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里的秘密·前言——八卦的来源
——卜辞里的四方风名指的是东离、西坎、南乾、北坤四个方位来风之名
（兼为太昊立雪在 哔哩哔哩中讲“图腾密码”脚本）
（兼为太昊立雪在 哔哩哔哩中讲“图腾密码”脚本）
《易经》是中华民族阴阳学说发明以后运用其学说的最大文化成果。阴阳学说文字叙述出现的较晚，但在出土的史前图像、图形却明确的表明，它在龙图像呈现出“龙中有凤、凤中有龙”之造型特征时，阴阳学说概念已经十分成熟、完备。它的准确时间在公元前四、五千年之交。它标准的样本应该见于公元前4400年-公元前5200年赵宝沟文化——那是一件猪首鸟翎C形蛇躯龙（图1）。
《左传·昭公十七年》说到少昊氏“鸟名官”、大昊氏“以龙纪”，指出凤鸟图腾始自少昊，龙图腾始自大昊。我认为少昊民族集团相当于公元前5200年-4400年的北辛文化，大昊民族集团相当于公元前4400年-公元前2500年的大汶口文化。大昊出自少昊，其继承了凤鸟图腾，于是凤鸟身上有了龙的特征，而龙图腾身上也有了凤鸟的特征。于是文献上提及的大昊氏的伏羲女娲，不仅是母系社会转于父系社会的称号，更是阴阳学说借民族集团的宣告——阴阳被此不能独立，说到伏羲女娲，等于说到了阴阳二神，说到帝俊，就等于说到了阴阳二神；说到《易经》，就等于说到了阴阳。
于是，“龙中有凤、凤中有龙”，凤飞翔于天，龙潜渊于水，天的特征在于日，地的生命在于水，于是日阳水阴或天阳地阴符号出现了，以“○”象征天、以“十”象征地符号叠加，就是“⊕”，它见于公元前4400年-公元前2500年大汶口文化之象征凤鸟的鸟鬶两腿之间（图2），又重见于商代先祖豕韦氏（女娲）猪状族徽的腹间（图3）——这象征大地的“十”字是得自二分二至日影东西南北交汇，还是得自两把矩尺的交汇，这里姑且不表，只是想告诉大家，神话传说在《易经》研究中十分重要。史前没有今天这样的科学，创世纪的神话传说就是史前人心目中的科学。
《昭公十七年》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华民族确立之特征：少昊氏有了分至启闭的的节气的确认——春秋分、夏冬至、启立春夏、闭立秋冬。分至启闭是阴阳学说的衍生学说，这是中华民族以农业为生存方式的宣言。
于是太阳在分至启闭节气下的位置十分重要——而农耕文明社会，为了不误农时，二分二至日影的测量十分重要；二分二至分化出来的四立，这就是八卦方位所以发明的原因。
《易经乾坤凿度》卷上《立坎离震兑四正》引，《万形经》曰：“太阳順四方之气，古圣曰：烛龙（祝融）行东时肃清，行西时暖奥，行南时大?，行北时严杀。其形以鸟。”虽然这是指文王八卦方位，即便文王八卦方位用心颠倒了阴阳、重新设置、改变了二分二至测量太阳方位的名称，也不能破坏太阳之于东南西北运行方向。
以“○”象征天、阳，以“十”象征地、阴，这种阴阳符号叠加，是不是让史前人根据图形的形状特征进行类比的联想呢？“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连类原则，让他们先想到了龟鳖——龟鳖的背呈“○”形、腹甲呈“十”字形，于是有了神龟驮着“洛书”出现的说法。特别是女娲补天的传说里有以龟鳖腿支撑天的情节，所以我们仍能看到许多商代“奄”地王族族徽之龟鳖承载天地的图形并不奇怪（图4）。当然，这种传说的依据，至少来自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3500年的安徽凌家滩文化出土的玉石雕琢的乌龟壳，和乌龟壳里夹着的据说“洛书”玉版（图5）。
