熬，我则坐在小凳上拉风箱，这活一干就是半宿，我经常拉着拉着就睡着了，母亲就用那小脚一踢，我又睁开了眼。冻菜熬好后，母亲就大盆小盆、大碗小碗地摆了一屋，倒满后，等它凝固了，第二天就推着小车到延安路头市场上去卖。水桶，锅盆，碗筷，酱油，醋，香菜，胡萝卜丝，满满一车，母亲麻利地切好凉粉，拌好调料，吆喝着“五分一碗儿”。
母亲打的凉粉添水少，结实，所以比别人好卖。那段时间，我记不清熬了多少锅凉粉，但母亲却从不给我们吃。母亲说：“吃这个不垫饥，换钱买地瓜干。”哎，我嘴馋，有时偷着弄点吃，滑溜溜的，可好吃了！被母亲发现，又是一顿好尅。
那会儿，母亲还去亢家庄生产队蔬菜组干过临时工。种菜收菜的活儿，经常是早晨四五点钟下地，那时天黑漆漆的，母亲一个人也不害怕，赶到菜地，和社员一起忙活。割菜，捆菜，装车，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晚上回家，浑身是泥土，倒炕上就爬不起来了。累死累活干一天，才挣几毛钱。以后母亲还干过许多活，多得数不清。她给人家当过保姆，看过孩子，我记得那孩子叫宝宝，长成大人了，还常来我家看母亲。我们工作后，日子有点起色了，她还到南仲服务站拣头发渣，记得有次我去找她，低矮的厂房里，灰尘弥漫，对面不见人，我叫了好几声，灰雾中，我才看清了母亲！口罩布做的头巾几乎成黑的了，大口罩把脸遮得严严的，只露出两只眼睛，母亲从那头发渣子堆里抬起头。我鼻子一酸：儿子无能，儿子不孝！这把年纪了，还让母亲干这脏活！回家后，我死活不让母亲干了，可母亲却说：“孩子，你们几个不是还没成家吗？说媳妇要钱啊！不干，哪来的钱？”我不吭声了，心像刀绞。想想母亲晚年哮喘，肺气肿，都是捡头发渣落下的病根啊！
想想赵家这个家，几乎全是靠她一双小脚，一双老手，一身力气去干的，去挣的。够不容易的了。仲家洼的街坊老人都说：“‘老赵家的’能，有本事，强梁”“能吃苦”“干什么不打怵”，的确，我现在还想，如果我家没有这样一个能干的母亲，这个家早就塌了，全家人早就饿死了。
三
母亲能吃苦，这是常人不可想象的。听她说，她这辈子共生了10个孩子，只活下来5个，前后做了10个月子，只吃了3个鸡蛋，还是赊场院小铺的，经常是生完孩子第二天就下地做饭。家里吃的不用说，烧的从来不花一分钱，八印大锅一天得烧多少柴火、煤核儿，都是母亲一双手一下一下捡来的。记得一次母亲上山捡柴火，母亲贪，柴火捆得太大了，比母亲的个头还大。有一次，下山时小脚一滑，连人带柴滚到山下，天黑了，母亲才挪着小脚，一瘸一拐地回到家，衣服破了，手脚破了，脸上还流着血，回头看看身后的柴火，一根没少地驮回来了。这哪里是柴火，分明是母亲的血汗啊！仲家洼的人日子穷，家家捡煤核儿、淘煤核儿烧火做饭，我家自然也不例外，所以母亲的手脚常冻得裂口子，那口子深得像小孩的嘴，血淋淋的，我常看见母亲用缝衣服的线缝那口子，母亲每逢一针，我的心就一揪：母亲的手不疼吗？
母亲还特会“过日子”，节俭。有时候节俭得让人不可理喻。在我的记忆中，除了过年那几天穿件新的，母亲一生几乎从没穿过什么新衣服、好衣服，一年四季总穿洗得发白的旧衣服，上面永远摞着补丁。鞋就更不用提了，一辈子总穿自己做的布鞋，由于是小脚，又总要上山下海干活，脚前面的趾头经常露出来，所以母亲总是三天两头地补鞋，那鞋也总是打满了补丁。吃的更不消说，地瓜干、玉米面、野菜是家常便饭，一年吃不上几顿肉，我们兄妹几个整天盼过年，就是盼能吃上炖肉，吃上个馒头，尽管那馒头也是外面皮是白面，里面掺地瓜面的。再就是盼过生日，俺家有规矩，不管日子多累，家里人过生日都要吃“长寿面”，不过，那面条经常也是地瓜面的。俺家还有个规矩，剩饭从来不倒，当然剩饭总是母亲吃得多，有时酸了，馊了，也舍不得扔。我们成家后，日子有起色了，我们常劝她吃点好的，可她总说：“吃不穷，穿不穷，打算不到就受穷。日子要节省着过，细水长流。”婚后，我每过段时间回家送养老费，看老人，手头紧，就买上几个包子，几斤鸡蛋送去，可过几天再回家一看，包子都干得硬邦邦的，鸡蛋都流黑水了，我说几句，她老人家就又叨叨了：“年轻人就是不会过日子，好东西哪能一口吃了，要细水长流……”我的亲娘啊，你老人家总是细水长流，都什么岁数了，还能吃多少啊！
四
母亲是1984年10月23日去世的。听说早晨喂完了小孙子，到了9点多，自己才匆匆吃了一碗昨晚剩下的烂面条，来到院子里，用一个铝盆去洗自己的几件衣服。衣服没洗完，就一头倒地，脑溢血去世了。母亲这辈子，像老牛一样，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干的是苦活。一生都没闲着，在死之前还在洗衣服。然后不声不响地走了。到今天我还在想：她这一辈子又吃过几顿好饭呢？母亲走得太突然了，前一天晚上，母亲听说肥皂要涨价，还挪着小脚到小铺去，用小褂的前襟，兜了6条“青松”肥皂呢！谁想到第二天就一头栽倒了呢！母亲这辈子没给我们添一点累，临终前没给我们留下一句话，就这样问心无愧地撒手西去了，老娘啊，你在天国好好休息吧，你这一生付出太多太多，你太累了！
母亲一生清贫穷苦，没给儿女留下什么遗产，也没有留下什么遗言，但我却觉得她给我留下的东西太多太多。我将享用终身，受益终身。母亲那吃苦耐劳、坚强能干、艰苦朴素的一生，就是留给我们子女的最宝贵、最丰厚的遗产，这份精神财富是无价的。
朋友们常对我说，你母亲一生太不容易了，你真该好好写一写，写成一本大书。我想写，但我总觉得无论怎样写，都不能写出一个完整的母亲，我觉得，不用写，母亲本身就是一本大书，一本让她的子女一生都读不完的大书，这书太大，太厚重，沉甸甸，像古老苦难的中国，像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
20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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