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惭愧，这座足球城在全国大型比赛中，也仅有一次获得过至高无上的冠军荣耀，那就是1955年在全国大中城市分区足球锦标赛上海赛区竞赛大会上，以一帮散兵游勇组成的青岛足球队，以六战五胜一平的战绩荣登冠军宝座，成为这座足球城引以为豪的美好传说。
一、从岛城足球百年沿革看这次夺冠的背景
据青岛体育志足球篇记载，上世纪20年代刚刚开始，足球运动传入青岛。欧美国家年轻的侨民把国际通用的足球规则带到这里，经常凑在一起踢球，一些喜好运动的中国青年看着有趣，也怯生生地跟着下场踢上两脚，很快就被这个圆滚滚的皮球迷住了。这便是岛城足球运动的开端。而德国总督“华洋分治”的政策，没法阻止中国年轻人好动的天性。积极参加足球活动者，多是机关、银行、邮政、海关、铁路的职工，他们的收入较之其他市民高，又不缺精力，闲暇之余相约一起踢足球，不过他们并没有形成固定的球队，都是自发性质、自愿结队，规则也不太严谨，得了闲就找块空地踢一场，出出汗，过把瘾。
根据1922年华盛顿会议决议，同年12月10日，中华民国正式从日本占领军手中收回胶澳租借地，结束了青岛25年殖民地的历史。此前几日，北京政府（北洋政府）任命山东省省长熊炳琦兼任胶澳商埠督办，使这位拥有直系军阀背景的政客成为首任青岛行政长官。但日本人横生枝节，借口中国缺乏气象学人才，拖了一年后才勉强同意交出青岛观象台。1924年1月，蒋丙然、高平子、宋国模等专家代表中国政府，从日本人手中接管了青岛观象台，蒋丙然成为国家主权下首任由中国人担任的台长。之后，这位获得比利时气象学博士学位，能说一口流利法语、英语的专家，带领青岛气象台作出了世界一流的业绩。
不要以为五四运动以后爱国主义就淡漠下来，上世纪二十年代，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被收回的城市青岛，这股热情并未减弱。就是在1924年1月，观象台天文观测员宋国模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力邀一批富于民族情感的本国体育界人士加盟足球队，得到广泛响应，从而组建了青岛第一支足球队，名字定为“中华足球队”。
高平子（左二）、蒋丙然（左三）、宋国模（左四）
宋先生是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胜任本职业务，但他可并非人们想象中的文弱书生。他生得方脸大眼，五官耐看，且体格强健，平日着长袍马褂，也常穿西服皮鞋。他很早就喜欢踢球，来青之前就已掌握了相当的技术水平，换上运动装下场飞奔着带传停射，完全是一副生龙活虎的斗士模样。踢球在某些人眼中是一项粗野的运动，而中国最早踢球的人群，却大都是读过洋学堂的知识分子。
“中华队”首批队员除宋国模以外，还包括不久前入选中国队参加亚洲远东运动会夺得冠军的的吴炎章，他的脚下功夫更是好生了得，队中还有崔少白、毛恭瑛、包松生、王迂良、劳启涛、王振声、韩秉城、黄子昌等颇具名声的足球好手。两个月后，以十月革命后逃来中国避难的俄罗斯人卜洛夫为首，一批驻青的外国侨民组建了“西联”足球联盟（简称西联队）。这支凭借身体优势具有猛冲猛打风格的强队，让矮小的中国队员不太适应。不久，又出现了友谊会、胶济铁路局、海关、基督教青年会、奥群等足球队。第二年，又出现了私立青岛大学队（校址在今中国海洋大学鱼山路校区）和日本商业学校足球队（校址在今青岛一中）。一时，岛城各路强手云集，各国精英荟萃，足球运动初具规模。回顾起来，宋国模先生当属开青岛足球先河第一人。岁月久远，记忆模糊，但历代史官不会忘记他那份难以磨灭的贡献。
辛亥革命以后，失去权柄而钱财尚在的恭王爷溥伟等一批逊清王公贵胄迁居青岛，借住在这块平静的世外桃源。迂腐的老爷们看到德国兵在场上为争个皮球跑得满头大汗，咬定他们玩的就是中国人一千年前的“蹴鞠”，颇有点阿Q“我家先前阔过”的心态。岂不知，蹴鞠没能流传下来，倒是并没有几十年历史的现代足球，却很快就风靡全球，吸引了各国年轻人。