我们不敢肯定这块玉版的内容就是“洛书”，但是参照四川金沙遗址出土的周初太阳轮金箔上面的图形可以推知：这是个雕刻着十二光焰并四太阳鸟的之金箔（图6），它可以还原出这样的内容：
一，三星堆商代先民相信伏羲氏生了四个儿子——四时——金箔上有四只在想象中被太阳燎去羽毛的太阳鸟，就是这四个儿子。
二，三星堆商代先民相信一季度三个月——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三个硕耳耸目的大“日头”可以证明，它们一个头统领一季度的一个月（图7）。后世所谓一季之中分孟月、仲月、季月之孟、仲、季就是他们。它们在金沙遗址出土的带柄有领璧状青铜器上，化形为的三只被太阳燎去羽毛的太阳鸟（图8），这因为他们出于太阳氏族，都是伏羲女娲的儿子。
三，一季度三个月乘以八卦的四柱卦，得出十二个月，这便是四川金沙遗址出土的十二光焰并四太阳鸟之金箔的十二光焰。
由此推想汉代孟喜推出的十二消息卦之源头，至少孕育在三星堆商文化以前——十二消息卦又名“十二辟卦”。
我们从这块八卦方位的玉雕版产生联想：十二辟卦可能源头早在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3300年的安徽含山凌家滩文化时代已经酝酿了——《周髀算经》说“天圆地方”，在这块八卦方位的玉雕版，其外方之内有象征圆天的大圈套着八卦的八个方位示意图形，而象征太阳的小圆圈内套着最早的八个方位示意图形象征圆天的大圈还有象征四时的四个圭形物，它应该就是1942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记载“日月夋生”之说，及《尚书•尧典》所谓的伏羲四子、四神，这四神司掌着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即春夏秋冬。
所谓“日月夋生”，就是日月帝俊女娲所生的简说。前面已经说过，伏羲女娲是不可分割的阴阳神。
这块玉版上象征八个方位及四时的圭状物，应该就是圭，因为“圭”的本物是用来测量日影的，于是我们又推想：圭应该象征太阳行走方位的代表性山峰，三星堆出土的歧头玉圭之间憩息的鸟，象征的正是太阳飞驰在八方某两山之间的样子（图9）。因此，我们又推想《山海经》记述太阳升起和下落的各有八座山峰，正是这块玉版的预先提示。
如果我们上面的的论述可准，那么陕西韩城梁带村M27出土的西周铜尊上面的太阳鸟运行踪迹也就有了着落（图10）——弧凸的尊盖正是盖天，而尊口则是地平的依据。四时神这时主春秋分的，让日升正东，日落正西，主夏至之南的，让日行极北，此后逐渐南移，主冬至之北的，让日行极南，然后北归。四只各有四个似枝杈的东西，应当是在模拟太阳树吧？它们除了是东西南北的象征外，很有可能还象征立春主东北，立夏主东南，立秋主西南，立冬主西北的四立。
含山凌家滩出土的哪块玉版像是太阳在每一年里的运行图。我们所以说玉版上的圭形刻纹可能是模拟太阳鸟所去的生着太阳树的太阳山。
《山海经·大荒东经》载太阳月亮出来的山有七个，它们是1，大言山；2，合虚山；3，明星山；4，鞠陵于天东极离瞀山；5，孽摇頵羝山；6，猗天苏门山；7，壑明俊疾山。
