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巴赫、莫扎特、贝多芬、马勒等等都是从小在钢琴和提琴旋律里泡着，五六岁就能演奏乐器，那种环境、氛围，与音乐和谐协调，产生世界级的大音乐家一点都不意外。咱们呢，那时候还吃不上饭，衣衫褴褛，家里哪有闲钱去买乐器，没有心思去学什么乐器，更没有条件去听什么歌剧！
所以，我沮丧地想，“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音乐本来就是温饱以后的精神活动，生在一个贫困交加的环境里，马瘦毛长，你摸索着咯手的骨头，还扎煞着奢谈什么音乐？荒芜一点也不意外。
所以说，我们的音乐熏陶天生就比欧洲人差。我记得，那时候家里根本就没有什么钱买钢琴或小提琴，到上学的年龄了，只能在教材搭配的比例里摸几下音乐，好像可有可无，学校不重视，学生也没有把它当回事儿。
即便这样，我们生在城市里的孩子也比农村的好多了，乡村里人们能喂饱自己的肚子实属不易，家里的孩子能上学已经万幸，那些孩子到了漏风漏雨的教室里，在语文、数学、历史、物理、化学等重要课程之外的音乐，不当吃不当喝，你能指望有音乐师资或合格的音乐教育？痴人说梦！
说到这里，可以说我还算幸运的，生在海滨城市青岛，而青岛又是一个有殖民地历史的城市，这里不可避免地存在列强统治的影响，踢足球、爱音乐，当然比一般的城市略胜一筹，和农村就更没法比了。应该说，我们当时穷归穷，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没落的贵族、被批斗的地富反坏右，历史遗留的残余音乐势力，还在丝丝缕缕地流淌，而且顽固地发挥着若有若无的影响。
记得我们铁路宿舍里就有这方面的人才，比如弹钢琴和拉小提琴的，他们都不是劳动人民出身，不是资本家就是过去的老贵族，还有解放前公司的职员，他们家里放着乐器，狭窄的客厅里还有电唱机。我的邻居杜一斌拉小提琴，他个子不高，长得跟个外国人似的，高鼻子，蜷头发，他的小提琴一响，总有不少人围上，听得津津有味。有一次杜一斌指着我：“哎，老文，你跟着曲，唱！”我有些窘，忙摇头说：“杜哥我不会。”
杜一斌鄙夷地看看我：“笨蛋，黄歌不会，连语录歌也不会？”
他抬起倚在提琴上的下巴，挥着手里的琴弓：“咱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啊子……”
底下的小伙伴们跟着哼起来，其中刘爱国的声音最大，杜哥就示意刘爱国大声唱，刘爱国大大方方地昂着头，声音嘹亮，别说，他唱的还真不错。“人民……好比……呀，那个土……呀地……”
我摸的第一件乐器是口琴。
在小学里音乐课全靠一架风琴，音乐老师在上面弹，用脚踏板打节奏，我们一帮孩子就跟着老师的风琴唱。下课时老师说：“有条件的同学要买乐器，哪怕一支口琴。”
后来就有同学带了口琴来上音乐课，音乐老师很高兴，用口琴给我们吹了支曲子，哇，那么好听！
口琴的主人、我们班上的一个女同学趾高气扬：“我爸爸给我买的！”
到下周的音乐课，班上又有口琴亮相。
没两个月时间，我们班上好像有十几支口琴了，老师就组织口琴队，高音、低音，还有的是伴奏，两只手捂在嘴上，手指一会儿张开一会儿捂住，嘴里那一支吸气吐气的口琴，把我们那些没有口琴的同学羡慕的要死。
下了课，我低眉顺眼地祈求有口琴的同学：“让我吹几口吧？”
小心翼翼地拿过来，放在嘴边，轻轻地一吹，“哇……”美妙的声音突然从嘴里发出，把我吓了一跳。
“你用舌尖顶住，别光吹，还要吸啊！”
有口琴的同学教导我。
哆来咪发扫拉西到……
我竟然很快学会了那几个音的吹法。
同学告诉我，光会吹不行，还要用手掌打拍子，把双手捂在口琴背后，随着节奏一张一合，哎呀，好像琴音也浑厚了，小小的口琴，真神奇啊。
放了学，我回家先拼命干活，拉风箱，扫地，然后瞅爸爸高兴了，悄悄跟爸爸说：“大大（我们小时候叫爸爸为大大），给我点钱，我要买个口琴。”
爸爸盯着我看了一会：“我道今天这么勤快，原来是要钱啊，是学校布置的？每个人都得买？”