根据英南在《商周刊》提供的资料，1924年，美籍犹太商人滋美满包下了汇泉广场进行赛马，由于这属博彩性质的赌博业，当局并不十分支持。滋美满灵机一动，成立了一个“万国体育总会”，下设足球俱乐部、网球俱乐部、高尔夫球俱乐部等体育协会，声称自己是希望利用汇泉广场在青岛发展体育活动，博彩只是副业。“在商言商”，其实，万国体育总会此后主要还是依靠博彩赛马业赢利，但聪明的滋美满把赛马场中间的椭圆形空地辟成两个足球场，以吸引人气，增强气氛。犹太人的商业眼光，再一次显示出它的魔力。“工夫在诗外”，这两个足球场为滋美满带来了更多的商机。
当时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北洋政府）受到世界各国的正式承认，此时的国旗是被孙中山首肯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并非后来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政局算不上稳定，大总统、国务总理更换如走马灯，这也决定了他们的统治并不像铁桶那般，铁狮子胡同里你上我下的北洋军阀衮衮诸公，对国家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价值规律调剂，干涉不多，对社会团体的成立、解散也很少滋扰。
1925年，中华队在不定时举行的青岛国际足球赛中击败实力强劲的洋人“西联队”，荣获冠军称号，极大地激励了民众的爱国精神。作为一座世界著名港口，几乎每周都有外国商船在青岛靠岸，这些长年在海上漂泊的船员一上岸，经常组成球队和青岛的球队进行足球友谊赛，以活动筋骨，享受生活。1926年，青岛体育联合会还举办了公务员足球赛和春季、冬季足球竞赛大会。
就这样走下来，从1927年开始，滋美满再进一步，让万国体育总会组织一年一度的“青岛国际足球锦标赛”，该会负责比赛的主要费用，邀请在青岛的本土球队及外国侨民球队积极参赛。参赛队伍中，西联队和中华队的实力最为强劲。此举形成了一定的市场效应，让他在商场上更加得意。
在青岛，荷枪实弹的日本军队虽然乘船离青回了国，但他们的商贸力量和社会团体在青岛依然强大，和族自以为样样高出华人一等的习气难改。1927年4月3日，以中华队为主的青岛联队与日本海军陆奥足球队进行了一场交锋。围观的中国观众急切盼望打赢这场中日之战。青岛联队的技术明显占优，痛快淋漓地以4：0让陆奥队认输，市民着实兴奋了一把。这支球队，应该是有记载的最早的青岛足球队。
1928年冬，奉系军阀首领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归顺蒋介石南京政府，将五色旗换成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当时的青岛，实际仍在奉系势力控制之下。1929年，体育教师谷源容成立了礼贤中学足球队，使青岛诞生了第一支中学足球队。同年，中华足球队又补充了计儒懋、梁康年、蔡明、梁景垣、毛恭瑛、谷源容、陈安兴等新队员，实力得到进一步增强。
同年，亚洲球王李惠堂（南李）率领华东队，自上海赴京与李凤楼（北李）的华北队较量，获胜后又来青岛，与中华队较量。华东队的名字起得没有中华队响亮，但球技在国内当属一流，客队以1：0小胜青岛队。敢同国内顶尖强队交手，且能打出个不算难看的比分，虽败犹荣。青岛观众理解这一点，照样给予他们热烈的掌声。在这场引人瞩目的对抗中，除了李惠堂，华东队“铁大门”周贤和、“前锋大将”陈家球的精彩表演，给青岛的足球人大长了见识。要说中华队最高光的时刻，是获得1929年至1930年青岛国际足球锦标赛冠军那一天。赛后，全队13人摄影留念。
1929年至1930年青岛国际足球锦标赛中华队合影
高峰之后便可能陷入低谷。由于种种原因，从1930年往后，中华队逐步走入下降通道。
