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孝存老师
大约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一本练习册，可能是谁的英语作业本吧。上面写满了拉丁字母，花体的，有的如舞姿，有的似花朵，美轮美奂，酷极了，至今镌刻在记忆之中！
1956年秋天上初二。年底的一天放学后在地摊上买到了几本过期杂志《拼音》，处理的几分钱一本，虽然不能读懂，却有如获至宝之感。第一期上就有周有光的文章，从此就记住了这个名字。（注：《拼音》杂志创刊于1956年8月，全年定价2.88元，1957年8月更名为《文字改革》；文革中停刊，1982年7月复刊，1986年更名为《语文建设》。）
1958年2月全国人大批准颁布了《汉语拼音方案》，并立即出现在汉语、文学分家后的《汉语》课本上，成为必学内容。当年秋天升入高中，开始学习俄语。我似乎特别钟情于字母，立即爱上了这门课程。高二时，还与苏联学生通信，至今相册里仍保留有哈尔科夫中学信友的多张照片。一次收到来信之后，俄语由毓森老师（烟台怡文商专、北平辅仁大学毕业）同我一起坐在学校北山坡上，帮我解决翻译难题。至此，对语言学科的偏爱几乎贯穿于我求学的全过程。于是，1961年高中毕业就毅然决然地报考北京外语学院。遗憾的是落榜了，只能“家里蹲”。（注：1962年春教育部召开烟台会议，其中有招生方针的纠偏内容，才给若干去年落榜的学子以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不甘心落榜的我没有放弃继续升学的追求，在家补习功课的同时又到中苏友好馆举办的俄语班听课进修。我没有理会家长让我学医的期望，第二次高考报名选择了华东师大中文系。还没有发榜，我的中学母校正急需俄语课的代课教师，给了我上讲台的机会。
中学上课刚刚一周，就接到了录取通知书，于是离开青岛，开始了华东师大的求学生活。后来知道，我的俄语入学考试得了98分，福建来的洪本健同学100满分。
中学时代，我的理科成绩还是比较优秀的。虽然读了许多课外书籍，但对文学并没有特别浓厚的兴趣。之所以选择中文系，全是因为对语言学科朦朦胧胧的向往。报到之前，有位年轻教师告诉我说，华东师大有位著名的学者史存直教授。
大一首开《文学概论》，我可苦恼了。原因无他，听不懂应义律先生的宁波方言。看到王镇群同学每每拎着装满笔记的黑色拎包缓缓走来，我内心充满羡慕嫉妒恨呀。其他课程还是很有趣的，许杰先生“救救孩子”的呼号，钱谷融先生彬彬有礼的仪态，简修炜先生的历史述说……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俄语继续学。郑淑英老师同其他许多外语老师一样，当初都是学习英语出身的。在学习苏联的大形势下，改教俄语课。周靖老师教现代汉语，课本属于当年周扬主持编写的大学文科丛书之一，有本系范可育老师参与其中。陈秀珠老师的《语言学概论》指导我们学习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批判语言有阶级性的错误观点。我参加了陈老师组织的课外活动小组。记得同时参加的还有张利明同学。为加深理解，还阅读了高名凯先生的《普通语言学》等名著。
我对现代汉语课的语音、文字、词汇、语法各部分都有浓厚的兴趣。特别是文字改革方面的内容，更加引起我的关注。我在图书馆阅览室翻阅大量资料，补充印证相关内容。为了开拓视野，我还购买了一些旧书，成为我的宝贵珍藏。如时代出版社1950年出版的《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倪海曙著）、1961年出版的《汉字改革概论》（周有光著）及若干文改史料丛书。特别是到旧书摊“淘宝”历年的《文字改革》杂志。苍天不负有心人，除了1958年（当时是半月刊）缺少两期之外，补齐了所有分册。敝帚自珍，成为我的一大宝贵财富（至今仍在）。想想看，多少次的淘书，多少次的失望，最终才成全了我的殷切期待。
1964年我读了郭沫若先生的《日本的汉字改革和文字机械化》，又在旧书店中淘到刘泽先先生的《汉语拼音方案在科技方面的利用》一书，爱不释手，深受启发。恰巧又在校广播台见到外语系的华君铎同学（后任驻印度大使、上海世博会中国政府高级代表）用英文打字机打写英语广播稿，让我眼界大开。为了实践汉语拼音的机械应用，花了40元在南京路打字机商店购得一台40年代出产的英文打字机，用来击打汉语拼音。尽管汉语拼音远不是文字，但却是文字的雏形。短短的尝试，浅浅的体验，奠定了日后参与讨论汉字编码的知识基础。
我通过《文字改革》杂志社联系上刘泽先先生（后来得知他历史上有些问题，好像属内控对象，但是公认的文字改革学者），接到了他的回信。他介绍我认识了上海天平仪器厂的周寿令，共同探讨有关字频、词频、速记等问题。
有一次我突发奇想，想向史存直教授求教。记不清经哪位老师介绍，果然如愿以偿，到史先生府上聆听教诲。至于当时谈了些什么早已忘却到爪哇国了。