我痛苦地低着头，嗫嚅着说：“是，每个人必须买。你给我钱吧。”
爸爸说：“咱家哪有钱？这个月，连买粮的钱都不够，你妈正掂兑着去借呢！”
“人家都有了，我……”我有些委屈，心里也有些虚，毕竟撒谎了。
“美玲！老吴家的美玲！”爸爸扯开嗓门朝隔壁喊。我知道坏了，吴美玲和我是同班同学，如果她证实不是必须买，那一顿揍是免不了的。
我赶紧说：“算了，算了，不给买算完，喊什么美玲！”
我扔下扫帚，准备逃之夭夭。爸爸这天脾气出奇地好，和蔼地说：“你别走，如果真是学校规定，咱们再想办法。”
我支支吾吾，偏偏这时候美玲进来了，我爸爸就问美玲你有没有口琴，美玲说没有，家里不给买。爸爸又问是不是都得买，美玲说老师没要求。
“唉，你这个孩子真不懂事儿！”爸爸叹了口气，“连饭都吃不饱，吹什么口琴哪！”爸爸这次没一巴掌扇过来，我有些意外，忙说可以不买，老师说是尽量，我不要了。
美玲一家后来被遣返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造反派说美玲的爸爸是特务，老实巴交的吴叔被插上了大牌子，在宿舍里批斗，接着按当时的有关政策，吴叔一家被卡车拉到了农村，吴叔带院子的自建房被拆掉，盖起了四间平房，吴叔破烂的旧址成了新房，搬来了两户新邻居，一家是齐阿姨，不知为什么她没有丈夫，自己带着两个女儿；另一家夫妻带着五个孩子，两口子整天吵架，我不太喜欢这家，就经常到干净整洁的齐阿姨家去。
我第一次听到《深深的海洋》，就是在齐阿姨家里。那是一首女声二重唱？还是三重唱？但歌词我是牢牢记住了，到现在仍然很清楚，一共有三段，我可以一边哼唱一边把它写下来，这些歌词刻骨铭心：
“深深的海洋，
你为何不平静，
不平静就像我爱人，
那一颗动摇的心。
“年轻的海员，
你真实地告诉我，
可知道我的爱人，
他如今在哪里。
“啊，别了欢乐，
啊，别了青春，
不忠实的少年抛弃我，
叫我多么伤心。”
正像歌词所写，失恋的少女面对大海，日夜盼望曾经深爱过她的少年海员会如约而至，结果少女失望了。这首歌的旋律是那么的优美，仿佛有些沙哑的女声是那么的哀怨凄凉，文革期间，我们听惯了歌颂社会主义的革命口号，所有的歌曲都是雄赳赳气昂昂，砸烂狗头就是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突然一句柔软的女声“深深的海洋，你为何不平静？”彻底把一个莽撞的少年拿彪了！同时，我也朦朦胧胧地感受到，一支哀伤优美的旋律，可以在表达感情方面发挥骚动人心的的奇妙能力，那些漂浮在空中的旋律，就好像抚平你心里皱纹的熨斗，我开始对美好的音乐产生不可遏止的向往。
那天齐阿姨正在家里聚精会神地放电唱机，我毛毛愣愣地闯了进去，那时候到邻居家不兴敲门，我来找齐阿姨的女儿玩，不想正看到齐阿姨在听电唱机，齐阿姨背对着我，没发现我被柔柔的旋律攫住了，柔和的女声像施了定身法，我浑身酥软，张口结舌动弹不得。齐阿姨转身发现了我，跳起来，马上把唱机关了，拽过我说：“千万别跟别人说！”接着她掩上了我身后的门。 我怔怔地点头，指着唱机：“再放一遍吧，阿姨，那歌真好听。”
齐阿姨把我推到床上坐下，小声说：“这些歌曲不健康，不准放的，就咱俩知道，啊？”
后来，我在齐阿姨家里还听到了《纺织姑娘》《星星索》等许多爱情歌曲，我还记得一首歌是《母亲教我的歌》，齐阿姨还跟着轻轻吟唱：“当我幼年的时候，母亲教我歌唱，在她慈爱的眼里，隐约闪烁泪光……”
我一直没有办法买口琴，这简直成了我无法消除的心病，谁让咱家没钱呢？ 好在老天爷是公平的，你在这里失去了，必定会在那里补回来，此消彼长，不必怨天尤人。虽然我没买口琴，但是我后来却拥有了一把二胡，二胡的价值不比口琴高？二胡的声音不比口琴好听？二胡多大？音域多宽？小小的口琴怎么能跟如泣如诉的二胡比！我不仅是这样安慰自己，也从心里确实崇拜二胡。
买二胡的过程有些偶然。
因为家里生活困难，为补贴生计，妈妈在医院门口看自行车，我们几个弟兄轮流替妈妈值班。记得那时候看一辆自行车两分钱，骑自行车的人来了，把车子放到集中存放的地方，我们就给自行车挂上一个牌子，另一个同号码的牌子就给自行车的主人，他出来的时候凭这个牌子推走自己的自行车，我们收二分钱的看车费。不要小看那二分钱，积少成多，一天下来，挣个块儿八毛的不成问题。