1930年代初期，东北海军代总司令沈鸿烈被任命为青岛市长。作为国民政府的直辖市，市政府在东三省已沦陷于日本的形势下，提倡国民强身健体，在各级学校大力开展国术（武术）活动，武术队非常强势；与此同时，全市的足球运动也在学校进一步发展起来，各中小学均有自己的球队，企业、机关足球活动也相当活跃。据统计，青岛当时有大大小小的业余足球队百余支，经常进行各种足球联赛。当时足球比赛的场地主要有三处：一处是青岛市市立体育场（今天泰体育场），第二处是足球俱乐部体育场（今汇泉广场），另一处是第三公园体育场（今工人文化宫）。由外国侨民组成的球队联盟“西联”队和本土球队联盟的“青联”，会按惯例在每年的正月初二组织一场“贺岁比赛”。然而，表面上的轰轰烈烈，掩盖不住本土各队技术水平普遍不高的弱点，以致召开第四届（1933年）、第五届（1935年）全国体育运动会时，青岛当局考虑到实力不足，干脆未组队参加其中的足球比赛。
从1933年开始，青岛市改由体育协进会主办青岛国际足球赛（官办），这年，中华队虽以9:1胜了日本队，却以1:3负于西联队，结果，第一届的冠军被西联队（西商队）拿走，令乘兴而来的观众败兴而归。多数人认为，还是西洋人的体格更适合踢足球。青岛足球水平上不去，引起体育界人士的重视，遂选定本地素具名声的足球名将30人集中，定期严格发奋训练，准备以新面貌对外应战。同年，青岛开始举办少年儿童足球赛，比赛中大胆采用五号小足球，这种皮球更适合少年的身体状况，使小运动员们踢起来更顺脚，受到体育专家和孩子们的广泛欢迎。这在当时可称为一项全国创举。
1934年、1935年，因为参赛人数众多，全市冬运会足球赛分为高级、高中、初中、初级4个级别举行。由于青岛市的经济发展、市政建设、文体教育成果突出，南京国民政府授予青岛全国“模范市”荣誉。
德国占领青岛之前，李希霍芬经多地考察后得出结论：胶澳一带居民的体质在中国当属一流，特别适合体育、军事项目。唯一出席过三届奥运会、1933年时任青岛体育协进会主席宋君复先生总结道：“青岛乃东夷后土，习六艺，尚悍勇，为现代体育之嚆矢。”（事物的开端和先行者）以上真知灼见成为青岛后来坐享足球之城、田径之乡声誉的有力注脚。值得注意的是，青岛多年受奉系势力统治，山东又是许多东北人的原籍故土，双方运动员的身材在国人中都算高大，所以，大刀阔斧、长传冲吊的“东北风”，深刻影响着青岛的球队，脚下功夫明显不如南方球队的细腻多变。这一点，直至今日仍可寻到端倪。
1938年日本二次侵占青岛之后，市民情绪普遍感觉压抑，岛城足球运动一度陷于消沉。第二年，为粉饰太平，安抚人心，日伪政府由华北体育协会出面，组织各项体育活动。于是，青岛足球运动于当年下半年恢复活动，社会上一些足球爱好者耐不住寂寞，开始陆续组织小型足球比赛。1939年，王焄之、熊钧组建了“镇青足球队”，之后，“联谊”“老绵羊”等一些民间足球队相继成立。
“镇青”队（后改名为中青队）队员来自四面八方，集中了当时青岛的足球高手，如号称“铁大门”的守门员熊钧，其独特的守门姿势被同行称为“熊钧式”。被誉为“两杆枪”的后卫杨昌、苗其昌，前卫刘文学，锋线张吉良、翟名积、计秦德等，均为一时之选。他们自置足球和服装、鞋、袜，以第三公园（今工人文化宫）广场为主要场地，迎战过我国足坛名将李凤楼率领的“紫星”队、东北强手组成的“东北风”队等，战绩甚佳。镇青队的存在，对当时和后来的青岛足球运动形成重要影响。时至今日，一些老年球迷仍然津津乐道于“镇青”与“猛虎”之战。“猛虎”队由在青岛的日本人和亲日的朝鲜人组成，他们球技尚可，但球风恶劣，很少有队愿意同他们交手，但大家又乐见灭灭它的威风。每逢“镇青打虎”，第三公园足球场四周，山坡上、楼房里，甚至大树上，被观众挤得水泄不通，就是要为中国球员加油。一次，临时加盟“镇青”的篮球名将贾民卿也上了场，只见他沿边线盘球连过对方几名队员，观众齐声叫好。“猛虎”队员当场丢丑，恼羞成怒，竟然一齐拥上，要动手打人，是观众自发地冲进场地，保护了中国队员。（见1987.6.22《青岛日报》，岳桦）
伪青岛市政当局连续四次以“猛虎”队为主，组建青岛足球队参加“华北都市交欢会”足球比赛。1942年9月，在有7个城市参加的第二届“华北都市交欢会”上，青岛队获得优胜队称号。次年在济南举行的第三届“华北都市交欢会”，参赛队增加到10个市，青岛队仍获冠军。至抗战胜利前，“镇青队”的队员除组队的王焄之和熊钧之外，经常参加活动的杨昌、苗祺昌、姜希圣、夏家鼎、杨永森、金天民、贾民卿、刘文学等人，他们在场上的矫健身影，让青岛人铭记难忘。这批人马以后多成为1940年代直至50年代初青岛队的主力。
