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九六八年秋天，我们市南区几十个人到青岛自行车厂准备车间干临时工。那一身“行头”是自行车厂发的。一身工作服还可以，只是戴白帽子不大协调，有点像囚犯。
我的工作是“出炉”。我的搭档也是我的邻居，住在龙江路上的一起干临时工的杨哥，他用几米长的大铁钩子从炉里把烧红的钢板掏到炉口，我再用大铁钳子夹住拖到跟前的运输带上，运输带另一头有人用钳子把钢板送进轧钢机。整个工序没有一个轻快的。我身后墙上有个温度计，常年的温度是摄氏五十五度。烟熏火烤，一身汗水，五冬六夏在炉前只能穿单裤单褂。在这样的高温下连续干八个小时肯定会晕倒，厂里规定干一刻钟铃声一响就换班。一刻钟时间太短，会吸烟的走回休息室还没抽上一根烟铃声就响了，所以我们出炉的四个人决定半小时换一次班。
干的活又脏又热，下班后不洗澡是不行的。澡堂就是一个大池子，一天换一池子水，没有淋浴，人们都在池子里洗头洗脸洗身子，池子里的水像饺子汤。一层带灰的肥皂水漂在上面。不小心弄到口里一点水，那味道像海水一样，有点咸。有天洗澡时我看到两个壮汉架着我们工段老韩的两只胳膊把头往水里摁，并大声吆喝着：“喝几口水！”老韩挣扎了一阵，最后只有咕咚咕咚喝了几大口脏水，咽了下去。我当时觉得这玩笑开大了。后来才知道这不是开玩笑，韩某应该喝几口“饺子汤”。工人上夜班应当有两毛钱的夜班费，但是自行车厂没有，这就是韩某当劳工科长时干的缺德事。文革中韩某从科室下放到车间劳动，这可掉到工人手中了。有天中午几个工人把老韩弄到了食堂的桌子上站着，质问他为何不给工人夜班费，老韩说五八年实行夜班费制度时候有文件，夜班费可以发，也可以不发……工人们上去就要揍他。这样的人不喝几口澡堂子水，谁应该喝？
我们火轧工段还有个从科室下来的，叫张洪亮，他没有民愤，不像老韩那样。人们都叫他“两回”。他曾煤气中毒，第一次是老婆上夜班去了，他守着没有烟囱的煤球炉睡觉，中毒了，幸亏发现早，要不就没命了。他老婆又气又恨，掴了他一耳光。没过半年他又一次煤气中毒，又被老婆掴了一耳光，比第一次更狠。这次他长记性了。两回煤气中毒，被老婆掴了两回。“两回”这个外号就这样叫开了。不过对这个外号他不生气，谁愿意叫谁叫。这人能说会道，干活有办法，人缘很好。
但是也有人对自己的外号忌讳的，就像老云，他的外号叫“睾丸”。有人大声叫他：“睾丸！”他总是不高兴，骂骂咧咧。老云姓云名宽信，一个大字不识。有天老云到医务室看病，大夫给他开了假条，假条上写了“支气管炎”。老云不认字，到车间后问别人自己得了什么病，那人开玩笑，说是“睾丸炎”。老云不知睾丸是什么东西。虽然他身无长物，但这个东西是有的，可是老云只知道此物的俗名，不知道它的大号。所以他到处吆喝自己得了睾丸炎。人们只是笑，并不说破。“睾丸”这个外号从此产生。后来老云知道了睾丸的意思，大怒，但有些人照叫不误，老云也没办法。
老云曾跟我说他进厂以前是个卖肉的，但是不认秤。不认秤怎么卖肉？他说自己有办法，一刀子一斤，不用称，肯定错不了。一刀子一斤我不太相信，老云不认秤我却相信，因为他连钟表上的时间也看不懂。老云干的是最后一道工序，把轧薄的钢材用钩子拖走，叫“拖铁”。那地方的墙上有个电表，表上没有阿拉伯数字，只有刻度。他愣是看不明白。轧钢机上工作的人故意想“扎古”（意即“收拾”“使坏”）老云，老远就问：“老云，几点了？”老云看不懂表，只好回答：“和昨天这个时候一样……”
