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过往，皆为序章。人到老了，回忆曾经历过的人和事，便是延续自己的人生。
在职业生涯的尾声，不由自主会想起种种过往。1987年的一次采访并成就的一部纪录片让我终生难忘。那一年，海峡两岸局势松动，经过公开喊话和不为人知的交涉，台湾当局允许老兵回乡探亲。那是我工作的第三年，热情还在，心气尚高，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题材，作为记者不应错过，上报选题计划获得批准后，我即刻进行采访。
市台办给了很多帮助，很多线索都是由他们提供的。原来，早在媒体公开“探亲”新闻之前，职能部门就开始做着迎接探亲老兵的准备了。我很庆幸自己介入得早，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和帮助，因为很快这个原本的“冷衙门”就成了热点，对找上门的记者应接不暇，从态度和重视程度上就差了不少，而那时我已经和他们混得熟了。这次采访，有机会让我认识了不少台办工作人员，有些直到现在还能互相记得。去年在四方剧院看戏，就遇到一位当年陪我采访的大姐，她原是京剧演员，转行到台办，刚好赶上开放探亲。在剧场偶遇，唏嘘不已。她已经退休多年，我也在等待退休，这次偶遇，算是我写关于这次采访和编片过程的由头之一。
决定采访“探亲”是一种新闻的直觉和本能，当真正走进新闻事件中，才知道自己的浅陋。通过采访我了解到，青岛是除了上海之外第二大台胞城市。青岛因美国驻军的关系，是华北地区国军最后撤离的城市，有数万人从青岛登船到台湾，其中多数就是青岛及其周边县的人。因为事出匆忙，我一个人不可能兼顾方方面面，加上当时热情大于经验，我的采访只限于追踪“老兵”回来的行踪，这样就牺牲了很多有价值的背景材料。关于新闻背景，我一向非常重视，可是与我合作的一位央视大腕并不以为然，为此我们还有过争论，这是题外话。
就在我和同事在外面采访的时候，部门的头儿让我回一趟单位。原来中央台来了记者，也是奔着采访探亲老兵来的，这位记者名叫时间，和我同年毕业，广播学院科班出身，他毕业后最早的作品与青岛有关，采访的是园林专家张元初，在青岛市委宣传部颇受尊重。都是同龄人，刚走出校门，还没太沾上世俗气，见面后几乎没有什么客套，直接说到选题，他听我介绍了已经掌握的线索和我的采访思路，当即表示他先回北京，前期由我完成，后期编辑到北京完成，并表示去北京由他安排食宿。就这样，时间回了北京，我在青岛采访。
根据信息，台胞陆续启程返乡，当时没有直航，返乡的台胞需要从香港或者日本转机。我们在机场守株待兔，很快，第一批台胞回来了，一架飞机下来好几位台胞。当时不需要太费劲就能辨别得清哪位是台胞，那个时候我们这边还是很“土”，而回乡的台胞哪怕生活境遇一般，也会打扮得很体面，况且当时也确实存在着生活的差距。在机场等候采访台胞的新闻单位有中新社记者、省台广播和电视记者，再就是青岛台的两拨，一拨是拍新闻的，一拨就是我们拍专题的，有没有报社的记者已记不清了。结束在机场的拍摄，大队人马跟着另一位原籍崂山县的台胞去了，当晚他们就播出了新闻，后来中央台新闻联播也报道了，这条新闻获了大奖。
我们没随大队人马一起行动，而是选了自己的拍摄对象跟踪拍摄，我当时问了好多台胞，最终找到三位，他们是从同一个村离开大陆的，就是离机场不远的沧口区楼山后乡湾头村。三个人同时进村，一台摄像机只能跟踪一路，没想到我们跟错了对象，期待中的相逢流泪的场面没有出现，那位台胞风烛残年的老父亲，迎接揆违相隔近三十年的儿子，就像迎接一位收工回家的儿子一样，平静得让人难以置信。这令我大失所望，但是，今天想起来，我却理解了那位父亲。
