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对那些身手敏捷除暴安良的侠客特别佩服，在他们身上寄托着自己青涩年华的所有梦想，期待有一天也能浪迹天涯，过上一段快意恩仇的生活。
几十年过去，江湖梦没实现，那些侠肝义胆的豪杰也只是在文艺作品中见过。有人说，新中国已经实现了社会公平，那些江湖义气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前不久，有朋友持两张卡片向我兜售，感觉像某个帮派的证书，重又激活了我的兴趣，于是便买了下来。
这就是所说的黑道青帮的人员档案卡。可惜并不完整。
青帮是清初以来流行最广、影响最深的民间秘密结社，也是晚清民国时期三大帮会组织（青帮、洪门、哥老会）之一。
据说，康熙大帝因不满漕运效率低下和盗匪猖獗，发出皇榜，“招募义士，护国匡漕”。住在杭州的三位异姓兄弟翁岩、钱坚、潘清合伙揭下皇榜，经过一番准备，于雍正四年正式开航。他们在通州至杭州的运河建设码头，广收弟子，先是叫“安清帮”，后来简称“青帮”，后期在北方也叫“家理”。
青帮的三位祖师均受教于罗祖门下，当代人不知罗祖是谁，有人把罗祖庙写成嫘祖庙甚至是骡子庙。其实罗祖的真名叫罗清，是青岛即墨人，明代卫所军户出身，自小家境贫寒，青年时，应征到密云卫戍京畿，在荒山野岭的边塞，萌发了对宗教的狂热追求。退伍后，云游四海，修净土宗与禅宗，仍感不足，于是以佛教为基础，结合道教教义，也吸纳儒家孝亲爱人学说，自创新教，将禅宗通俗化，强调人都有佛性，人心是一切的根源，人生的目标就是寻求佛性而觉悟。他反对一般的礼拜方式，认为那是有为法，关注的是外在、表象的东西。他主张内向探求，方法是虚静无为，以便回归“真空家乡”的“无生父母”身边。后来人们将这一教派称作“无为教”，也叫“罗教”，罗清被称为“无为老祖”或是“罗祖”。
罗教简单易行，既能安置灵魂，又能集合同道，青帮草创之初就得到了漕民的拥护，入帮者颇众。可惜翁、钱二位祖师先后早逝，剩下潘清独撑大局。他制订家规家法，劝戒帮众修德论道，将一帮乌合之众治理得井井有条，漕运于斯为盛。
青帮强调师徒体制，帮中大小以字辈论之，凡入帮者，不论何姓，均为潘家子孙。乾隆三十一年，潘清于运粮时在凤林闸下仙逝，由开门弟子王伊、关门弟子萧玉德，扶柩回杭州，是为王祖及箫祖。第五代弟子王培玉，曾随潘清转战南北，虽然身份还是预备期，可师徒感情很深，守墓终日，哀恸不已，数日后随潘祖而去，念其护主忠诚，青帮封其为护法小爷。
买到的档案卡中，就有王伊和王培玉的画像。
青帮的家规家法非常严，欲进家门人士，必先经过重重考核，预备期叫上小香，正式入伙叫上大香，经过这些繁复的关坎要用约七年时间。因为入会方式，加上活动地点主要集中在运河一线，一度使得发展受限，有言道：“青帮一条线，洪门一大片”。
青帮初创时期有七十二个半码头，船帮一百二十八帮半，每帮领船少则十几艘，多则几十艘，帮众数以万计，要在刀光剑影的江湖认清自家兄弟，势必得有一套辨识方法，这就产生了颇为神秘的隐语暗号，称之为盘道条口。在时逢乱世或局势不稳时，亦可做为接头确认工作。此类暗号均需师傅亲传，不可外泄。
继潘祖之后，宿庆祥领帮行运，后因太平天国之乱，无法承运粮务，青帮主要经济命脉断绝，至清光绪十二年，一百二十八帮半，减少至六帮（江淮泗、兴武泗、兴武六、嘉白、嘉海卫、杭三）。光绪二十七年粮食由民运改为官运，不再行运江河，因此後期的青帮弟子，均在陆上行走，又称旱码头，但做派依然保留着漕运的特点。
进入民国，海运兴盛，漕运彻底垮台，青帮弟子大批进入上海，加上洪门、小刀会、一贯道等，使上海成了帮会的天下。当时上海工人约有八成参与秘密结社，而青帮所占比重最大。
由于人员太多，青帮渗透到各种行业。码头、烟馆、赌场、妓院等行业大多都有青帮的影子，欺行霸市、拐卖人口、报复杀人等事也时有发生，这是其被称为黑道的原因。