轧钢工人中也不全是大老粗，也有有文化的。赵岩本就是一个。两回、老云都是三十五六岁的样子，赵岩本有四十以上。有次他跟我谈起古典文学来，说他喜欢秦观的词，说着便背诵起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赵岩本原来有老婆，后来离婚了，没有孩子。星期天休班的时候，他早上带着侄子到信号山玩耍，从山上下来经过华山路我家，在大门口叫我，我从屋里出来邀他进屋玩，他不肯，笑笑招招手就走了。后来我早不在自行车厂干活了，他有时候从信号山下来仍然到我家大门口叫我，我出来后他看到我，依然是笑笑招招手，也不说什么就走了，他从不进家里来。
那时候轧钢工段的正式工和临时工分不出来，在一起干活，正式工也没有瞧不起临时工。刘克思等正式工还到我家玩过几次。刘克思本名刘克义，长的高颧骨高鼻梁，三十几岁已谢了顶，有点像漫画上的刘少奇。那时全国都在搞大批判，批刘少奇，到处是刘少奇的漫画。漫画上说刘少奇自以为了不起，自比马克思，所以刘少奇被称为刘克思。刘克义也就成了刘克思，人们几乎全叫他刘克思。刘克思干的活是烧炉，和我出炉的活地点靠得近，接触也多点。他是日照人，听说我和他是老乡，跟我说的话更多了。他跟我说，一九五九年西德专家曾参观过轧钢车间，评价是“野蛮操作”。我觉得那时干的活也就是比手工作坊强一些，虽然用了机器，但许多活还是靠经验。比方说出炉，钢材烧到什么程度应该掏出来，完全靠肉眼判断。钢材烧到红色，就是不到火候，如果掏出来送到轧钢机上，轧不动，会损坏机器，若烧成接近白色，就是快烧化了，烧到橘黄色正是火候，要赶快掏出来。刘克思还跟我讲了许多以前厂里的事情。刘克思叫我老牟，许多工人都叫我老牟，那年我才二十岁，叫老牟是表示亲切。
休息室兼更衣室是一个几十平方米的长方形的大房子，平房。只有一面有几个小窗户，如果不开灯几乎看不见东西。因为工作又脏又热，工人们常常是上班时把衣服从里到外脱光换上干活时穿的衣服，下班后再换回来。干活时候穿厚厚的翻毛大皮鞋，为了保护脚不被烫着，大都不穿袜子，而是用布条一层层把脚裹起来。更衣室里到处晾着又臭又长的裹脚布子。汗酸味臭味再加上抽烟的味道，乍进屋顶得鼻子难受，不过一会儿就好了。人们累得躺在长条椅上，顾不了那么多了。一天我们几个正在屋里休息，有人跑进来大声喊：“快，快去抓流氓……”，一打听，才知道车间墙外有谈恋爱的。车间的墙临马路，从外面看墙很高，但从里面看是很低的，只到人肩膀。墙外是一堆堆的圆木。圆木和墙之间有空隙，坐在那里街上行人看不到。坐在那里的情侣难免搂搂抱抱，或有肌肤之亲，车间里面的工人看到了，说是“耍流氓”，有人来了兴致，吆喝，或扔煤渣，还有跑到外面去“捉奸”的。我不愿去看这等事情。躺在我旁边长椅上的滕大个子说：“我他妈累得屁滚尿流，还有心思管这个……”刘克思曾跟我讲过，有天晚上有个老头和老太坐在墙外搂在一起，月亮照着老头的秃头雪亮。两个工人看到了，抬了一桶烧气焊用过的电石泥往墙外直接扣到了两人身上……第二天老头来车间找领导，说“你们厂的工人真不讲道德……”
人们在更衣室里说着粗鲁的话，开着粗野的玩笑。我看到有好几次有人趁老云脱得赤条条换衣服的时候从背后拦腰抱住他，抱到院子中央放下就跑，院子地上全是煤灰渣子，老云一丝不挂，大白天在众目睽睽之下连笑带骂，赤着脚往屋里小跑。我从小愿意看《水浒传》，不知怎的看到老云这样子我想起了赤发鬼刘唐。
我们火轧工段是三班倒，我所在班的班长叫张文柄，也是三十五六岁，这人说话最口无遮拦，见到老云必叫“睾丸”，车间里女工很少，有个女工胸部很大，他当面叫人家“双山”。刘克思等人也跟着叫。赵岩本没有老婆，张文柄拿着这件事开着无穷无尽的玩笑，说赵岩本的床铺上有个洞，是赵岩本自己戳的……张文柄还经常自己胡编一些骂人的话，“日他奶奶，种上黄瓜，出来韭菜。”“日他奶奶，种上菠菜，出来海带……”工人们送给他一个比“睾丸”还难听的外号。但是张文柄干起活来是好样的，讨论工作正事的时候正正经经，不胡说。