第一家没能拍到理想的场景，只好到另一家中，那是一个父母双全、兄弟姊妹挺多的大家庭，我们进去的时候，一家人已经没有了乍见时的激动。我当时坚守着纪录片不可以作假的原则，但考虑“剧情”需要，我忍不住“诱导”了一次初见。这位归乡台胞姓张，我问他的老母亲刚见到儿子的情景，老太太不由自主站起来，迈着小脚要学给我们看，我立马提出让儿子“重演”一下进门的过程，一家人欣然同意。这一家人都是情感丰富的人，当那位台胞张先生和他的台湾媳妇带着大包小包推开家门，老父老母出来相迎，张先生一声“娘，我回来了……”这是憋了三十七年的一声呼唤，小小的院落一下子哭声一片，小院被浓得化不开的亲情充盈着。搭档刘志鸣用一个长镜头一鼓作气拍摄了进门、愕然、惊呼、流泪、相拥全过程，我相信这个镜头肯定是志鸣兄拍摄生涯中的一个经典。后来这组镜头被完整使用，片子完成后，我才对时间说这场面是导出来，他半信半疑，但对拍摄水平给予高度评价。这一家人在镜头面前相对放松，但有一个细节我至今难忘，那位老太太对镜头特别敏感，每当她觉得镜头对着自己，就会很夸张地作出一些动作，口里不停地说：感谢党。后来我实在忍不住，就说了一句：大娘，你不用管我们，也别说感谢党的话了，你们啦啦家常就可以。可能是我的话打消了她的顾虑，后面的拍摄，尽管她还是不断看镜头，但却没再说感谢党之类的话了。这位张先生成了我们片子的主角，他走的时候我们又拍了他登机离去的画面。
我和这位张先生的缘分还没完，拍摄这部片子过去了十几年的时间，有一次我在湛山水上餐厅吃饭，中间出来去洗手间，迎面碰到一位老先生，觉得面熟，却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因为职业关系，我见人挺广泛，有些人记得深刻有些很快模糊，再碰上，尚熟的就打个招呼，淡忘的走过便罢，这张面孔介入深刻与模糊之间，我试图回忆在哪里见过，但好无头绪，后来又有事走出单间，巧了，又遇见那位老先生，他身上那一种不是大陆人的气质骤然触发了我记忆的开关，我迎着他走上前去，开口边说：张先生，您好，您还记得我吗？我是青岛电视台的记者，1987年您第一次回乡探亲，我去您家采访过您。老先生显然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他盯住我看了一会，竟然想起我来：于先生你好，我记得你。我问他家里的情况，他说老父老母早就过世，自己也都七十多岁了，这次回来后就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回故乡了。他说感谢我们当年对他们的采访，直到现在他们一家还时常想起第一次回乡的那一幕，这次在这里是一家人的聚会，包间竟然就在我们包间边上。毕竟是偶遇，说了几句就匆匆分手各自回了自己的包间。过了几分钟，一位姑娘敲开我们包间的门，把我叫到外面，姑娘说自己是张先生外甥，她说她舅舅让她给我一个礼物，然后把一个精美的小盒子递到我手里，我打开一看是一枚金戒指，分量不是很重，成色极好。我赶紧送回她手里，说啥也不敢要。就在这时，张先生从包间出来，可能他听到了我和他外甥的争执，见到他，我赶紧表示了谢意，并说，礼物太过贵重，实在不能承受。张先生只说了一句：长者赐，不能辞。我一听赶紧鞠一躬说道：愧领了！当时留了张先生外甥的电话，可是一直没联系过。不知道现在这位长者如今怎样，算起来他的年龄该有八十岁了，祝愿这位长者健康长寿。
片子早就定好在中央电视台编辑，我带着素材赶到北京，那时电话极其不方便，即便打到央视办公室也根本找不到正主，只好发电报告知行期。到了北京，一片茫然，没人接站，更谈不上安排食宿了，我只好自己坐车去到南礼士路广播电视部招待所，凭介绍信住进一间六个人的半地下室，第二天去中央电视台专题部找时间，仍见不到人，只好留了纸条告诉他我的住处，然后就在房间傻等。等了一天，没见他人，又等一天，还是不见人影。实在等得心焦，无聊极了，我给廊坊的女友发电报，约她到北京一见。电报刚发出，时间到了招待所，见面后，我怒火中烧，恨恨地说道：哥们真行，你去青岛我把你当爷，我来了北京你还把我当孙子。他连连道歉，给我结了招待所的账，安排我住进新华社招待所，记得当时同住的是大众日报社的摄影记者钱捍。晚上时间请我吃涮羊肉，饭局上有他父亲——一位令人尊重的新闻前辈，还有一位是青岛市委宣传部新闻科副科长纪援朝。那是我第一次吃涮羊肉，一顿美餐把我的火气完全打消，席间我知道他这几天的失踪是因为恋爱，和女朋友闹了别扭，我释然了。说到他的女朋友，我突然想到发出的电报，第二天抽空又去了广电招待所，在留言黑板上写下自己的新住处和联系方式。