有次我忽然在梦中去了北京朝内南小街51号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为那里的科研人员。梦啊梦，多么美好的境界，那是多么令人向往的福地！那时，现实的偶像多多，如学生时代就参加方言调查的颜逸明老师，研究生毕业留在本系任教的汪寿明老师、比我高两届的范开泰同学（在校广播台认识的，播音名洪波；留学归来任中文系教授）等。
恰恰1964年10月14日一声炮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前一天，我们被送到安徽参加“四清运动”，在“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的口号下，开始了一年半的农村工作生活。直至1966年“5.16通知”下发之前（5月14日），才回到了“面目全非”的校园。
我在图书馆看到过北京文革报上发表的遇罗克的《出身论》，接到北京师大中文系4632信箱刘保今同学寄来的北京文改会的大批判材料……。离开学校的前一个月，当全班同学聚集在文史楼东南侧整队准备合影留念时，正遇到手持扫把的几位教师从旁边列队而过，我瞥见周靖老师也在其中。原先站在讲台上传道授业的师长竟沦为清洁工（这里没有蔑视工人的意思），难言的悲苦充溢胸襟。暴风雨尚未结束，就于1968年8月按“三个面向”的要求去了最基层的学校任教。1974年2月，我终于有机会回到第二故乡青岛，在铁路中学（后更名为青岛第66中学）一直干到2004年退休。
在青岛铁路中学的三十年，本职业务成绩平平，乏善可陈，旧梦复燃却势不可挡。在语文教学的同时，尝试了多门课题研究。做过同义词探讨，铁路站名用字调查，新编百家姓构思等。结果是一地鸡毛，颗粒无收。
1977年夏天，文革结束后的第一个暑假，去北京已经无需证明了。在刘泽先先生的引荐下，我终于来到了久已向往的学术“圣地”北京朝内南小街51号文字改革委员会，在后楼宿舍拜见久已仰慕的周有光先生。就语文现代化的诸多问题聆听大师的指点。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一刻。近日打开尘封已久的《汉字改革概论》一书，发现书中夹有一张明信片，是周有光先生亲笔所写。内容如下：
张孝存同志：
12.27信收到了。没有听说中文系或研究所要招研究生。请你去信，请他们一有消息就直接通知你，以免失去时机。我因为身体不好，不出门，消息不灵通，同他们久不联系了。
敬礼！周有光1977.12.30
山东大学的殷焕先先生曾经发来一信，告知有关招研消息。但是错发到青岛第九中学，我很晚才看到。其实，无所谓“失之交臂”，我那时综合条件不佳，这个机遇对我来说，难以成为继续“求学”的契机。只能在梦中徒唤奈何了。
教学之余，我不甘寂寞，总要做些课外研究吧。周有光先生在《汉字改革概论》中提到拼音盲文。于是，我结识了盲人按摩师兼教师王启建（青岛盲校毕业，著名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就毕业于这所学校），同他一起编写给盲文教师使用的盲文教材。他是盲校的优秀学生，对拼音、声韵、双拼、键盘都了如指掌。同他的合作，给我平添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80年代初兴起的学历热，吸引了众多因文革耽误学业的中青年投入进修行列，相应教师奇缺。我先后受聘在教育学院、函大、电大讲授《现代汉语》、《普通逻辑》、《法律逻辑学》。并参加多部逻辑教材的撰写，分别任《简明逻辑实用词典》（四川辞书社）、《逻辑学学习指导》（济宁出版社）第二主编、副主编。1988年8月，出席“全国青年语言逻辑工作者学术讨论会”，提交题为《规范模态词“提倡”的逻辑分析》的论文，尝试用数理逻辑的方法研究“提倡”，为丰富规范模态词的内涵作了有益的尝试。在《中学生与逻辑学》杂志的启发下我在1987年为本校高二学生开设了逻辑选修课，并有为中学生编写逻辑教材的构思。为此曾到清华大学专访了羊涤生先生。可惜的是，虽然不能说半途而废，但试验没有坚持下去，无果而终。
师大物理系毕业的贝新祯，是67届同级校友，时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师范学校教授《汉语》《写作》《逻辑》等文科课程，书法亦佳，才华横溢。我发现《新疆日报》连载他的逻辑系列专文，立即同他取得联系。之后，我们书信往来甚多，并多次共同参加逻辑方面的全国性学术会议。他和他朋友共同编写的有关虚词的逻辑特性的论文集独具慧眼，是逻辑和语言研究的优秀论文集。若干年后，贝新祯调回上海，在丰华中学任教直至退休。
有一次，整理大学时代的课堂笔记，回顾既往，意味深长。发现有彭涟漪老师讲课的记录，那仅仅是逻辑第一课，谈到“帝国主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之后再无下文。原来停课下乡四清了。彭老师可是逻辑学界的“大腕”，遗憾的是同他“失之交臂”了。有趣的是，2012年9月我在书城讲了一次专题报告，内容是向读者推荐彭老师和余式厚合写的一本书《写给中学生的逻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也算是对仅仅听了一节课的老师聊表敬意吧。
