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沟示意图
上次说到外祖父家是沂水县朱家沟村，那个村里刘姓居多，但不都是“关顶刘”一支，还有别的支系，至于是什么支系不太清楚，也从未打听过。当时村子处于所谓“根据地”，村里主事的领导好像叫刘成顺，就是另一支系的。还有一位姓牛（叫牛月亮，当地话，牛读作you）的支书。
当时城里的汉奸经常到村里来派公粮，日本兵也经常下来扫荡。每次来，村里便鸡飞狗跳。日本兵抓住鸡，用开水烫烫，屠撸屠撸毛就吃，看得乡亲们直呼恶心：这就不是些人种！那里虽说是山区，却多是丘陵，没有什么像样的山，每次遇到扫荡，大姑娘小媳妇，脸上抹上锅灰，吓得浑身发抖，躲在河沟土坑里。
因姥爷做生意，家境比邻居族人要好，所以母亲得以读私塾，又上了几年小学。说起童年在私塾学过的内容，年已九旬的母亲开口就能背诵一大串，百家姓、三字经，还有现已不熟悉的《庄农日用歌》：“人生天地间，庄农最为先。要记日用帐，先把杂字观。你若待知道，听我诌一篇……”
不过家境殷实，也为在日后的土改埋下了麻烦的祸根。划成分时，外祖父是下中农，按说是所谓的“贫下中农”一类，但工作队不管这些，对村里的地主不管不问，却冲着外祖父下手。可能是地主家只有土地，而不像外祖父做生意那样露富吧。工作队把姥爷家里的老古董洗劫一空，把姥爷和二姥爷弟兄俩五花大绑，开始绑在当街的碾棍上示众，乡亲们抗议，说这样还怎么碾粮食？所以又被解送到区里。家里人惊慌失措，不知该如何是好。母亲上有大姐，但已远嫁到沂山深处，即便是回来也不能做啥，一个老实巴交的农妇，没见啥世面；弟弟妹妹还小，于是她壮着胆子去给父亲和二大伯送饭。后来，又拉着已过继给二大伯家的五姐到区上去讨说法。姐妹俩，一个十五六，一个十三四，一路打听着，饿了就到人家讨口饭吃，几经周折，多次去区里讨说法。区长也姓刘，很和蔼，得知情况后，答应放人。后来，历次运动的内查外调，相关外调人员都少不了到村里和县里来折腾一番。一九七零年疏散人口时，我正在姥姥家，就看到父亲单位一位熟悉的蒋西林叔叔来村里搞外调。
母亲这一辈的人很多，一九四五年前后，有几十位兄弟姐妹先后出来参军（究竟是八路军还是新四军，或是解放军，当时的称呼比较乱，年代久远，母亲记不太清）及其相关机构，母亲就是其中之一。因母亲读了三年私塾，当时就算知识分子了，所以部队文工团招她入伍，但她年龄超龄，于是哭鼻子。部队一个大姐过来安慰她，给她出主意，改小年龄，于是以12岁的年龄入了伍。入伍后，发现不适应，又调整，先后在军工厂、随军书店、部队医院等单位，最后在三野九兵团廿一医院做护士。
当时村里的姐妹参军后，大都嫁给了部队上的干部。母亲一位堂姐参军后，嫁给一位年纪很大的干部，这人参军前本人就是地主，两人差了十多岁还是二十岁。我在太平路37号团市委工作时，某年夏季某日，正在办公室，忽接一电话，来电话的就是这位姨妈，当时是泰安某学院政治部负责人，她带车来青岛旅游，车子没油了，停在栈桥街头，要我去找当时的市委副书记刘维理。我一听吓一跳，刘正是分管团口的书记，是我们单位的顶头上司，这么点小事哪能去找他呢。姨妈以不容置辩的口气对我说，你就说我来了，说我的名字就行。我将信将疑，惴惴不安地走进当时海边的灰大楼（后拆掉）市委办公楼。记得当时是台风过后，靠近海边的办公楼内还有水渍，通过秘书找到正在开会的刘，刘从会议室出来，一听到我姨妈的名字，赶紧问姨妈在哪里，接着跟我走出大楼，见到姨妈后，恭恭敬敬地说了句什么。