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修炉。六九年一月，春节停了两天烧钢板的火炉，春节后上班要修炉。轧钢火炉是耐火材料砖垒的，停下来两天耐火材料砖仍然很热。工人们穿着白色的石棉大襟跳进接近一人身高的炉里干活，干一会就赶快爬出来换人，温度实在太高。我进去后干了几分钟觉得受不了，赶快爬出来。过了一会儿又进去干了几分钟，觉得下半身像是被烫熟了，赶紧爬出来，无论别人怎么说，我就是不进去了。后来想想我做得对，那时我才二十岁，以后还要结婚，如果下半身烫熟了这辈子怎么办。
轧钢属于高温作业，临时工和正式工一样，每天发两毛钱的高温票。我从家里带干粮，一般是两个大馒头，那年虽闹文革，但生活上比六零年好一些，能吃饱了。娘把白面粉省下来做成馒头我上班带着。但是食堂里卖的两毛钱的高温菜并不怎么好，有时连着吃白菜，有时一连几天吃菠菜，还有段时间天天吃海带。也难怪张文柄吆喝“日他奶奶，种上菠菜，出来海带”了。食堂里卖饭的人有个鼻子很高的，那人对工人不友好，都叫他“鹰鼻子”。有天上夜班吃的是白菜，全凉了，有些些临时工把菜买出来全倒在食堂的饭桌上。有个叫王志福的长相挺凶的临时工用拇指和食指一下子捏住了鹰鼻子的鼻子……
我从家到自行车厂乘公交车很不方便，只有步行。步行时间接近一个小时。开始我和邻居杨哥一起上下班，后来他不在厂里干了，我自己走。六八年冬天我上夜班，白天院子里孩子太闹，睡不好觉，晚上八点多钟顶着大风出门往厂里走，望着天上冷冷的月亮，心里想这样干到什么时候是头。有几天雪下得特别大，晚上十点我下中班，洗完澡换上衣服十点半多了，穿着翻毛大皮鞋踏着厚厚的积雪往家走去，经过曹县路、华阳路、登州路、莱芜二路、信号山路、龙江路，一路上看不见几个行人，许多地方没有路灯，到了华山路家大门口看到全院漆黑，只有我家里灯亮着，娘在等着我下班回家，到屋里看看挂钟快十二点了。在高温火炉旁劳累了一天，鼻子嗓子眼睛都不好受。躺在床上关上灯，看着窗玻璃，一会儿觉得远，一会儿觉得近。鼻子总闻到一股甜兮兮的味道。
干的活累，有些临时工就想偷懒。正式工除了固定工资外每个月有三元五角钱的附加工资，如果请三天以上的病假，当月的附加工资就没有了。三元五角钱在当时来说能买不少东西。所以有些人一个月只请两天病假，除非确实病得起不来了。临时工没有附加工资，请一天病假扣半天的工资。我们的工资按天算，一天一元七角六分，除去星期天一个月也能开将近五十元钱。这在当时是不少的。另外每月还补助十五斤粮票。干的活太累，有的临时工就想偷懒，休天病假，还可以拿半天的工资。但是工厂医务室的医生们对临时工挺苛刻。临时工要点药难，想休病假也难。有次一个姓钟的临时工到医务室看病，他的胃不大舒服，让我陪他一起去。有个医生问他：“你才来了几天就生病？”钟某回答：“吃五谷杂粮还有不长病的？”那医生说：“五谷杂粮是党照顾的，你有意见？”老钟一时无话可说。粮证上按比例供给的粮食有白面、黑面、苞米面、地瓜干、还有豆面，都是党照顾的，党若不照顾我们，我们吃什么？早就饿死了。