80年代末，电脑悄悄进入常人的视野，中文输入法被称为国人使用电脑的“瓶颈”。面对所谓“万码奔腾”的局面，我先后面访了双音双拼的作者刘卫民先生、声数码作者唐懋宽先生、自然码作者周志农先生（及其导师北航扶良文教授）、双拼盲文设计者黄乃先生（民国名人黄兴之子）、五十字元作者张国防等众多先锋人物，听取他们的真知灼见。悉心考察各类中文输入法之后，于《电脑》杂志1992年第6期发表题为《汉字编码纵横谈》的论文，指出编码方案必须与国民知识背景保持最大的亲和性。之后，在《中文信息》杂志和《文改之声》（内部交流）发表多篇文章，主要有《向娃娃提供优秀的中文输入法》、《电脑汉字该用哪支笔》、《先编码之忧而忧后转换系统之乐而乐》、《失当的评介消极的导向》、《停止向中小学生推荐“五笔字型”》等。强调中文电脑教育是语文课的延伸，《汉语拼音方案》是中西键盘文化的最佳接口，“拼音＋智能”才是电脑中文键盘输入法的理想选择。多篇文章被收入清华大学出版的社科文献光盘。
当年王永民先生表示“砸锅卖铁也要把五笔字型打入中小学”，北京新街口中学挂出“五笔字型学校”的大招牌。本人参与了云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张在云先生等人的“批五”行列，坚决抵制其进入中小学，避免其对基础语文教育大面积的伤害。对北京师大何克抗先生主持的“认知码”本人也提出质疑，不赞成其进入中小学。实际上，一切形码都不应作为基础教育的可选方案。
1992年8月，受泰安教育学院胡敦骅先生邀请，在菏泽教育学院主持“电脑写作基础”讲习班。1996年至1998年，受聘在“青岛-霍尔姆斯学校”教授中文电脑课。
当时，我所在的铁路中学还没有开设电脑课程。我就组织学生到四方机厂技校的机房学习电脑，在DOS环境下学习汉字录入、文字处理。还到青岛第九中学加盟他们的课外小组活动，主题就是拼音输入。当时使用的软件是方世增先生亲手送给我的CW-DOC-PLUS拼音变换法“中文语词处理系统”（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1991年9月）。他与北京大学的朱守涛合作，催生了“智能ABC输入法”。这个输入法开启了拼音输入法研究的新纪元，是周有光先生学术思想的结晶。奇怪的是，方、朱二人的知名度远远不如王永民先生。1998年学校安排我改教“信息技术”课，正式“转行”为电脑教师。
1999年，自诩为汉字编码的门捷列耶夫周期表的“全息码”，在教育部某常务副部长的支持下，由体卫司发文在全国推广，并纳入所谓“世界中学生运动会全国电脑大赛”。这种轻率之举如不刹车，必将对中小学电脑教学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2000年初春节刚过，我在北京师大陈星火老师陪同下来到国家教育部，直陈利害，呼吁大赛立即刹车。全国中小学计算机研究中心北京部主任王本中、上海部主任吕传新（华东师大）分别打电话给我，询问有关情况。最后，这场大赛终于不了了之。
2004年2月于青岛第六十六中学退休后，从事老年电脑教学。授课内容涉及电脑基础、网络应用、图像处理、幻灯片制作、视频制作、动画制作、系统维护等。在同广大老年朋友共同学习交流中收获颇丰，乐趣多多。在《上海老年教育研究》发表文章《老年大学电脑教学耕耘手记》、《浅谈电脑班第二课堂和社区电子阅览室建设》，甘做普及电脑教育的拓荒牛。
多年来，我订阅《咬文嚼字》杂志，看到编委中李玲璞的名字就倍感亲切。隐约记得一件趣事，当年一起下乡夏收的时候，他一夜之间掉了许多头发，俗称“鬼剃头”。不幸的是他于2012年11月因病去世了。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令人瞩目，也应是我崇拜的偶像。
2015年4月底，我代表青岛校友会出席了在杭州举行的“第二届全球校友联谊会联席会议”，见到校领导和新老校友，思绪万千，夜不能寐。同窗陈浪东带领我到杭州下城区社区教育学院（全国社区教育标兵单位）观摩，深受启发。回到青岛之后，我主动到不久前成立的市北区社区教育学院主持电脑教学，在社区教育、终身教育的田野继续播种耕耘，以华东师大给我的精神营养和谆谆教诲为动力，为母校争光，为社会奉献。梦未圆，也快乐。
补遗：最近萌发新梦，组织校友编写《中学生逻辑释疑》……
本文载于《青岛财经日报·人物周刊》，见报时，编辑周晓方做了改写，署名周晓方。
2022.6.15 A版
组稿编辑：周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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