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记得是谁唱的，只记得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一盘民歌联唱的卡带里听到：“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咱陕北有一个好延安，好延安哩红彤彤，红彤彤，住着朱德毛泽东……”在曾经流行和在今天以一种怀旧色彩翻唱的各种版本的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中，我记忆最清晰的是这一种，而不是流传最广的郭兰英版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毛主席带领咱打江山那种感觉，跟在中学课本里读着“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时，想象中的延安和“延安时代”有些像，就像小时候隔着一块红玻璃看太阳一样，一种遥远又清晰的笼罩，所不同的是，那时，我已经到过延安，上过宝塔，也照过早在少年时就定格了的标志性照片：背衬宝塔山，凭栏立于延河大桥上。现在看来，太严肃也太土气。但当时，以及之前的许多年，是一种流行与时尚，只不过那时不用“时尚”这个词。
喜欢听那盘陕北民歌联唱的带子时，已经在延安学习和生活过两年，离开也有两年多了，因此，比读贺敬之时对延安的印象要具体和实在得多，但，“延安红”仍是一如既往的梦幻色彩，来自电影里面李霞的电波中，来自《红星照耀中国》的文字和老照片中，来自《东方红》的歌舞中，来自李有源、郭兰英的歌声中……还有，来自山丹丹花生生不息的鲜艳中。
那时，经常去延河滩，出了学校大门，隔过马路，就下到河滩里了，每天下午，沿河滩散落许多学生，三三两两，散步、读书，坐在石头上拍照，远处有在河里淘沙子的人，对面就是延安师范，河水浅时，也会提着鞋，涉水过到对岸去。偶尔，站在马路边往河滩里看时，会想象当年许多年轻战士或者抗大、鲁艺学生在这里的情景，多半是根据电影里看到和书本里读到的景象加以演绎。
在学校里看的第一场露天电影是《黄土地》，散场回到寝室，跟室友隔着蚊帐悄声聊到很晚，有一种震撼，同时有一种“拒不接受”，两个人争得很激烈，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争论的焦点是什么了。
跟去河滩一样方便的是杨家岭，那时，很少有游人，也不卖门票，每天下午，也是学生们的天下，出校门，朝左拐，就进了杨家岭的院子，可以三两个人坐在中央礼堂门前的石桌石凳上聊天，可以一直散步到后院，还可以沿小道上山，但是，所有的门都是锁着的，有时也会隔着窗户朝里面张望，什么也看不清，有一种年代久远的神秘感。
如果是星期天，想要出去玩，会走得远一些，约的人也多一些，借几辆自行车，去枣园，那时从杨家岭到枣园之间，路边没有这么多建筑，路上也很少有人，也没有现在这么方便的公交车，等车需要很长时间，便觉得比较远，不会经常去。印象深刻的是，现在已经被保护起来的很少对游人开放的防空洞，当时好像没有人管，洞口也不大容易找到，我们有一次带了手电筒去钻防空洞，大约四个人，说好从另一头出去，但终究没有走到出口，越走越深时，开始害怕，从一个人说害怕，到大家一起害怕，掉头跑了出来。然后，再不提去之前的信誓旦旦。再常去的，就是上清凉山和宝塔，但当时我还不知道宝塔山原本是叫嘉岭山，也不知道范仲淹在那里开过书院，只记得那时宝塔是开放的，可以上到最顶上一层，俯瞰全城。
那时的延安城比现在小，也土气得多，但对我来说，毕竟是一座比县城大太多也繁华太多的城市，更重要的是，有一种从很小时就产生了的“圣地情结”，所以，看时多少也会有一种自豪感。只是在日常的生活和印象里，不太会有“红彤彤”的色彩感，即便时常会上周围的山上去，也很少能看到稍大面积开放的山丹丹花，只偶尔在山洼冋有一朵两朵，或一簇两簇，大老远，闪眼看见星点殷红，跑过去，多半便是山丹丹花了。那时，最常见最养眼的倒是丁香，白丁香和紫丁香，五月天里，在校园操场边上在杨家岭院子里，开得繁花满树，在树影间行走，很是怡然悠然。
从地理概念上，感觉当时的延安，依旧像边城，很遥远。那种遥远，跟物理距离无关，跟交通和信息有关。现在，从西安到延安，每天有航班对开；有两趟对开火车，下班以后去火车站买票，在车上睡一觉，第二天早晨，赶得上另一座城市的上班时间，沃尔沃、大黄航的直达客车更方便，一路高速，只有六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当然不会有那种遥远的感觉。但在二十多年前，从延安去省城或者从西安到延安，会有一种旅途辗转的遥远感，火车只通到铜川，然后排队买票，等着倒第二天的长途汽车，当时，在那条线路上跑长途对司机是一大考验，因路况险峻和车辆稀少而显得格外漫长，因道路阻断或交通事故，而搁在路上几小时、甚至几天是常有的事情，所以，很难说走这一程，路上要花几天时间。