问题也正出在这里，一天下来，你到底看了多少辆车子，收了多少个“二分”，只有你自己知道。我学坏，或者说知道“割巴子”，就是从看自行车那里来的。最早是二哥趟开的路子。那天晚上回家，二哥向妈妈交看自行车的钱，“诺，八毛六！”二哥说着把一堆硬币和毛票放到了炕上。我这时知道二哥已经作了弊，在医院门口收工时，我帮着二哥清点的钱。我有些心虚，不敢抬头。
妈妈有些疑惑，嘟囔说：“还不到一块？也没下雨……”
我偷偷看二哥，二哥故作淡定，我有些心惊肉跳。
我觉得二哥太狠了，他竟然能瞒下一毛多。那时候我家除了爸爸的病号工资，全家几乎就靠这看车子了。
后来我也开始弄虚作假了，我每次都是瞒下几分钱。藏钱的地方说起来很滑稽，我把偷偷“割巴子”存下的钱，埋在地里，只有我知道墙根那块脏乎乎的地方是“阿里巴巴”的洞窟。
我存下的那些零钱快可以买一把二胡了。为此在医院住院的小李整天催我，我一直在悄悄使劲。小李是从潍坊来青岛住院治疗瘸腿的，大名叫李士庆，他只比我大两三岁，个子比我矮，脸很白净，鼻子下面有隐隐约约的黑胡子。小李的二胡拉的非常好，住院嘛，整天没什么事儿，可能他家里人怕他寂寞，就让二胡陪着他。有时候小李从病房里出来，到医院门口帮我看车子，和我什么话也聊，小李说他从小腿就瘸，为给他治病，家里带着他跑了不少地方，这次在青岛住院，隔一阵就往这里寄钱，一年多了，家里累的不轻。
我说还是拉琴吧，我给你拿下来。小李还没发话，我转身跑上楼，小李病房里的病号我都认识，我经常坐在小李的床上学着拉二胡，我从墙上拿下二胡就跑，病房里的人看着我，没人阻止。
小李拉“子弟兵和老百姓”，医院对面针织厂宿舍的孩子零零星星围过来，小李又拉“北风吹，雪花飘，”《白毛女》里杨白劳的唱段。我记得小李用了揉弦，声音凄凉哀怨，周围听的人羡慕地看着小李，小李也很投入。有的孩子还噼里啪啦鼓起了掌。
“铁拐李拉的真好！”有小伙伴小声叫着小李的外号，我狠狠地瞪着眼，为小李打抱不平，腿瘸怎么了？人家是二胡大师！
那时候，我更加坚定了买一把二胡的决心，当天晚上我也克扣了数目最大的一次“车饷”。
记得我把“阿里巴巴”洞窟清空的时候，心里有些难过，可是想到终于能有一把属于自己的二胡了，又非常兴奋。我揣着鼓鼓囊囊的零钱，在中山路北头的“环球体育文化用品商店”，买下了梦寐以求的一把二胡。调好了弦，在马尾弓上涂上黄色透明的松香，我抑扬顿挫地挥弓、揉弦，可是发出来的声音不太好听，有些吱吱啦啦，不用说和收音机里的或者小李的二胡比，就是在街上随便碰到拉二胡的，也比我这个声音好多了。
我马上找小李帮忙，他反复拉着，一会儿调弦，一会儿加垫，最终声音基本像样了。小李说一分钱一分货，你花几块钱能拉出这个声音，已经算不错了。
按我当时的“经济条件”，为买二胡我已经跌回了赤贫，再偷偷“割巴子”攒一阵儿，也就是能保住二胡生命，换个弓子、买根弦、添块松香什么的，升级换代是不大可能了。这毕竟是我拥有的第一件“私有财产”，我没敢奢望更多，我们学过红军长征精神，小米加步枪打败机械化，关键是技术，化腐朽为神奇不就是这个意思？我一有空就拉，拽住小李就让他示范，我觉得这一辈子出人头地，基本上就靠这把二胡了。
我认真刻苦地学琴，拉熟了不少歌曲，最熟的是《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北京有个金太阳》《不忘阶级苦》《国际歌》，还有毛主席语录歌等等，当时社会上最时兴这些，收音机里整天广播。那时候咱哪知道应该跟教材学啊，起码循序渐进、由简到繁，技法基础打不牢，越走越偏，纠错也就越来越难。最明显的是速度一快就不行了，指法变化少，跟不上。
原载轻博客12/14/2019 10:14:3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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