当代人对青帮的认识有点脸谱化，其实青帮并不都像电影上那样蛮横无理，大多数人有正当职业、也能遵守法律，只不过比一般人多一些哥们义气罢了。
青帮实际创始人是翁宕、钱坚、潘清三人，为使本帮做大做强，他们以罗教作为帮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将罗清的信徒、曾经得到康熙皇帝“靖国尊人”封号的、在杭州武林门外宝华山讲经说法的陆逵尊奉为师父，罗清自然就成了师爷，罗清曾经求教过的明代文渊阁大学士金幼孜则成了青帮的第一代祖师。而青帮自认的始祖是达摩上人。
青帮的辈分是陆逵制订的，前廿四代辈分依序为：清静道德，文成佛法，仁伦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理，大通悟觉。
后廿四代为：万象皈依，戒律传宝，化渡心回，临持广泰，普门开放，光照乾坤。
金幼孜、罗清、陆逵三人占了清、静、道三个辈分，被青帮称为前三祖。而翁、钱、潘三人只能排在第四代德字辈的位置上，被称为后三祖。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青帮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出现了五六代同时并存的局面，二十一代大字辈在当时属于高辈份。
在上海的大字辈有北洋将军张仁奎、林屋山人步章五、袁家三公子袁克文、国民党大腕陈其美等。黄金荣曾宣称自己是天字辈，意思比大还多一横，实为通字辈。张啸林也是通字辈。而杜月笙一开始是悟字辈，后来实力大了，通过爬楼子（投拜高一辈的人）变成了通字辈。蒋介石曾拜黄金荣为师，为悟字辈，后来升任委员长后，为避免闲言碎语，才将门生帖退回。
本人所买卡片从时间上看应该是民国四十年代的，辈分已经到了二十六代象字辈，所列的师父、师爷都是青岛或是青岛周边地区的，说明那时青帮在青岛一带的活动已经很普及。
青岛的青帮起步较晚。青岛建置之后，先后经历了德日统治，1922年青岛收回之后，直系军阀当权，吴佩孚、熊炳琦都不是青帮，后任胶澳督办高恩洪是基督教徒，对帮会分子深恶痛绝。尽管有部分青帮分子迁居或随着军队换防到青岛，但都比较隐晦，很少有公开活动。
1925年张宗昌督鲁，派第八军军长毕庶澄来青兼任渤海舰队司令及青岛护军使。据说他俩都是青帮22代“通”字辈。青帮遂由半秘密而转入全公开。到1929年南京政府接管之后，青帮活动依然比较活跃。1933年秋，青帮曾借平民教育协进会名义对青岛市区的成员进行了一次登记，当时登记的人数是三千三百人，因为此次登记每人要收登记费五角，估计未登记的青帮人士要超过登记的人数。
据青岛社会局1948年的一次调查，青岛青帮的大字辈有汪笛秋（汪竺潭）、洪润吾、高庆堂三人。高庆堂是靳云鹏的亲家，也是大资本家，对青帮的事不太热心，没有收徒。汪、洪当时已故。汪约有徒弟五六十人，公务员约占三分之一，商界约占三分之二。洪有徒弟约八十人，多数是商人或工人。
青岛的青帮多数受过教育，在江湖上摸爬滚打少，也有部分社会底层，没见过世面，普遍缺乏侠气，在江湖上的声誉不高。因此有不少人选择在外地拜师入伙。
大字辈的吴鹏举先住天津，后住大连，在本市有徒弟五十余人，黄绍先（新民小学校长）、张玉田、刘兆新、楚润轩、牟子明等均其门徒。
济南丁寿三也是大字辈，在青岛的徒弟约有150人，大多数为新闻记者、律师、公务员及商人，张乐古、酆洗元、陈无我、马起栋、孙立斋、牟子明、于迺西、董荣卿、赵子衡、夏栋臣、史公著、王进亭、许兰洲、易爵卿、王德亭、姚仲拔等皆为其门徒。这里面，名气最大、最有号召力的要数张乐古了，他曾被称作青岛的杜月笙。
张乐古，名同有，号乐古，即墨田横泊子村人，1900年出生，自幼在烟台教会学校读书，烟台会文书院大学部毕业，1925年，在烟台由王子禄介绍拜嘉白帮“大”字辈丁寿三为师父，上了“小香”。1926年张回到青岛，办起了《平民白话报》，开始在社会上崭露头角。听到徒弟的名声日隆，丁寿三才借着来青岛的机会让他正式认师“上大香”。