然而休病假的机会终于来了。那时伟大领袖发出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伟大号召。大中学校、文艺团体、科研所、医院等都进驻了“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一些没文化的大老粗进入这些部门当领导，指手画脚。那年代大老粗是光荣的，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常有人自夸“老子家里几辈子讨饭，斗大的字认识不了一抬筐”。有人把手伸出来让知识分子看，“看我这一手老茧，你有吗！”自行车厂的医务室也进入了工宣队，工宣队的成员是本厂工人。工宣队员不会看病，但是会开病假条。他们把空白病假条盖上章，放在抽屉里。有个临时工发现了这个秘密，趁人不注意偷出一张，填上自己的名字和日期，交给班组长，休起了病假。于是有人跟着他学。我也曾用此法赖了一天病假。
干临时工虽然挣钱多点，却没有保障，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工厂辞退。于是临时工们希望转为正式工人，叫做临时工“转正”。一九六九年春天，传言党的“九大”要召开了，许多人说“九大”以后临时工都要转正。我记得在大休息室里，很多临时工在谈这件事，大家都希望能转成正式工人。有人煞有介事地说中央有文件，年龄三十五以下的转正。那么三十五以上的人呢？三十五以上的怎么办？谁都说不出来。我突然想开个玩笑，说“三十五以上的活埋……”。六九年的四月一日我正上夜班，半夜十二点突然接到通知，“九大”开幕了！立马全体工人都停了工，到厂子大礼堂去庆祝。敲锣打鼓，好不热闹。然而“九大”以后临时工没有转正，到了秋天反而传出了临时工回工的消息。回工就是被单位解雇。说是要和苏联打仗，城市的人口要疏散到农村去，临时工要全部回工。开始听到这个消息，我喜忧兼半。喜的是再不用出力干轧钢这个活了。忧的是回工后干什么？不干活吃什么？我娘没工作，哥哥上了青海建设兵团，我没活干就没地方领工资，一天不干就一天没饭吃，怎么办？我觉得恐慌，还是不回工好，活累点，总比没有饭吃强。九月三十日，我们正式接到了回工的通知，临时工们都要打道回府了。临走的时候，刘克思、张文柄、赵岩本等送我们，有点不舍的意思。我记得那天灰蒙蒙的，风挺大，太阳只是一个小黄点。我走得很慢，从厂子到家原本不到一个小时的路，我走了两个多小时。我心情很灰暗，有种绝望的感觉。从那时一直到七零年三月份我到园林处干临时工，我在家闲了五个半月，那是一段凄苦悲凉的日子。
十年以后的一九七九年，我有事经过自行车厂准备车间，进去看看轧钢工段的老伙计们，看看我当年干活的地方。基本上还是老样子，只是轧钢最后一道工序是自动化了，轧好的暗红长长的钢片被挂在房梁的吊车调走，不用人工去拖。还是那个又大又破的更衣室。有些年轻工人我不认识了。见到了刘克思和张文柄。赵岩本死了，张洪亮和老云调到了别的车间。刘克思和张文柄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我，和我说了不少的话。
二零零九年我已经退休，早已搬到宁夏路居住。有天经过离家不远的铁路宿舍时，看到一个老头蹲在大门口，走近一看，是刘克思！看到我刘克思也站了起来，他忘记了我是谁，只是觉得有些面熟。我自我介绍后，他慢慢地想了起来。他说自己已七十八岁，一九八七年退休，现在住在女儿家。他几乎没变样子，只是老了些。高高的个子，腰板笔直，宽肩膀，高颧骨，高鼻梁，秃头。他说自己身子骨还硬朗，没什么病。他憨厚地笑着，回忆着往事。我因为急着回家，没说多少话就走了。以后我又碰到他一次，他正和女儿出门，只是打了个招呼，没说别的。我心想以后再看到刘克思，一定跟他好好聊聊，问问当年的老伙计们现在怎么样了。可是我以后再也没有遇到他。
写于201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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