和时间接上头，开始进入紧张的后期剪辑，片子已经定好播出时间，到点必须完成。正所谓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我也剪辑过几部片子，但毕竟不是科班出身，对镜头的节奏把握全凭感觉，不像人家是经过系统的理论学习，加上在央视和诸多行里的大腕朝夕相处，得到的指导和自己的实践都远远超过我，我很虚心坐在一旁，看他把一堆菜炒成色香味俱佳的大餐。我从内心服气，对他此前对我的冷落早就忘在脑后。这次合作结成的友谊持续到现在，后来每次去北京，只要他在我都会去会他，每次都得到极高的礼遇。
片子编成了，剩下就要写解说词了，这是我的活，时间给我买了一条“恒大”让我熬夜用。巧了，就在我写解说词的那晚上，电报约的朋友来了，费了半天劲才找到我，因为新华社招待所不让人轻易进门，她好不容易才进得来。见面后去佟麟阁路上的小店吃过晚饭，我回房间开始写稿，因为第二天必须交稿配音，同屋的钱捍已经回济南，房间只我一人，我让女友先睡，我挑灯夜战。因为剪成的片子在脑子里面，那天我写稿的思路很清晰，有点文思泉涌的意思，差不多九点开始写，到十二点左右一部将近半小时片子的解说词就写成了。女友因为坐了一天的车，早已入睡。没有红袖添香，点上一只烟，也心满意足了。我又改了一遍错别字，调整了一些不顺畅的语句，上床睡觉。第二天时间带着车来接我，我和女友一起下去，一看我身边多了一位，他愣了，问我咋回事，稿子呢？我把稿子交给他，他看了一遍，说了几个字：不愧中文系的。看完稿子，他不停地打量多出来的那一位，我说，是昨天在地铁站捡的。朋友一口纯正的普通话还真让时间云里雾里，以为真是我在北京刚认识的。这段插曲于我很难忘，谁没年轻过啊！
中午，我，女朋友，与时间和他女友一起吃了饭，然后我女友坐火车回去上班，我和时间到台里配音。我问时间，稿子不用领导签字吗？他说到时候再说。问他让哪位播音员配音，他想了想，没跟我说，领我到台里，走到广播电影电视部门口，碰到一位留着胡须的男子，三十多岁，很儒雅，正推着自行车往外走，时间迎上去把我介绍给他，原来这是他们专题部《九州方圆》的“头儿”（栏目组组长），名叫高峰，时间要高峰给我们审稿，顺便配音，他自己从高峰手里接下自行车到高家请假。我跟高峰回台，高峰直接带我去了配音室，在那里他看了稿子，没改一个字便开始播稿，其中有一句是疑问排比句，高峰念成肯定语气，我当即喊停，把我的意思告诉了他，他按我的要求重新调整语气，一点没有表示异议。这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新闻单位的气氛，我有幸经历过。后来高峰当了中央台副台长兼新影厂厂长，是著名的朗诵表演艺术家，有一次在三亚召开纪录片会议，早餐在一张桌上吃饭，我说到当年配音的事，高台也还记得，我向他表达了诚挚的敬意。
这部名叫《寻根》的纪录片于1988年元旦在央视播出了，1988年1月4日在山东电视台播出，当时省台又不成文的规矩，凡是地方台的节目先在央视播出的省台是不给播出机会的，这部纪录片算是例外。后来这部片子获过很多奖，我心里清楚这其中大半是时间的功劳。电视节目是合作的产物，有了好选题只是一个基础，能让选题精彩呈现才是一个优秀电视人的真本事，时间就是一位优秀的电视人，我很荣幸曾经和这样一位优秀的电视人合作过，并完成了中国电视史上第一部关于台湾老兵返乡探亲的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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