上世纪九十年代再去延安，印象最深刻的是修建，到处在修建，到处是工地，有些红火热闹的感觉，也有些杂乱和尘土飞扬的感觉，人比过去忙碌，街市比过去繁华，饭店宾馆娱乐场所比过去多很多，少了一些往日的悠然与沉静。
今年三月又到学校门前时，已经不能直接下到河滩去了，沿河岸边的那些工地早已烟消尘散，取而代之的是长长的、很豪华很现代的建筑群，有人说学校迎面的一组很洋派的楼群是教授楼，街面是各样店铺酒楼等门面房。最气派的是新落成的正在进行工程验收的延安干部管理学院，大家叫延安中央党校，整个建筑群不高但大气，青砖明线齐地砌顶，一水灰蓝色的冷色调，看上去理性而沉静，院子里一方一方的嵌地花岗石，听工人说是从南方运来的，那些灰蓝色的砖也是特制的，从西安运来。听同行的赵和殷说，是中组部设建的，全国同样规格的高等级干部学院有三所，另外两所分别在井冈山和上海。
现在的延安，大约最现代化和最具有名片效果的，应该首推本世纪初在曾经一片萧瑟荒败的老机场位置改建的“迎宾大道”，最初时叫“百米大道”一种典型新兴城市的气质，崭新、时尚、洁净，街面光洁宽阔，连锁店、超市、写字楼、饭店宾馆、高层建筑……有时一恍惚间，会忘记是在延安。
但是，近三五年内，在“经营城市”理念下的“造城运动”，把所有开发区、新城区“造”得一片崭新，标准模子般分不清哪儿是哪儿，不独延安，而是全国性的。或许，在“15101工程”规划中即将建设的“陕甘宁一条街”，正是延安在探索城市化进程和保持发扬地域特色相结合的一条新思路。不知道过几年之后，走在一条准“延安时期”的街衢上，又会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不过，我们易于感受和发现的种种变化与发展，终究都是外在的，只有那种千百年积淀下来的内在气质和从“延安时期”传承下来的延安精神是固有的，也是不深入沉潜不足以体会的，是只属于这一片土地、这一片土地上的人们以及这一片土地上某一段特定历史时期的，那种气质与精神，可以体验，可以受感染，可以发扬，但没有可能脱离开这一地域而移植和复制。如果要用颜色来定义这种精神与气质，大约任谁提起延安，脱口而出的多半会是“红色”。
延安，封国设县建郡，其历史沿革可以上溯几千年，但被赋予极具象征意味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红色”，并为世界所认知，则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陕北“闹红”时期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这里成为红色政权之心脏和新中国之雏形的十三年间(1935，10，18—1948，3，23)。在此之前，无论是被称为鬼方还是朔方，无论是被封为翟国国都高奴县还是肤施县，无论是被设为“金明郡”“延州府”还是“延安郡”，在人们的记忆与印象中，都只是一片蛮荒之色和天高皇帝远的边关与“四面边声连角起”的征战疆场。
因此，延安，或者说陕北，在更加漫长的历史上，其意象是大漠孤烟，是长河落日，是金戈铁马，是沟豁纵横，是旷寂与贫瘠……表面上看，这些景象都不足以用红色来表现。然而，正是这一切所积淀的深层个性，仍然是红色，是“山丹丹红”“剪纸红”“秧歌红”和“腰鼓红”演绎至今并越来越为外界所称奇的、变幻莫测的秧歌阵和剽悍奔放、飒爽英姿的各种鼓阵，追溯起来，应该源自古代军阵；而信天游和剪纸艺术，是另一种更为民间的精神气质，像山丹丹花一样，由来已久、代代传承地在这一片空阔瘠薄的高原沟豁间生生不息地开放着，鲜艳着。如果没有“山丹丹红”这样的生命气质，陕北高原这一片纯粹天种天收的土地子民，在因能源工业和新兴旅游产业而长上经济翅膀之前的漫长历史中，很难世代固守和繁衍生息下来，并且孕育出那么丰富多样和震撼灵魂的原生态民间艺术，如果没有“山丹丹红”，大约也很难托起和蕴育出灿烂火热的“小米加步枪”“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延安红”。
原载《新西部》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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