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就艺术天赋而言，马连良是天才，其艺术造诣不仅俯视后人，甚而不被他俯视的前人也不多。其雍容华贵的扮相，潇洒儒雅的台风和高亢、华美的唱腔风靡大江南北，很多名唱段如“劝千岁杀字休出口”“此时间不可闹笑话”等，直到今天仍具有流行性，被称为“世界名曲”。在京剧须生行当里，他是当然的翘楚。对京剧这门艺术，他的贡献之大有目共睹，可以认为对京剧他是开窍到了极致。
“汉奸案”始末
相比马连良在京剧艺术上的开窍，他在政治上的“不开窍”也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20世纪整个上半叶，艺人们见多了政权的更替，城头变幻大王旗，谁坐金銮殿都得娱乐，而那个年代，京剧是影响力最强的娱乐方式，“角儿”自有角儿的生存空间，在那个空间里，他们是“王”，活得可自在了，所以，艺人对政局大多不关心，马连良就是其一。他做自己戏班老板，凭着艺术天上的“开窍”走南闯北，游刃有余。但是，纵观各个时期，在大时代政治面前，他的人生抉择，几乎就没有对过。
中国全面抗战时期，梅兰芳在上海蓄须，程砚秋在北京种地，都离开了舞台，名头堪与梅、程等量齐观的马连良好像压根未受山河破碎的影响，甚至应邀前往关外，到当时满洲国的地界去走穴。
事情是这样的：清末民初，从关内迁徙到关外的一些回族人于1911年在沈阳建立“奉天女子小学堂”，1918 年该校改为“奉天清真小学”。1936年 5月，奉天文化清真寺教长张德纯（字子文）发起建立了一个伊斯兰教的经学院，定名为“私立奉天回教文化学院”，同年8月正式成立。由张子文任院长，共有学员20余人。随着生源扩大，学校已容纳不下前来求学的回族子女。此时距学校不远处，一所日本人办的“锅山女子高中学园”想转手出卖，所需资金高达40万元，这成了一大难题。1942年初，张德纯和在奉天的一些回族上层人士组建了“满洲文化促进会”，并请伪奉天第一军管区司令王殿忠（回族）任促进会会长。为了筹到买校款项，张德纯等准备借伪满洲国庆祝“建国”十周年，搞一些庆祝活动借力造势。大阿訇张德纯时任清真寺教长，系晚清秀才，会阿拉伯、波斯、德、俄等多国语言，有“德国张”的雅号，是宗教界的知名人士，他与马西园（马连良之父）是好朋友，有了这一层关系，遂决定请马连良来奉天唱戏，借他的名头进行筹款。为搞好义演募捐这件事，张德纯等人还专门成立了筹办义演董事会。不久，奉天方面一切准备就绪，张德纯等揣着关东军陆军特务机关的公文，去北平邀请华北文化使节团。受到邀请后，马连良一来觉得为自己的同胞办学义演义不容辞，二来张德纯是自己敬仰的长辈，他亲自出面也不好驳回面子，三来为了钱，是一个关键因素，这大可不必为尊者讳。章诒和干脆认为：“一九四二年，伪‘满洲国’成立十周年，伪总理大臣特请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派遣演艺界前往祝贺。开出的条件，除了包银，还有烟土。当时北平的烟土不好买，马连良为此而动心，也为此而前往。”当时因战祸连绵，关内经济每况愈下，通货膨胀严重，生活动荡，民不聊生，戏班的演出收入一直不好，而关外以“大剧场、大票价、大包银”为招徕，吸引名伶前去演出。在这一时期，以生行挑班的名伶如言菊朋、谭富英、李盛藻、李万春、李少春、奚啸伯、周信芳等都去过东北，收入颇丰，这使马连良动了心。当时，在扶风社里唱戏的有几十口人，他们要供养各自的家庭，也就是说，要养活上百口人。为了大家的生计起见，马连良也要走这一趟。但是，也有说法，当时马连良并无经济之虞，而更多的原因是东北开出的条件，除了包银，还有烟土。当时北平的烟土不好买，马连良为此而动心，也为此而前往。京剧伶人抽大烟已成梨园陋习。老一辈的如程长庚、余三胜、谭鑫培、汪笑侬等都是老烟枪，晚辈一点的如裘桂仙、谭小培、杨小楼、余叔岩、高庆奎等也是瘾君子，更晚的如张春彦、马连良、孙毓堃、谭富英、高盛麟、裘盛戎等，各自都有一部吸毒史，这并不是什么秘密。
