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23日 周五
转眼周五了，该检查的项目基本都做完了。不知大夫确诊情况如何。我每天还是“老三瓶”。还是早餐老四样。不过该提提我同室的病友了。
我的李姓病友今年刚刚60出头，说话慢吞吞的，一字一字地往外迸，喘着粗气，似乎气力不足。脸上沟壑纵横，看模样好像比我还老。
几天下来，我对他有了个基本的了解：他是一个大老板，有自己的酒店、工厂、加油站，用他自己的话讲，算个小亿万家产吧。自己光大奔就三辆，号码也是777、888的，平日讲话总是谁谁谁的秘书、总理的办公室主任、谁谁的女婿；似乎他与这些大人物都是常客；提起市里区里的谁谁谁，“他们算什么？有时还是上面一个电话好用。”谈及自己的身体，后悔中仍带着明显的自豪：“唉！都是那些年太忙了，不注意，给糟蹋坏了。应酬太多，一天三四场是少的，多时六七场。不去不行啊！得罪不起啊！铁打的身体也扛不住这样造！”他一边说着，一边吐气，脸上露出无奈而又得意的神情，“现在好，糖尿病、心脏病，再也不敢喝了。可烟是戒不了了，钱是什么玩意儿，狗屁！一盒不就百儿八千，这到哪儿？”说着，抽出一支褐色的细细的坤烟，熟练地用火机点上，猛吸了一口，顿时，病房里烟雾缭绕。我好意劝他：“老板，还是戒了吧！治病要紧。身体要紧。你那亿万家产，等着你去好好享受哪！”“没事，大夫说的我不听，听兔子叫耽误种豆子。”“医院里不准吸烟，你不怕大夫？”“谁都认识我，好说好说。”一会儿，护士来查房，一面用手扇着烟雾，一面说：“15号又抽烟了，又破坏规定！”“嘻，没事儿，我在为国家做贡献，积极缴税哪！”“真拿你没办法！”护士小姐嘟囔着走出病房。“看，没事儿吧！小姐也就嘴皮子说说。”
谈及家产，他毫不回避：“我就是重男轻女，全是儿子、孙子的，闺女没份儿，想要没门！她们也不稀罕，都很富。老一辈的规矩，比什么法都好使！”我故意想试探他：“万一她们想要呢？你不怕她们和你撕破脸？”“敢！反了她们了！我是王法，谁敢和我较量？没我她们不知在哪儿喝西北风了！”说归说，住院8天，他的儿子经常在院里陪床，可我曾没见过他的一双女儿。
人有钱，说话办事底气就足，除了天天司机接送陪床，威严依旧。在医院里，我亲耳听他用电话联系又开一个加油站，好像没几天的功夫，就等盖章了。看来牛皮决不是吹的。本事大，能量足，你不得不刮目相看。他的儿媳，我见过，听说原先是一郊区小学教师，他给调到市里一个机关管人事。你说他的能量有多大！听说现在一个教师跨区调动难于上青天，没有区里书记一把手批准，局长也没门儿。
住院几天，我从没看见谁往医院给他送过饭，总是打完吊瓶到大酒店。不是王朝，就是良友。用他的话来说“什么都吃得够够的了”“燕窝，驼蹄，熊掌，鱼翅，够够的了，真不知有啥好吃的！没滋味！不过，我从不吃猴脑。那年在广东，上了猴脑，我恼了，什么玩意儿，我看着就恶心。你能咽下去吗？太没人味了！我说，撤，撤，撤！不扯我走人！最后还是撤了。”这话我听得顺耳，不由得为他翘起大拇指，看来他还有善的一面。
住院几天，我们相处甚洽。这位病友虽然有点狂，但不能算吹；虽然有点傲，但没出大格；本质上还是善良、朴实、豪爽、洒脱的。至于摆阔，似乎不是个毛病，钱多得花不了，那个“阔”字，藏是藏不住的。
有时我也纳闷：如此有钱，为何不住高级病房？事后我才知道，这个科室，二人间就是好的了，而他是因为耳朵突然失聪，只能在此治疗的，想想也真委屈他了。没承想和一个穷教书匠同居一室。而我则感到无上荣光，能在8天里，和一个亿万富翁同室相处，近距离地认识一个另样的社会。
2012年11月24日 周六
快一周了，大夫不撵，我也估计好开路“一马斯”了。查房的主任已告诉我治得差不多了，可以出院了。
我问及病情，大夫轻描淡写地说：“没大问题，老年常见病，脑部供血差点儿，不很严重。老机器，运转这么多年，你这算是不错的了。回家好好休息，别累着，少生气，少动肝火，注意心态。”
没大问题，小问题还是有的。只是我担心的中风、偏瘫啥的，估计一会儿半霎还不会出现。我的心可以放在肚子里了。至于累，我是退休之人，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整日闲得无聊；何累之有？至于生气、上火，那我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这不，快出院了，我就和护士吵了一架。
一般打吊瓶在早晨九点钟左右。今天九点一刻护士把吊瓶拿来了，打完15号，该给我了，可护士瞅了一眼药瓶，说：“少加了一种药。”就回去了。我只好耐心等待。好像泰戈尔说过“等待是痛苦的，它的结果是甘美的。”我也只好耐心等待她甘美的结果了。谁知护士小姐“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我左等右等，不见人影，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还不见人影。我的等待已达到极限，再等就要崩溃了。再好的心态，遇到这事也会变质。于是我腾地起床，怒不可遏，疾步走向护士站，找到护士长。没想到还是护士长有道号，修炼到家，一句话也没解释，只是一味道歉，左一个不是，右一个对不起；像一瓢凉水，轻巧地把我的火焰熄灭了，让我一时无语。我只好悻悻而归。10：44，我终于打上了第一个吊瓶。
