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个错埠岭小学，却不会在我的心中消失，永远不会。因为它是我踏入社会的第一所“大学”，它深深地融入我的记忆中。
在我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我曾在这里整整“抗战八年”。
我的第一根旧木棒削成的教鞭，第一个不平的水泥地讲台，第一拨衣着不整的工农弟子，还有我那炽热的青春，荒唐的扭曲的“文革”岁月，我人生经历的第一次政治运动，都留在这里，它在我的生命里，刻下了一道深深的不可磨灭的印记。
1965年9月28日，那是个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高中落榜后，我收获了第一根救命稻草：手持四方教育科王锡古科长的调令，到这所我闻所未闻的错埠岭小学报到，当代课老师。
那是个骄阳似火的下午，我穿着一件洗旧的蓝军便服，记得领口处还补着一块补丁，脚蹬一双旧胶鞋，手抹着汗珠，一路打听着，用双脚步行，经人民路“四方区革委”，西、东吴家村，沿一条好长好长的土马路前行——据说这是青岛市最长最老的台柳路，好不容易，在一个半山坡上找到了这所名字怪怪的学校：错埠岭小学。没有大门，只有两个粗笨的水泥门跺，连校牌也没有，更没有围墙。高高低低的半山坡上，零落地散有几处大小不一的平房，后来听说这是由当年的青岛盲人五金厂车间改建的小学，大概成立于1952年吧！由于地处四方区的最边缘，人们戏称四方区的“东南亚”。因它靠近错埠岭村，取名“错埠岭小学”。
这是所城乡结合部小学。来这里读书的学生由两部分组成：一是错埠岭村公社社员的子女，再就是附近城市市民的孩子，在这里，我真正接触到了中国城市最底层劳动人民的孩子。他们贫穷，朴实，善良，单纯，勤劳，以及可想而知的没有一丁点儿的学前教育，没有较好的家庭文化熏陶。家长的文化水平普遍低下，但都是质朴，忠厚，本分的好人，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开学不久，我就大致了解了学区生源的分布：错埠岭下村，北山，洪山坡村，东安路，东胜路，东莞路，烟厂宿舍，五道房（印染厂宿舍），养鸡场宿舍，青岛砖厂宿舍，甚至还有于姑庵里姓刘的一家住户。
这个学校生源的复杂、多样性，可谓岛城之最：有纯正的农村公社社员，种庄稼种菜，有大企业工人，像卷烟厂，印染厂，还有干苦力活的起重队，运输社，建筑队，小街道服务站。比较特殊的是，这里还有青岛市唯一的一所精神病院——东安路“青岛精神病院”的职工宿舍，这是学校家长中文化层次最高的了。
至于学校老师的来源，这在青岛市小学中也是比较特殊：大部分是外地师范学校分配来的农村毕业生，我知道的就有：莱阳，文登，蓬莱，平度等学校的，男男女女，在校住单身宿舍，像我这种家住市里的老师不到一半。
再说说学校的校舍。老师的办公室十分简陋。是原来旧厂房大车间改建的，有八九十平米吧！全校六个级部的二十多位老师全挤在一起办公、备课批改作业，处理学生问题，闹哄哄地全在这个天地里。办公桌椅更是七大八小，颜色不一，木质不一，吱吱扭扭，不知经历了几多年头，几多风雨。
学生教室也都是平房，不规则地分散在好几个地方，办公室附近有两排，教室大小不一，在办公室下坡有两个教室，还有一个小操场，沿办公室向南上坡，100多米远的操场东南角，还有两个教室，就建在公社菜地旁。所有教室的设施不能再简陋了，桌椅七大八小，水泥黑板，还好，地面都是水泥的，门窗是木制的，多少年了，有的都已朽烂，得经常修理。
除了办公室、教室，该说说操场了，它在学校的坡顶上，不规则的圆形，没法计算它的大小平方，只知道它的圆周不到200米，还好有一段60米的跑道，别看它小，学校广播操，体育课，运动会，都是在这鸡屁股大小的地方举行。操场的地面是沙土的，不知何故，这里的土地沙子特多，颗粒也大，一不小心，摔倒就会磕破皮。
比较特殊的是在操场坡下，校长室对面，有一处高大的建筑，我们都叫它“礼堂”，其实它是五金厂原来的食堂，改成小学后，仍作食堂用，偌大的食堂里，每天中午只有住校的十几个老师就餐，市内老师大都“腾腾饭”，回办公室吃了。至于学校食堂的故事，后面我还要详述。