这一消息很快就被一家名为《三六九》画报报人朱复昌知道了。当时《三六九》画报是一份流行期刊，其中很大篇幅刊登梨园动态、名伶轶事、戏剧评论，也登演员剧照。平日，朱复昌经常以报人的身份与梨园界人士混在—起，相互熟稔，实际上此人是个文化汉奸。恰在此时，日本占领军在北平设立的“华北演艺协会”，因“满洲国”的“国庆节”即将临近，“满洲国”方面要求“华北演艺协会”找一个高水平的剧团前往新京（长春）做祝贺演出。马连良的扶风社要去奉天为“回教学院”义演这件事，让此机构主脑山家找到了一个移花接木，帮助自己完成任务的契机。朱复昌作为山家的说客，前往豆腐巷马宅，并表示，赴奉天（沈阳）义演的一切事宜，他愿“无私”地大力相助，并为扶风社联系了新京（长春）和哈尔滨方面的接待戏院及当地有影响力的报刊、杂志。惟一的条件就是马上筹备动身，务必于3月1日之前到达新京（长春），以“华北演艺使节团”的身份，做祝贺演出。马连良演了半生“忠孝节义”的戏，他深知此行意义。本来是简单的筹款义演，现在已演变成“祝贺演出”。虽然演出收入可能比以前想象的要多，可“汉奸”的骂名也就从此背上了，这是他当初答应奉天的阿訇们时没有预料到的。当马连良把朱复昌的原话与友人讲过之后，大家的意见就是一个字——“拖”，能拖多久就拖多久，拖过了3月1日再说。与此同时，朱复昌为了完成“使命”，整天像长在马家一样，催促马连良早日动身。马连良以日期临近、一时无法凑齐配角、底包为名，婉言拒绝。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没有想象的那样简单，一方面当局急需一个像扶风社这样高水平的演出团体在东北巡演，为其渲染“歌舞升平”的“王道乐土”；另一方面，北平的山家已对伪“满洲国”方面夸下海口，派遣马连良的扶风社作为使节团前去祝贺。由于马连良用缓兵之计拖延行期未能成行，令他无法下台。于是，山家对马连良直言警告说：“如果不尽快做新京、哈尔滨之行，奉天的义演筹款将被取消……”甚至动用武装人员上门恫吓，逼马连良成行。就这样，1942年10月下旬，一支包括老生马连良，青衣李玉茹，丑角马富禄，花脸刘连荣，小生叶盛兰，武生黄元庆等众多京剧名角的“华北文化使节团”，乘火车前往东北演出。在关外演出10天，共10场，场场爆满。每天票房收入高达几万元（伪满币），全部下来共计25万元伪满币，马连良随即将全部所得都捐给了“奉天私立文化学院”。马连良回北平不久，得知扩校购买锅山女子专业学园校舍资金仍然缺口很大，又另寄来10万元捐款。没想到，伪满洲当局及其所控制的宣传机构为了达到给“满洲国”装门面的目的，在所谓的“三·一国庆节”过了8个月之后，竟然荒诞地说马连良的扶风社是为庆祝“建国十周年”而来，把“华北使节团”的名义强加在马连良的扶风社头上，使马连良和扶风社成了伪满反动宣传的牺牲品，这就为日后马连良遭遇陷害埋下了伏笔。
抗战胜利后，位于南宽街的马宅常常有慕名而来拜访的国民党官员。而在来访的官员中，多数是来办“接收”的大员。其中一些慕名前来马宅拜访的官员，见到南宽街这所深宅大院摆放的都是造价不菲的明清家具，墙上挂的是价值连城的名人字画，不由得垂涎三尺。而在那段时间里，最流行、最有效的达到目的的招数就是把敲诈的对象打成“汉奸”，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清算“汉奸”的财产，把它作为“敌产”和“逆产”，明目张胆地“充公”到他们自己的腰包里。于是“大员们”便开始搜寻马连良的把柄，一出“马连良汉奸案”的大戏便编成了。“官司”足足打了近一年，最后，经回教协会理事长白崇禧的斡旋，北平地方法院的结案陈词是：经查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堂执政时期并没有官方派出过“使节团”的案底，查无实据，不予起诉，这才脱了干系，这一天，是1947年8月16日。人出来了，家却负了债，除了一所空空的南宽街大宅院，其它财产荡然无存。
在家中被软禁了一年多的马连良终得解脱，一口恶气出来，心里说不出的畅快，梨园同仁为了安慰他，特意在长安大戏院唱了一场合作戏《龙凤呈祥》，阵容强大：马连良的前乔玄、后鲁肃，程砚秋的孙尚香，金少山的张飞，李少春的后赵云。演刘备的谭富英，从第一场的“过江”一直唱到后面的“回荆州”，卯足了气力，一句一个好。江湖规则，朋友义气，给马连良以万分的感动和一生的感激。接着他以十余场义演奉献给北平的戏迷。为了还债，同年秋，又赴上海，连续演出四个月，直演至1948年春。1948年1 1月初，马连良应邀离沪赴港，并从此寓居香港。（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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