大夫让我少生气，少上火；可能吗？我的心态如何能变好？看来我的病，并非一般药物所能奏效的。
下午2点多了才打完吊瓶。该检查的也早就检查完了。基本无事可干了。于是我拿出基督教堂免费赠阅的小册子《赐福》，仔细读了起来，打发出院前的这半天时光。小册子巴掌大小，只有20多页。一会儿就读完了。其中的内容，我大都了解。但我还是认真地读它，虔诚地读它。是不是因为我患病住院，期盼上帝祈福？还是年老阅世无数，心境变化？我觉得都不是，只是有了一个安静的处所，一个空闲的时间，一个面对神圣教堂的环境罢了。
因为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我尊重宗教，从不敢有丝毫的歧视、亵渎。我甚至敬佩一些伟大的宗教人士。像《我有一个梦想》的美国马丁·路德·金牧师，像中国的弘一法师；尽管人们的信仰不同，但他们的人格是一般人不可企及的。但我可能受环境、教育的影响，我的世界观，或我的信仰，是铁杆的唯物主义者。
高中时期，由于大量阅读外国名著，知道在国外宗教是相当普遍的。《牛虻》《巴黎圣母院》《复活》，几乎好多作品都有大段宗教的段落。于是我开始对宗教感兴趣，并粗浅地涉猎了一些有关宗教的普及读物，对世界三大宗教，开始有了一些皮毛的了解。但丝毫没有撼动我唯物主义的精神支柱。我还是坚信马克思的“宗教是麻醉人们的鸦片”的观点。但我不能解释：为什么那么些伟大的自然科学家都信仰宗教，那么些伟大的政治家也信仰宗教，西方的许多总统都信仰宗教，不必说了；连中国的孙中山、蒋介石，中国古代的皇帝也信仰宗教，如何理解？最难理解的是当时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员也同时信仰上帝。我实在不明白。
踏入社会后，经历了许多坎坷，遭受许多罪；心境、意志也曾经颓废过，精神的支柱也曾经歪斜过；特别是50岁后，遭遇了几场大病，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但都没有改变我的世界观。
今天读这本小册子，引起我思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人果真有灵魂吗？”小册子言之凿凿地说：“有。人是由身体与灵魂组成的。人的灵魂永在。人死不会如灯灭。”我记得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也曾说过类似的话，他在《多余的话》中，也有“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至于后来的若干大人物说的“灵魂深处闹革命”“政治是灵魂”，灵魂是人们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
于是我在这个冬日的午后，在慵懒的阳光照射着的病房里，开始思考这个严肃的问题。最后，我还是坚持我的唯物主义观点。我觉得灵魂最终还是一个思想、世界观、道德、品质、修养范畴的东西；它指导、约束着人们的言行，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甚至规范了人们的生活态度，对人的作用不可小觑。但我总觉得灵魂是属于人体的，属于人这个躯壳的。它的形成可能有先天的因素，但后天的教育、经历还是主要的。如果人的躯壳没有了，灵魂也就没有依托的载体了。所以，我还是赞成“人死如灯灭”，灵魂也就不复存在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灵魂与躯壳或者说身体，就应当是毛与皮的关系。
我总认为，一个人赤条条来到世上，不管是幸福抑或不幸，都是躯壳在行动，在挣扎；如果赤条条去了，躯壳也就没有了，一切灵魂也就安息了。
我记下了此时我的思想，事实上也就是记下了我的灵魂。可能我的遭遇还能支撑我的观点。但我说出来了，我拯救了我的灵魂。阿门！
最后补充一点，人的灵魂是可变的，也就是说，人的思想是可变的。我的一个远房姥娘，快九十了，突然灵魂皈依上帝了。死后完全按基督教的仪式进行。直到今天，每到扫墓，总是鲜花一束。（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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