这个张乐古，确实是一个人物，他不仅把一张报纸办得风生水起，而且还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他是基督徒，又经常拜佛参禅，也常去道院里打坐。他早就是国民党员，以后又入了青年党。在好多道会门都有他的踪迹。
1928年“五三惨案”爆发，中国军民近两万人被杀，得知日本军队的暴行，张乐古除在报纸上刊登文章进行揭露抗议外，还将日本军队的暴行整理成影像和传单，带着十余位记者全国进行宣传，每到一处，都造成很大的社会效应，张乐古被称为抗日斗士。
张乐古不仅讲求哥们义气，而且还有很强的政治头脑，给丁寿三祝寿就是他精心策划的一次行动。
1933年6月，张乐古邀请师父丁寿三到青岛过寿，除了表达对师父的孝敬外，更重要的是要提高自己在青帮和社会上的地位，丁寿三因为辈分较高，又和上海的青帮交际很深，在政界也有一定影响，他的来青确实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据老报人李萼回忆：
丁寿三这次来青，持有杜月笙的引荐信，还携有许多当时国民党政府各院部长送给他的寿幛寿联，内有一幅鹤石松画轴，是蒋介石送给他的，丁到青岛后就住在张乐古家里，当晚青岛市市长沈鸿烈设宴招待，极尽宾主之欢。
寿堂设在芝罘路三江会馆，一切策划布置，都由《平民报》社长张乐古、《新青岛报》社长姚公凯、《工商报》社长酆洗元负责。先期发出了请帖5万份，凡在青帮的人，无论贫富贵贱，每人都有一份。并造出舆论，这次祝寿，非比寻常，每人至少要奉上大洋5元的寿金，按当时物价，约为两袋面粉。
那时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正应平度路大舞台之聘刚刚到青，张乐古就请他参加寿仪，到三江会馆楼上演京剧，以娱嘉宾。
谁知，在即将祝寿的前一天，沈鸿烈忽然翻脸，下达手令:“全市所有机关人员，不准参加寿仪，违者撤职。”同时通知尚小云，不准到寿堂演戏。这个晴天霹雳，震动了青岛社会。其实，沈鸿烈这一手并不是和青帮及丁寿三过不去。主要原因是当天青岛的报纸大字刊载“五万弟子与丁老前人称觞祝嘏（gu）……”沈见青帮这样铺张招摇，有碍社会秩序。何况那一天既非假日，又非星期天，如无约束，机关将无人办公。谁知他这个手令并没有起多大作用，首先尚小云按时到会演戏，这是因为他是艺人，宁肯违背地方长官的命令，也不敢得罪帮会大亨。其次各机关职员，有的请病假，有的请事假，无异于罢了一天工。特别是公安局司法科股长吕锡智，市南区公安分局长董荣卿，竟然声明，宁被撤差，也要去参加寿仪。为此，沈鸿烈大发雷霆，当天就明令撤职处分。然而不到一个月，这两个人依然官复原职，据说是青帮头子斡旋所致。
做寿的那一天，三江会馆热闹非常。正厅上当中悬着大寿字，墙上挂满了国民党要人的寿幛、供桌上摆着丰盛的供品。檀香炉里燃着檀香。供桌前一边坐着一个皓首龙眉的老头儿，这是丁寿三和高庆堂，高是同参之谊前来陪寿的。地下铺着红毡，两旁分立着纠仪、司仪。徒子徒孙们川流不息地来拜寿。拜寿已毕，先交寿金，然后坐席，凑足10人，就开一桌。厅上厅下设了数十席，酒菜是青岛四家有名的大酒楼包办。正厅对面戏楼上锣鼓喧天，尚小云正在台上演他的拿手好戏。
这一盛会原计划开三整天，谁知只进行了半天，就被沈鸿烈派人来制止了。丁寿三被礼送出境。
然而无论如何，张乐古的风头是出够了，也把青帮在青岛的势力发展起来了。不消多日，他和他的师兄弟们便增加了上千名弟子，其他辈分弟子增长的幅度更大。
如果不是抗战爆发，张乐古的事业发展成什么样真是无法预料。抗战期间他都干了什么，没有见到有关材料，有文章说他当了汉奸肯定不对。因为后来他曾被民国法院收审羁押，所起诉的几条罪状，都没有通敌卖国这一说。