还有学校的厕所，也值得提上一笔，除了一个在小操场北边，还有一个，远离教室，办公室，在操场东北角下坡的一个低洼处，红砖红瓦，男女两个入口，没有门，红砖墙没有到顶，留出几十公分的空，大概是为了走味有意留出的。里面有一排水泥砌的便坑，粪水就淌到墙外的粪坑里。到了夏天，它的卫生就可想而知了。
最难忘的是建在校长室西头墙外的偏厦子传达室，屋内一个高大的铝制茶炉，一口大水缸，一堆煤，连个桌椅也没有，门外墙上挂着一块半截钢轨，那就是上课的敲钟。（后来好像换上了电铃）。
看傳達的是摘帽右派孫憲瑞，一米六左右的瘦小個，常年戴一頂白寥寥的藍帽子，一副高度近視眼鏡，鏡片瓶底厚，看報紙時眼鏡幾乎湊到報紙上了。
他的腿好像不太好，走路一拖一拖的，就是這樣一个高度近视、腿部有疾的右派，他的劳动量大极了：除了按時敲钟上課下课，还负责分發報紙信件，打掃廁所，還要給全校師生燒水。最苦的差事大概就是燒水了：拖著一個兩輪地排車，上放一個大鐵桶，從傳達室爬坡拉到幾百米外的操場東南角，那兒有一口大井，井台上架設了一個木辘轳，老孫頭就搖著轆轤從井里打上水，再提起来倒進地排车的鐵桶里，灌滿後，再吱吱嘎嘎拉著大車回傳達室，灌到大水缸，燒開，再送到老師的辦公室、學生的飲水桶。年復一年，日復一日，老孫頭就這樣拖著他那雙腿，拉著水車，摇着辘轳，吱扭吱扭地熬著日子。就這樣的日子，命運也饒不過他，文革時又把他遣返回農村了！
20年后，我调到台东的一所中专学校工作，一天，在办公室里意外地又见到了他，他显得更老了，脸上沟壑交错，身板更单薄了，整个人似乎缩小了一圈。不知他从哪里打听到我调到台东中专干主任，登门找我帮他儿子推销产品，可惜我们单位不需要，不能尽力，我心里格外难受。老孙头这一辈子受尽苦头，退休了，偌大一把年纪，还拖着一双伤腿，为孩子奔波！
教学中难忘的事儿不胜枚举，印象很深的是家访。那个年代，对每一个学生实行家访，几乎是老师的本职。每到一家，大都十几平方的小平房，一进门除了灶间锅台碗柜，睡觉屋里就是大炕，几乎没有落脚的地方。大炕上，天一黑就早早地躺着一排孩子。最多的一家姓周的学生姊妹五个，一躺一大炕！这就是我，一个剛走出中学校门的青年，见到的鲜活的社会，这就是我眼中的普通劳动者的生活！
我们当时的校长姓王，听说是建国前的革命干部，是裤腰上别着手榴弹上过前线的。在我的印象里，他有两大爱好，一是下象棋，二是放学后开老师会。下棋时，用牙签剔着牙，嘴里喊着“将军”，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老师背后说他是个臭棋篓子，但碍于面子，总得让他一盘，不然，他不算完，他不教课，老师就不行了，有大摞大摞的作业等着批呢！
老师们头疼的是他的放学后开会，特别是住在市里的老师，那时从鞍山路，吴家村到错埠岭，没有公交车，放学后，再开上个把钟头的会，冬天天黑得早，黑灯瞎火地，在个荒郊野外步行半个钟头，再坐上公交，到家都八九点了。不说安全问题，就是劳累也够呛的。记得当时我们级部有个大个女老师，姓于，还没结婚，家住中山路一带，你想，她回到家得几点钟？如果再家访，八九点到家，是家常便饭。
那时，我家住南仲家洼，一般早晨6点多就从家出发，穿过镇江路的一排工厂，小树林子，再经过吴家村，步行近十里路到校，那时，没有公交，没有自行车，只能用步量！耗时一个多小时！白天和孩子们战斗，放学后，再开个会，散会往往六点多了，我再去家访。横过学校前的大马路，走过错埠岭下村，再到东安路，东胜路，东莞路，五道房，北山，有时还到养鸡场，红山坡，连于姑庵我也去过，（那里住着我的一个刘姓学生。）还有偏远的烟厂宿舍等。
家访完了，再步行回家，往往到家快九点了！再吃晚饭。算算吧，早晨六点多出门，晚九点回家，一天15个小时！那时拼的是年轻，体力，一颗火热的心！印象很深的是一次家访一个逃学的学生，从他家出门时已经八点半了，等我回家走到镇江路旁边的小树林子，黑乎乎的，没有灯光，风吹树叶，沙沙作响，心里真有点害怕。