1945年之后，国民党市政府自崂山回归青岛。镇青队的队员虽都爱国，但球队毕竟在日伪当局组织下代表青岛参加过多次大赛，因而很快自动解体，其骨干大都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北联队”。此后学联队、青年队、新光队、台东队、市北队相继建立，中小学校的马路足球队逐渐增多起来，足球运动再次得到发展。1948年5月，间隔13年之后，第七届全运会在上海江湾体育场举行。观众表面上的欢呼已掩饰不住国民党政权的颓势。青岛派出62人的代表队参加这次运动会，其中包括足球队，队员有：熊钧、杨昌、刘文学、胡根林、计儒懋、谷源岫、夏家鼎、张吉良、毛子富、盛得新、苗祺昌等。运气似乎不在青岛这边，第一场就碰上此次全运会的最终冠军“陆军队”，以0：1输了，虽非惨败，却也丧气，接着虽然胜了贵州省等几支队伍，但依然被淘汰出局。
1949年6月之后，足球成为各项体育运动中最先起步的一个项目。8月份，联谊队与华光队进行了第一场足球比赛。同年底，青岛市体育界响应社会救济委员会号召，组织足球义赛，有山大、中苏、华光、联谊、学联和中青6支队伍参赛。剽悍的运动员们以新的姿态为社会献上了一份爱心。此时坚持活动的足球队还有京青、中联、北联、斌联、新光等队。
1950年7月，青岛市体育分筹会举行球类友谊赛，通过比赛，选拔组成了普通、中学两支市代表队，并于同年11月参加第一届山东省运动会，这两支队均获全省足球赛冠军。年底举办抗美援朝足球义赛，参赛队增至40多支。1951年6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发起捐献“体育号”飞机支援抗美援朝的活动，全市组织了大规模球类义赛，观众捐献1300万元（旧人民币）。1951年10月，为参加山东省第一次举办的全省足球赛，组成青岛足球队，队员15人：李兆春、宋德宽、李永磷、刘文学、陈芸生、王德章、胡亦明、赵鸿才、冯孝先、綦书轩、胡宝林、沈蕴昌、盛德举、盛德祈、崔岱志。这些人是当时青岛水平最高的足球运动员。他们不孚众望，最终获得山东省第一届足球比赛的冠军。
1954年为参加1955年初的全国大中城市足球分区赛而集训的青岛工人队，领队阎成礼，指导（教练）李宏文、队员有唐纪青、曲连科、尉振国、刘文学、杨昌、朱耕莘、谭家祯、林兴华、金天民、吕崇惠、宋敬臣、吕崇贤、徐广起、安殿平、贾寿庆、王福荣、李志心、李茂武、赵英奎、王德章、崔岱志。
根据体育志记载和实际参赛人员变化可知，史志记载的21人大名单中有14人与实际参赛人员相同，他们是：安殿平、尉振国、徐光启、宋敬臣、吕崇惠、金天民、朱耕莘、王德章、唐纪青、崔岱志、曲连科、贾寿庆、赵英奎、杨昌。但史志记载的7人并未参赛，他们是刘文学、谭家祯、林兴华、吕崇贤、王福荣、李志心和李茂武。史志中没有记载的五人补充到队伍中来，他们是：乞春华、赵金光、胡亦明、王绪基、沈蕴昌。这是为什么呢？时隔66年，当年参赛的如今还在世的唯一见证人唐纪青先生已整90岁了。他提供了那场赛事结束时的全队合影照片。
俗话说一图胜千言。且看图文解说。
一九五五年全国大中城市分区足球锦标赛上海赛区竞赛大会的会标证实了参赛人员的真实身份。
安殿平（前排左1），301厂工人，1934生，本地人。
乞春华（前排左2），南兴号进出口商行职员，1929生，汕头人。
尉振国（前排左3），海运局司机，1925生，北京人。
徐光启（前排左4），青岛造船厂职工，1927生，本地人。
宋敬臣（前排左5），茂昌公司工人，1932生，本地人。
吕崇惠（前排左6），商业局劳工科 1932生，本地人。
金天民（前排左7），普集路小学教师，1927生，浙江人。
朱耕莘（前排左8），某进出口商行职员，1913生，上海人。
阎成礼（领队，后排左1）
王德章（后排左2），店员，1920生，东北人。
赵金光（后排左3），铅笔厂员工，1928生。