抗战胜利，张乐古随接收大员回到青岛，他除了继续担任平民报社总经理外，又增开了很多经济实体。还担任青岛报社业公会理事长，青岛商会常务理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担任南京政府的参政员，据说是青岛市唯一的一名参政员。他很会利用报纸舆论和自身职务的优势，不断为城市建设提出一些建议和提案，经常推出一些为难民募捐、祈祷和平等社会活动，也经常向南京政府提出呼吁，为青岛市争取利益。他还在青岛设下灵堂，组织青帮人士祭奠在济南去世的丁寿三。他是青岛参加全国商会的唯一代表，也是青岛市商会会长和参议会议长的重要候补人选。在反甄审运动中，费筱芝因贴标语被枪杀后，上万名学生包围了市政府，刚开始市长李先良不出面，不知是自告奋勇还是政府安排，张乐古出面来做学生的安抚工作，后来还给学生下了跪，可见当时场面的激烈。第二天报纸上还出现一则《千金一屈膝》的报道为其吹捧。
总而言之，张乐古是青岛社会舆论的焦点人物。
1946底，张乐古吃到官司，被执法部门逮捕，第二次庭审他的罪名有四条：1.伪造清册、侵占机器；2.伪造契约，侵占汽车；3.购买赃物砖瓦；4.窃占新新公寓房产。据说，第一次庭审的罪名更多，都是经济方面的。张乐古真可谓是见过大风浪的，处惊不乱，将其一一化解。而且就在羁押期间，他还在牢里发出倡议，为看守所募捐一千万元，用于修建看守所的大铁门、沐浴室、下水道、接见棚、运动场等，弄得看守所所长都不好意思，向上边写了很长一篇说明。经过一年的诉讼，张乐古被无罪释放。
张乐古是一个多重性格的人物，一些事情菩萨心肠，另一些事情又心狠手辣。在三十年代，他就因为争夺大舞台（今永安大戏院）的事和《东南日报》驻青记者林飞展开了笔战，后来诉讼于法庭，都没有占到上风。气极了，就指使他的徒弟邹耀庭去暗杀林飞。邹于一个黑夜摸到林的住所，偏巧那一夜林不在家，一个朋友睡在林的床上，无端被砍两刀，伤势严重，邹也被公安局逮了去。这时，张乐古借口“目的是杀林飞”，林飞无恙就和他无关，逃脱制裁。幸好受伤的人经抢救活了下来，邹被长期押在牢狱。直到“七七”事变才被释放。
四十年代末，又发生了两起疑案。
一个是朱乃洪死亡案，朱是国民政府监察委员，1948年，他生病了，担任市立医院院长的张乐古的弟弟张晓古劝他去市立医院治疗，结果到那儿不到一周就死了，临死前说了句：“我当了多年的中医，治好很多人，想不到吃了这样大亏。”这件事让大家很纳闷，因为朱以前就和张氏兄弟有过节，怀疑是张对朱心存怨恨，设计骗到医院害死了。
还有一个人叫侯圣麟，是孙科的家庭教师，也是李先良的亲信，之后又当上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名声大噪之时，忽然有一天，也莫名其妙地死了。人们又怀疑到张乐古身上。原来，侯圣麟也是个很有野心、权力欲望很强的人，想在青岛当“老大”。当时既是青帮老大又是参政员的张乐古成为最大的对手，于是他便四处找人搜集张乐古的罪证，并把张乐古以贪腐罪送进了监狱，侯圣麟如愿以偿坐上了参政员的宝座。谁知一年后张乐古安然无恙地从狱中出来了。侯圣麟之死是否是张乐古的报复？可惜只有怀疑没有证据。
就在这些还没弄明白之时，青岛又进入了另一个时代。1950年11月，张乐古以中统特务罪名被捕，随即和山大教务长刘次萧等人一同被处决。
随着张乐古之死，青岛的各种帮派都销声匿迹了。
加入一个组织，获得一个群体的认同，是从原始部落一直到当下的中国人一生中要努力做好的一件事情。因为缺乏独立意识，也没有宗教的皈依感，中国人总要把自己归属到一个群体才觉得安全。
虽然青红帮的气数已经式微，然而橙黄蓝绿帮的势力依然如日中天，特别是那些没有名号、暗中活动的派别更是不容小觑。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问题在于，如何选择或者被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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