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八九十年代，青岛师专中文系年龄相仿的三位教授袁伯诚、李行杰、孙龙骅，都能独立地讲“中国文学史”，也可以三人接力，各讲一段：袁老师先秦两汉南北朝，李老师隋唐宋，孙老师元明清。我们就学的前两年，袁、李两位先生的课都听完，只等第三学年了，然而不幸，孙先生在那一年的运动会上伤了脚。其时他是五十多岁，早年可能好运动，但后来停下，那次运动会的一个什么项目，不知怎的，“老夫聊发少年狂”，认真地参与了一下子，下场时觉得腿有些不适，当时以为是抻着了，休息一两天会复原，没想到却越来越严重，不得已到医院一查，竟是将脚筋崩断了。这一来，伤筋动骨，须卧床百日，我们的“元明清”课，只好请一位年轻老师代课。那位年轻老师讲得挺好，不过总觉得错过孙老师的课是一种遗憾。
我对孙老师并不陌生。那时他是系副主任，管教学，我有两年被大家推为班长，为课程等事跟孙老师接触过。他的家在京山北麓陡直的石崖下的教授公寓里，很简朴，甚至有些清寒，木书架极其普通。我印象最深的是客厅正墙上的一幅郭预衡先生手书的中堂，风格酷似启功先生。孙老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与袁伯诚、李方平老师同校，郭、启都是他们的师辈。同是游学京师，口音上，李老师讲普通话但不很标准，袁老师简直南腔北调，只有孙老师，一口纯正的京腔。有一年班里的元旦晚会，系领导前来祝贺，每人献一个节目，孙老师清唱《空城计》里的“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字正腔圆。我们好奇，上前一问，原来在北京时他曾跟袁世海等前辈学过。错过这样一位老师的课，的确有些遗憾。
大约1992年，孙老师著述的《高凤翰诗笺注》问世，绿色封面，袁伯诚老师题签。有段时间，中文系办公室堆了不少，我去找老师时抽出一本来看，我们班主任见了，说：“喜欢就拿一本！”我面嫩，不好意思，错过了，后来跑书店也再未遇到，这又是一个遗憾。
以后，孙老师的“轶事”间或传来，令同学们对他的了解有所加深。那些年，学院有一位领导的一些作为让教职员敢怒不敢言。某次，在一次什么会议上，该领导发言，说到某处时，孙老师勃然大怒，拂袖而去。印象里，孙老师的个头、面容、气质，有点像照片中的老舍，都是戴眼镜的清癯的文人，平时很和蔼，极少高声大气，可是关键时刻会极硬。后来似乎也没穿什么“小鞋”，直到60岁生日那天，他正在系里研究工作，人事部门忽然通知他，马上去办退休手续。系里质疑，通融，都没用。这当然也难说是报复，因为符合规定，无懈可击。可是当事人心里的不舒服，任谁也能想像得到。孙老师经此一激，心一横——索性自己办所学校。就这样，他联合几位同仁建起了“基础大学”，因为有教学经验，又熟悉教育界的“行情”，办学成绩居然不错，几年下来，竟在东部买了大房，险些跻身“先富起来”的行列。不少老师慨叹：老孙这回可有点塞翁失马的意思哩。我说“险些”，就是最终没有挤入“富人圈”，文人嘛，并不以货币为唯一目标，能力展示了，年岁也大了，孙老师关了学校，又回到了京山北麓的老宅。这样看，孙老师的办学，有赌气的成分。
入夏，孙老师的腿疾尚未痊愈，我就带着“文学史的遗憾”毕了业。没想到，毕业几个月后，这遗憾竟稍得弥补。那时，工人文化宫有一个坚持了好些年的“每周一讲”讲座。秋日的一天，我路过，看到预告写着本周日讲《红楼梦》，主讲者孙龙骅教授。我很高兴，那一天早早来到讲堂，孙老师进来，腿还有点不利索，见到我有些意外，我说了理由，老师低头笑了。“每周一讲”以普及为主，孙老师也并非红学专家，他只是选了前人的一些研究成果梳理一下，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介绍出来。讲得的确吸引人，那一晚效果极好，听者数十人，对有些内容是闻所未闻，比如，从脂砚斋的批语推断，曹雪芹的本意宝黛婚姻是不成问题的，只是黛玉的身体不争气，才中断了这一良缘云云。下课后，许多人围着孙老师，问这问那，要求再讲，气氛热烈。我没有靠前，带着些许的满足，离开了。
原载《青岛财经日报·人物周刊》2021.5.24 A7版
组稿编辑：周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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