这七个山在东部，在东部的“东极隅”。“月母”女和（即女娲、嫦娥）之国的神“䳃”，在那里司管着太阳月亮的回来和出去。所谓的神“䳃”，乃本鸟为猫头鹰的凤鸟；因为“䳃”是鸟，所以它可以驮着太阳月亮回来出去。女和是太阳鸟月亮鸟的母亲，所以才管理它们。这个“东极隅”应该是春分所在之文王八卦方位的“震”位、伏羲八卦方位的离位。
《山海经·大荒西经》载太阳进入的山有七个，它们分别是：1，方山；2，丰沮玉门山；3，龙山；4，日月山；5，鏖鏊鉅山；6，常阳之山；7，大荒之山。
《大荒西经》载太阳进入的七个山在西部。由“女娲之肠”出来的“狂鸟”神，在西部的“西北隅”那里，即文王八卦方位的“乾”位、伏羲八卦方位的巽那里，司管着太阳月亮回来再回去。所谓的“狂鸟”亦即神“鵟”，乃本鸟为中华凤头鵟的凤鸟；因为“鵟”是鸟，所以它可以驮着太阳月亮回来出去。女娲(女希、羲和)是太阳鸟的母亲，所以才管理它们。
按《诗经•邶风•柏舟》“日居月诸，出自东方”之周代以前的认识，这七处太阳所出的山并不一样，所入的山也不一样，而且都是一日方入，一日方出，这就出现了一个大的问题——在东部和西部太阳出入的山共十四个，七个在东方，七个在西方，难道这是古人在不同时空里看到的太阳升落位置吗？如果这是古人在不同时空观察太阳升落位置的记录，那么太阳一年只有八个方位升落，七个升山和七个落山为七个方位，再加上“东极隅”“月母”女和的神“䳃”，“西北隅”由“女娲之肠”出来的神“狂鸟”，共八处，这可能就是太阳月亮升起伏落的方位。这种推测有可以证明的图像，如安徽凌家滩文化文化遗址出土的八个方位相互错落套叠的玉板——玉板夹在模拟龟壳的玉雕之中，它由上面中心的八角图案的角点，可以向外引出表示太阳行走之对等的八个方位，在八个方位之中还有八个可能模拟圭表形状的图像放射状嵌在其中等。在后世象征圆天的八卦方位图上，这十六座山峰只能排在八个八卦方位图中。三星堆出土过八棵太阳树，在商代它在祭祀场所里如何排放，我们目前还不清楚，这和《山海经》太阳出没的记载我们也一时难清。
不过这个例子有巧合性，只能说明太阳山太、阳树曾经存在过古人的信仰里，它的荒诞不经，在古代的三星堆大概也只能靠巫觋们自圆其说，三星堆太阳树的铸造，是这些太阳山在古人想象中存在的证明。
在《大荒西经》里，我们能看得出“西北隅”的不寻常——它是文王八卦方位的“乾”位，又号“鵟”的女娲在这里“司日月之长短”，这“西北隅”恐怕是《周易》颠倒阴阳的篡改。“西北隅”似乎是“西极隅”“西极隅”是伏羲八卦方位的“坎”位，是文王八卦方位的“兑”位。这个方位又名“石夷”来风之名叫“韦”，我认为“石夷”和“韦”，可能是豕韦氏的别称，豕韦氏又称豨韦氏，看《庄子·大宗师》再对照大汶口文化出土的图像（图2），可以知道豕韦氏就是女娲。周人为了《周易》的八卦方位产生效用，把“坎”位移动到北方去了，把自己发达基地西北方换成了天（乾）位，把殷人崇拜的繁衍生殖之西南方位“巽”换成了“坤”，而“坤”位本是伏羲八卦的北方之位。
说到这里不能不说一说甲骨文、《山海经》《尚书·尧典》里记载的四方风名：
东方曰析（卜辞）。东方曰析（《山海经》）。阙民析（《尧典》）。
南方曰因（卜辞）。南方曰因（《山海经》）。阙民因（《尧典》）。
西方曰彝（卜辞）。西方曰夷（《山海经》）。阙民夷（《尧典》）。
北方曰夗（卜辞）。北方曰䳃（《山海经》）。阙民隩（《尧典》）。
许多学者旁征博引说明这就是文王八卦方位的震、离、坎、兑。以愚之见这其实就是指伏羲八卦方位的离、乾、坎、坤。我的证据无需繁琐考证，十分简单：
“析”就是“离”——成语有个词叫“分崩离析”（《论语·季氏》），其“离”和“析”同声也同义。