那时，孩子们日子苦，我这代课老师的生活也够艰苦的了，30元5角的的工资，自己留下五角钱买点咸菜，其他全交给家里，每天用口罩布包上个大玉米饼子，午餐是饼子就刀把萝卜咸菜，连食堂五分钱一碗的菜都舍不得买。“刀把萝卜咸菜，一角三分一斤”，我永远记得这个价格！连下村供销社卖咸菜的师傅都认得我了，我一去，他就说：“还是一斤刀把萝卜？”哎，难忘的刀把萝卜！
食堂每天做的十几碗菜卖不出去，惹得做饭的李师傅直骂：“这些穷老师尬（不舍得的意思）死了！一辈子说不着个媳妇！”
我记得自己当时用的水杯，是花六毛钱买的一个铝杯子，青岛铝制品厂生产，我在上面刻有“岭上抗战——1965·9”几个字。穿的更不用提了，洗的发白的的确良军便服，脚上塑料凉鞋，一双大概四块多钱吧！
我在错埠岭小学“八年抗战”中，值得回忆的事，几天几夜也说不完，篇幅已经太长了，再捡几件说说吧！
有一年我送毕业班，临近毕业，班里一个叫李秋香的女孩，在交上的作业本里夹着一张四线方格本的纸片，上面写着：“赵老师，你帮帮我吧！俺爸爸不让我上中学了，我想上学，求求你了！”我看到纸片，心里一阵绞痛，我知道这个好学生，是班里的学习班长，家住砖厂宿舍，他爸有矽肺病，常年不上班，家里还有两个弟妹，日子实在困难。可一个13岁的女孩辍学了又能干什么？
我前后去了两趟，做她爸妈的工作，可最终她爸爸摊开双手说：“你看这个家，我是个废物了，不定哪天就走了，一大家子光指望她妈也不是个办法，誰不知上学好呢？”我无言以对。后来上课，我几乎不敢看李秋香同学，我想逃避，我眼瞅瞅地看着我的学生失学，我无能。再以后毕业了，我没听到她的消息，那时又没有手机，没有电话，至今我也不知她在哪里。
还有一双眼睛，一个贴在玻璃窗上扁平的鼻子，我也忘不了。那是我在操场东南角边上大教室上课的时候，生产队农民劳动间歇的时候，常常在我教室外面窗下休息，男人们抽烟聊天，老婆们抽空去小水湾洗衣服，只有一个黑瘦黑瘦的细高条小女孩趴在窗户上往教室里看，好像在听我讲课，有时候班里上阅读课，看连环图，杂志，图书，她也伸长脖子，脸贴在窗上看里面同学手中的小书。鼻子挤得扁扁的。此情此景，引起我的注意，后来，我从生产队长的嘴里知道，她叫于美兰，爸爸得病去世了，她才15岁，不够干活的年龄，队里照顾她，让她来挣工分。我想，她有时趴在窗上往里看，是在怀念她没能上完的学吧？所以再上阅读课，我总是拿几本小书让她在外面看。有时，她也拿几个地瓜、一把花生答谢我，我自然婉拒了，可她那双求知的眼睛，那贴在玻璃上挤扁了的鼻子，总在我眼前晃动。
最后，说说我的毕业学生。屈指算来我在岭上先后教过四个毕业班，好多同学至今和我还有联系，有的同学过六十大寿还请我呢！他们的故事太多了，有时间另文再去叙说吧！在此就不饶舌了。
我是1973年离开错错埠岭小学的，在岭上呆了八年，和抗日战争时间一样多。离开后，除了一些书籍本子，我还保留了那个铝制水杯。特别是那杯子上刻的字：“岭上抗战”，特有意义。
后来，断断续续听到学校的一些消息，总爱下棋的老校长离休了，年轻帅气的侯鹏林校长也调到台东了，曾经一起工作过的老师，有的退休，有的回老家，有的调走，老人不多了，再以后，学校在1998年8月搬迁了，迁至错埠岭三路33号，改名为青岛辽源路小学，但那老房子还存在，大都租赁给别的单位了。大概是2000年左右，我自己还特意到老学校去“凭吊”了一下，发现我亲手书写的宋体字的“青岛错埠岭小学”校牌，还挂在门柱上，风吹雨打经年，字迹依然清晰，我抚摸着校牌，心中一热：我的错埠岭小学啊！我魂牵梦绕的人生驿站啊！我又见到了你！只可惜物是人非，老朽已鬓发斑白了！
错埠岭小学，真正拆迁是在2009年9月，区政府正式发布通告，错埠岭小学校舍，彻底夷为平地，那大办公室，那偏厦传达室，那分散的教室，还有那操场上水井，那架打水的辘轳……
从此错埠岭小学从校名到校舍，彻底在地球上消失，在青岛教育系统的名单中消失，在地图上消失了。
啊，消失的青岛错埠岭小学！
我人生的第一所社会大学！
202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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