唐纪青（后排左4），保险公司职员，1931生，本地人。
崔岱志（后排左5），301厂财务科会计，1925生，东北人。
曲连科（后排左6），某进出口商行职员，1928生，本地人。
沈蕴昌（后排左7），青岛七中教师，1920生，上海人。
贾寿庆（后排左8），船舶修理厂技工，1920生，大连人。
赵英奎（后排左9），人民银行职员，1930生，北京人。
王绪基（后排左10），山大医院药剂师，1930生，本地人。
胡亦明（后排左11），船舶修理厂工人，1928生，本地人。
杨昌（后排左12），中原进出口商行职员，1922生，威海人。
李宏文(教练，后排左13)，市体委，1909生，黄县人。
杨廉(管理员，后排左14)，体育场工作人员。
根据这两个名单人员的变化情况，可知当时组建这支队伍的艰难状况。1950年代初期，在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下，岛城各行业的足球精英虽然还可以参加节假公休日的足球比赛，但是要统一调入集训队参加为期一个多月的联赛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例如，当时的进出口商行都是私营企业，所以杨昌、曲连科、乞春华和朱耕莘能参赛，首要的条件是企业主答应带薪给假，否则不可能因为参加一场赛事而丢掉饭碗。再如多次入选青岛足球队的刘文学，已经担任美口酒厂的财务主管（青岛葡萄酒厂前身），久具盛名的盛铭三（绰号海里蹦）是华北酒精厂的业务骨干，很难应召入队参赛，王福荣还是山东大学在校学生，也不可能休学参赛，所以后面补充的五位选手大都是公职人员（详见上图）。勉强拼凑的这支队伍称为散兵游勇、老幼不均。据推算，杨昌先生已有三儿二女，沈蕴昌先生也是三儿一女的中年人了。根据足球阵法的发展，刚刚替代了塔式阵容的WM式（一三二五式），各位置的最优选手很难配齐，例如，当时左后卫人选就三人重叠，贾寿庆、尉振国、王绪基；其他重要位置可替补的人选就捉襟见肘难以打点。
据史料记载，青岛市体育运动委员会是1954年新建立的政府机构之一，这次比赛的领队阎成礼就是市体委首任办公室主任，管理员杨廉是体育场工作人员，教练员兼指导李宏文先生是岛城体育界德高望重的前辈，他毕业于上海体育专科学校，曾在礼贤中学执教多年，不仅自身是多项运动的能手，而且参与并了解当时岛城足坛精英的变化情况，由他为主组队是当时不二人选。他既有高度权威又有和谐友善的人缘关系，使这支临时拼凑的队伍充满了团结奋斗的气氛，为这场联赛的顺利进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赛前集训和上场排兵布阵的观察选择，是在李指导的领导下，由王德章、杨昌、崔岱志、沈蕴昌几位核心球员共同协商安排的，尤其是赛前集训期的安排，队员陆续报到，文齐武不齐，针对队员老弱新的局面，制定了以恢复体能为重点的训练计划。每堂训练课都少不了循序渐进的体能训练，以长跑为主拉体能，变速跑、冲刺跑和耐力训练成为主要内容。几乎没有结合足球的专项体能训练，导致不少球员乘兴而来跑出一肚子怨气，有人说“我们到底是足球队还是田径队。天天跑步能赢球吗？”但大多数久经沙场的老队员都无怨无悔地服从教练安排，尽快恢复体能，因为他们知道，要打一场联赛，没有充分的体能做保证，任何天才的技术也不能发挥出来，经过疲劳期之后的这支队伍，果然不出教练的预期，比赛越打越好。
经过半个多月的集中训练，不仅使队员恢复了体能，队员之间产生了默契，而且根据各自的特长和优势遴选出比赛的主力队员位置人选，和替补阵容。
守门员：唐纪青、曲连科
右后卫：杨昌
中后卫：王德章
左后卫：贾寿庆
前卫：胡亦明、朱耕莘
中锋：崔岱志
右边峰：宋敬臣
右内峰：金天民
左内峰：沈蕴昌
左边锋：吕崇惠
后卫替补队员：尉振国、王绪基、赵金光
前卫前锋替补队员：乞春华、徐广启、赵英奎、安殿平（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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