“因”会意字——伏羲《易经》《乾》卦在南方，卦义是夜观天象。伏羲后裔殷人夜观天象，以东方苍龙七宿的辰宿定时，《夏小正》：“八月，……辰则伏，辰也者，心（心宿）也。入而不见也。”甲骨文“因”字象形“大”字形人平躺在席子上——当夏历秋天八九月份，辰星亦即大火星隐没，天气变冷，席子不再使用，夜观天象可以告一段落了，因而在南方方位的乾卦以此会意也。“因”或作“夹”，甲骨文“夹”象形一“大”字形的正面人，“大”字形的人两侧是两个侧面的人，一起象形一个威权人物由俩人左右侍奉的样子。后世帝王、伟人造像总是由两个侍奉人物左右扶持，正是这种命由天造人物的式样；可以夜观天象的大人物，不是“三人行则损一人”的人，是天的特使，是伟人。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之说也可能得启发“夹”字。
“坎”曰“彝”“夷”，甲骨文“彝”字象形缚鸡杀而供祭祀，会意杀祭；“夷”即夷杀。《易经·随·上六》“拘係之，乃从维之，王用享于西山。”伏羲八卦方位“坎”位在西方，《坎》卦讲的是刑罚，古人行刑在西方之地，“西山”这里指商王族王都之作为埋葬先王的大土台子——这大土台子也是商王族祭祀的目的地。
“坤”在伏羲八卦方位的北方。“坤”大地，是月亮的象征、女娲的象征，女娲之主图腾是“䳃”，也可以读为“夗”。女娲又名月母。“隩”，指住宅。《坤·初六》：“履霜坚冰至”，霜降之后节气就是立冬，此以说明“坤”的方位是北方冬季；另外北方寒冷，“履霜”之后人自然要进入住宅——“隩”。
太阳夏至日行极北，其后南移，冬至日行极南，然后北归。夏至、冬至分主南北。春分秋分分主东西。《山海经·大荒东经》说月母、女和、女娲在“东极隅”管理着太阳月亮出入，指春分后太阳运行。这是伏羲八卦方位的常规。《山海经·大荒西经》载女娲部族在“西北隅”那里主管太阳运行，那是《周易》的篡改——“西北隅”那是《周易》的乾位。也许《尚书·尧典》里说北方方位“阙民隩”，“隩”有一种“屋子西南隅”的意思，也是《周易》设计“坤”位所在的合法原因吧。
其实在《易经》伏羲八卦的八个方位重卦——乾、兑、离、震、巽、坎、艮、坤的本义当中，至少说明了它们在商代有特定意义，其意义曰：
乾南，天；观星象定时节；
坤北，地；治理方国原则；
离东，火；获取光明正大；
坎西，水；律衡维护祖统；
兑，东南，泽；和悦友邦；
震，东北，雷；王师天遣；
巽，西南，风；繁育货殖；
艮，西北，山；坚固安定。
它们在商代的特定意义，是在今本《易经》作为八八六十四卦的组合中表示出来的，除此而外，它们又在各个复卦中，以卦象所属其他意义丰富其组合。如《既济》《未济》，它们将“离东，火”“坎西，水”之贯彻了“获取光明正大”“律衡维护祖统”的原则之外，又把动用车马归于兵燹（火），把越境过河川归于军渡（水），用于叙述环境，从而使“水火相射”的矛盾更立体化（下文有继续说明）。
然而“乾始于西北，坤尽于东南”的文王八卦方位，并没有如此的周密思考，但它还是尽量的借用伏羲八卦方位早已形成的意义以为己用，以让自己颠倒阴阳的八卦方位合理，从而完成旧瓶装新酒的盘算——如文王八卦方位之：
坤基本袭用伏羲卦巽位“繁育货殖（繁衍生息得丰沛）”，
乾基本袭用伏羲卦艮位“坚固安定（坚守固定保政权）”，
其将伏羲卦作为冬天的卦位坤移到了坎，
其将伏羲卦作为秋天的卦位坎移到了兑位等。
这种改动，显然是一种搅乱殷人纪纲的政治用心，今日考证殷人四方风名竟然为文王八卦方位的“坎震离兑”的学者，严重的疏忽了这一点。
