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爷悄然地，永远地，走了。
四十余年，我们兄妹从出生、记事，大爷领着上街，买吃的；大爷带着下海，教游泳；大爷检查我们作业，讲化学：这些美好、温馨的记忆，点点滴滴，都已永存心中。若想在现实中寻找一点具体的痕迹，倒是还有物质的——大爷曾送我一匣红丝砚。
大爷学的是化学专业，教了一辈子中学，学生家长的礼，只收过一回，就是那一匣红丝砚。为的是我这个侄儿。
那会儿大爷总是当班主任，有个学生调皮，成绩不好，大爷死拉硬拽，拖着他考上了一个中专，让他那根本不抱升学希望的父母喜出望外，千恩万谢，跑来送了好几次大礼，都被拒收。这样的学生，在大爷的教学生涯中，不鲜见，他认为那是教师的职责，不用谢。最后，家长送来了一匣红丝砚。
“您是知识分子，砚台是文具，用得上，这，也不算礼啊”，人家这样解释。
“咋不算礼？可是我想，我用不上，你小子喜欢这些啊。哎，一闭眼，收啦。”大爷把砚拿给我的时候，有些惭愧，又有些得意地说。
我打开外面包着的报纸，露出一个碧绿色的长方锦盒，盒盖左上方贴着启功先生题的“中国红丝砚”金黄色标签。打开来看，里面是一块圆形带盖的砚台，一只笔筒，一个笔架，一对镇尺，两枚印石，一口印泥盒，都是红丝石制成。砚为仿辟雍式，砚堂在中间，四周是水槽。
其时是1990年前后，我有新砚旧砚约十余方，红丝砚，在书上读过，好像唐朝曾评为天下第一，地位超过端石，实物则是首次接触，欣赏半日，没舍得用，藏起来了。
直到1997年初，我结婚，父亲为我们订制的家具中有一张仿红木的大书案，我布置书房的时候，才打开了大爷送我的那匣文具，砚台、笔架、笔筒、镇尺，都摆上桌面。石与木，刚柔相济，融为一体，颜色也非常协调。阳光照进窗来，在几只肃立的书橱和安详的书桌之间，那一套红丝石的文房四宝，极具画龙点睛之笔。有一回，父亲和大爷来我们的新房，我指给他看，大爷头一扬：“我送的？早忘了。”
好景不长，婚后我们居处不稳定，搬过好几次家，那只石笔筒我用报纸包了几层，夹在书箱里，搬运中竟给活活压为两段，两方镇尺也摔成四截。我很心疼，虽然父亲将笔筒粘好，我也没舍得再用。再后来，我的书桌换成小三屉桌，砚也相对缩小，那方红丝砚收进匣中，只有断镇尺，仍然置于桌上，至今还在压书，压纸。
大爷还在监护室的时候，我写过一篇小文，题目就叫《大爷》，父亲看了，说基本是这样，但有一件事，他从未给我们讲过，当然我没法写。
这事对大爷的一生影响很大。
大爷自幼定过娃娃亲，对方是一位父执的女儿。这件亲事，两面的老人都高兴，两小也满意。父亲说那女孩子清秀、温婉，大爷引他见过，本来中学结束就该谈婚论嫁了，后来大爷考上大学，说好一毕业就结婚。断没想到，毕业前夕，大爷为了一个分配在外地终日啼哭的女同学而动了侠肝义胆，慷慨地将自己回青岛的机会让了出去。
冲动过后，他想到了未婚妻，想到了老人，赶忙写信给家里解释，可能还觉得不放心，又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让父亲到女方家看看，先代他赔罪。父亲接信，马上去了女家，女孩出来见了父亲，请父亲转告大爷，她要出嫁了，嫁到临朐乡下，今天就走。
父亲说，那女孩子说得很平静，可是他分明地感受到平静背后隐藏着的巨大的幽怨。
听了这事，我恍然明白了，为什么，大爷从青年到中年，一直都在回避婚恋，那实际就是一种自我放逐，自我惩处！甚至他的一生，仿佛都在这种自我放逐、惩处之中。
几十年来，知道底里的老朋友们谁都没再提过这件事，可是，大爷心底的伤口，应该始终没有愈合过。
大爷谢世后，我几次取出那一匣红丝砚，摩挲把玩，对物思人，忽然想到，红丝石产于临朐啊……当然，以大爷的那种粗豪的性格，他是不会留心什么文玩的产地的，更不会将砚石和当年的恋人联系起来，可是世事有时就是那么稀奇古怪，大爷毕生收受的唯一的礼品，来自他毕生心爱，毕生愧对的女子的负气下嫁之地。
那个差一点成为我们“大妈”的女子，如果还健在，也是八十开外的老人了，她的大半生的遭际，我们是一无所知，大爷曾辗转地打听过么？
我们生活着的此岸，时间实在是太短了，留下的遗憾实在是太多了，如果有彼岸，真希望他们终有一日能够相见，能够谈开，即便是痛心疾首，即便是破口大骂，即便是雷霆万钧，即便是泪如雨下，总比隐忍沉默、心如刀割的好吧？
我在我的书桌上摊开这一匣红丝砚，权做礼器，祭奠我的亲爱的大爷，祝福那位曾经要做我大妈的老人。
2019年春
（刊于2019年11月19日《青岛日报》“随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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