后来才知道，刘书记当年是我姨夫的警卫员。当时刘跟机关很多人一样，就近到栈桥西边的海水浴场游泳，气温适宜时，游泳的人多，他不怎么显眼，但秋后，尤其是初冬时节，他还坚持游泳，就很显眼了。我当时也坚持了很久，直到初冬外出出差才中断。从姨妈来青那次之后，又见过刘几面，都是客客气气的，并没有说什么。直到他后来患病离世。五姨也是嫁给一位军官，后来文革期间，所在城市连云港武斗很厉害，动用了重型武器。夫妻二人均是市里的当权派，是造反派揪斗的对象，一家人不得已逃到青岛避难，住在我家狭窄的空间里好长时间。
母亲所在部队驻扎滕县官桥期间，外祖父曾前去探亲。外祖父对接待的干部说，要来看儿子——重男轻女的心理吧，大概觉得说来看女儿有点难为情。接待干部问你儿子叫什么，外祖父说了母亲的名字，那干部很好笑，于是故意大声吆喝，喂，×的父亲来看他儿子咯！大家哈哈一笑。
在认识父亲之前，母亲部队里有位同乡，叫陈什么，后改名益三。当时追求母亲，但被拒绝。理由是，母亲说那人口音太重，说话不好听。后来这位战友找到意中人，某日，带着女友向母亲炫耀。母亲却不以为然。很多年之后，这位战友随部队南下，在上海某单位工作。
部队有一位炊事班长，姓汪，四十多岁，无儿无女，体弱多病，对母亲很关照，母亲认他做干爹，汪班长退伍时，要带母亲一起走，母亲征求指导员（姓顾）意见，顾指导员不同意，说，他那样穷，孤身一人，自己生活都难保证，你能跟他走吗，最终那人自己退伍回乡了，据说后来饿死了。
还有一位财务股长，带着很大一捆钞票叛逃，但没追回来，不知所踪。
跟母亲一直保持联系的一位老战友，也是同县的同乡，相距不远，肖丽阿姨，到老年一直与母亲有来往，住在云霄路。
父母在青岛安家后的几十年里，沂蒙老家的亲戚经常来，不像那些做了大官的亲戚，对亲戚拒之门外——似乎是回避什么——而母亲无官一身轻，来者不拒。来的都是客，来，多数是为要东西，虽父母不富，但比乡下还是好很多，那时物质匮乏，乡下尤甚，所以走的时候总是大包小包，咸鱼干（鳞刀鱼）、小海米总是标配。也有来看病的，父母从医，多少便利一些，但也有达不到满意的，他们以为，只要得了病，到了青岛他二姨/二姑/二姐这里，总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其实不要说那个年月的医疗条件，就是搁今天，医院、医生也做不到有病必治，有治必愈的。某年，我上高中，老家一位表兄带着重病的孩子来青求医，虽经父母多方联系名医，终因病入膏肓而不治。表兄大为不满。也无奈。但他坚持要送孩子回去落葬，不想在青岛火化。只好借一辆地排车拉回去，我记得是山大医院位于平原路的太平间，从那里出发，我带路，其实我认识的路也仅仅是胜利桥以南，而且主要是五路电车线，别的路记不太清。就这样，我陪着表兄，从平原路出发，我凭着不深的印象，沿五路电车线一路向北。逝者遗体上覆盖着厚厚的棉被，严严实实的，但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所以沿路看到的人无不指指点点。那时，我身体很弱，很瘦，走这样远的路也是吃不消。好不容易走到胜利桥，与表兄告别。我看着他，拉着地排车，慢慢向北走去，消失在视线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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