且放下四方风名的混淆不表。再反过头来论究太阳一年分至启闭的行迹——这行迹如何和伏羲八卦方位联系在了一起？我推想，这八个方位起先作用是计算农时的，因为时间和空间的交互总有一些不尽人意的矛盾，于是我们的先人，就做了如同今天谜语解谜“从何处打开”式的思维格式，于是有了乾——天、兑——泽、离——火、震——雷、巽——风、坎——水、艮——山、坤——地，这种打开时间和空间的交互的思维判断模式吧。如果果然如此，任何一个卦象，均可与按其卦象的特征，将社会上许许多多相交互的事物归属其中，正如上文所说，《既济》《未济》除了按商代八卦方位的政治纲要可以内归属于水、火范围，又可以对“国家车马军事越境获取”之类事物，属于兵火、军渡。
说到这里应当再说说今本《易经·说卦传》这般叙述的八卦卦象：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
可是我们从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书《六十四卦》《说卦传》看，此处却作：
“天地定立（位），〔山泽通气〕，水火相射，雷风相搏。”
两相对勘，知道“水火相射”在现在通行本《说卦传》中多了一个“不”字。水火矛盾，所以它们相射，显然“不相射”脱离了矛盾的本质特征。
为什么“水火相射”要改为“水火不相射”呢?说起来虽然只有字面的片言碎语，但足以证明这种改动有一定的政治原因。且不论传统的“周以龙兴”的说法是不是因为龙是水精的认识，但周王族自称“我姬氏出自天鼋”（见《国语·楚语下》），却明明白白说明他们崇拜水。即作为姬姓的周王族母系祖先，出自“天鼋”星土亦即北方玄武星宿之玄枵星土。玄武，在商代妇好墓出土的青铜柶上有它的图形，那是龟身上盘蛇（龙）的形象（图11）。玄武神主水，周王族他们崇拜水。商王族相反。近年学者们研究卜辞的结论是：殷人崇拜火。卜辞有“好火”一词，一如《尚书·洪范》所谓的“好风”“好雨”。更重要的是商王族认为自己来自“重（帝喾）黎（女娲）”，是太阳神、火神（祝融）的后代 。周水和殷火的崇拜，竟然上升到政治斗争你死我活的理论依据，实属可笑之极。
按我上面伏羲八卦方位的分类，作为水火的“既济”，和作为火水“未济”，就有“获取光明正大”和“律衡维护祖意”的指导意义。
因此：“坎上离下”的“既济”，其卦辞为：“亨。小，利贞，初吉，终乱。”——这“小”和正规、隆重的“大”相反，有不合格、不严肃之义。正因为“小”而“利贞”所以“律衡维护祖统”“获取光明正大”的“既济”就是起始“初吉”也会“终乱”。
回过头来看“离上坎下”的“未济”，其卦辞为：“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此处的“狐”假借“瓠”，指用于助浮渡大河大川的葫芦。“小狐汔济”即“少量的助浮的葫芦接近渡过河川”使马匹车辆“濡”于水，“无攸利”——显然“光明正大”且“律衡维护祖统”的获取，其获取的条件准备不充分，也“无攸利”。
《既济》《未济》，是论究国家军事越境车马获取的卦，全卦的本意，当然涵概着“获取光明正大”和“律衡维护祖统”在如此军事行动里的利弊，若真如《周易·说卦传》所谓的“水火不相射”，实质就等于否定了“律衡维护祖统”“获取光明正大”伏羲八卦方位设计初衷，而这种设计也就是商代国家获取战争的原则。
王晓强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