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藏对联上款题有“瑶圃世讲嘱书”字样，查瑶圃姓名字号无考，估计是匡源任泺源书院山长时写给某位讲课老师的。无独有偶，前些年还在冷摊上淘得线装书一套，名为《泺源书院课艺》，也是匡源的作品。此书提供了一些匡源在泺源书院的史实，促使我对匡源进行了一番研究，特录之以就教于同好。
匡源（1815一1881）字本如，号鹤泉，清胶州郭家庄（今胶州市中云街道办事处）人。1839年，匡源考取举人，次年再中进士，选庶吉士，25岁的他在同榜进士中最为年轻。之后的匡源官运亨通，1855年，匡源任吏部左侍郎，（有资料说匡源代理礼部尚书，但查清代职官表未见记录）。1858年，匡源升调军机处任军机大臣上习行走。第二年任军机大臣上行走，赐紫禁城骑马。1862年任职随称赞襄政务大臣。短短几年，匡源连升数级进入权力中心。
1862年，同治帝即位，慈禧垂帘听政，开始翦除异己，咸丰帝钦命的顾命八大臣中，肃顺被斩首，载垣、端华两位亲王被赐死，匡源被慈禧以“凶焰方张，彼亦难与争衡”的罪名罢官，有幸留得性命。
退出政界的匡源受聘担任了济南泺源书院的山长，讲学17年，弟子多达3000多人，中举及贡太学以上者400余人。这个“升学率”在当时是很高的，何况还出了状元曹鸿勋以及柯劭忞等一干名人，在山东的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下面就结合《泺源书院课艺》（以下简称“课艺”）谈一下匡源与泺源书院。
一是《课艺》书籍的基本情况。
该书一套四册，初编和二编各两册，一、四册的封面和封底已失，内容除前数页稍有残损外，余皆完好。书的牌记为“同治丁卯夏六月刊成敬乐堂藏版”，所辑录的课艺文章初编为同治乙丑年，也就是同治四年（1865年），二编为同治丙寅年（同治五年，即1866年），书前有山东巡抚阎敬铭作于同治丁卯三月（同治六年，1867年）序言一篇，匡源序一篇。泺源书院条规有六个页码，之后初、二编共收有泺源书院学生撰写的四书文125篇、五经文6篇、经解13篇、论9篇、赋15篇、杂体文3篇、古今体诗12首、试帖诗89首，每篇文章后面均有简短评语。该书刊刻的缘由，按照匡源序中所说，“乾隆时主讲桑弢甫祝简田雨先生均有课艺之刻，百余年来无嗣音者，是刻岂敢谓足继前人，然观诸生之造诣皆卓卓可见”……为使各位士子“勿怠、勿荒、勿矜片长、勿安小就”“留为硕儒，出为名臣。无负中丞诸公栽培之意”。应该这么说，该书是匡源为奖掖表现突出的优等生，提高泺源书院的知名度、为书院的学生或其他谋求科举的人编写的一本课外应试文章大全。
二是匡源入主泺源书院的时间。
《清史稿》介绍匡源的文字仅有“匡源，字鹤泉，山东胶州人。道光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官吏部侍郎。咸丰八年，入直军机，谦退无所建白。罢官后，清贫，主讲济南泺源书院以终。”寥寥数语。清末编纂的《山东通志》有“穆宗御极，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治枢臣专擅不法者，源以诖误免归，主讲泺源书院兼主尚志书院，同治三年入都祝皇太后万寿，赏给三品衔，在济十余年，及门成就者甚众，光绪七年卒于书院。”此处看来好像是匡源主讲泺源书院后又于同治三年入都给太后（不知是慈安还是慈禧）祝寿的。其实不然，在《课艺》匡源序有“余自乙丑春来主讲席”之语，可见匡源并不是在同治元年被免官后立即来到济南讲学的，而是在同治三年继续寻求东山再起未果之后，于同治四年春才应山东巡抚阎敬铭之邀主持泺源书院的。1869年（同治八年）继任山东巡抚丁宝桢在趵突泉东、明历山书院故址创办尚志书院，匡源兼任山长。匡源共在泺源书院讲学17年，一直到1881年病逝。学生曹鸿勋等人立教思碑，颂扬其传道授业为国育才的功绩。匡源在书院的斋号为敬乐堂。
三是泺源书院的校规。
在《课艺》序言之后，目录之前印有《泺源书院条规》，主要内容是，提出六个“为学”：“为学莫先于立志”“为学莫要于寡欲”“为学当敦实行”“为学当秉虚衷”“为学当勤讲读”“为学当慎交”。这六个原则都有详细的立论和推理，使学生明白：生当盛世，肩负着明德新民的重任，不仅仅要博得一个功名为目标，也要“德才兼备”。在《山东书院》一书中，曾经提到《泺源书院条规》是乾隆时巡抚准太制定的，内容也是如此，也就是说，泺源书院的条规是一直沿用前代的。
四是泺源书院的教学与生源。
泺源书院的教学是以科举为主要目的，因此，其课程也是围绕科举考试而设置的，从《课艺》所选的诗文即可见端倪，山东巡抚阎敬铭在序中即以“制义固非孔子之术所急，而国家以是试士……今士所守浅深不同，而制义则人所习也，书院以是旬月课之，岂非良士所乐，足以为居业之益，而资恒心之助也。”“阎省长”所说的“制义”即是我们大家常讲的八股文。邓云乡在其清代八股文一书中说，“八股文即制义，亦称制艺、时文、时艺、八比或四书文”。清代三级考试：府试考诸生，俗名“秀才”，只考《四书》八股文。乡试（即在本省考）考举人，首场考八股文。会试（在北京考、包括礼部贡院考及殿试）考进士，首场也考八股文。除殿试而外，府、省、京城三级由小考到中进士考试都是以八股文为主。因为首场作八股文，试官评阅取中取不中，全看首场，若首场不入试官眼，二场、三场所写的论、判、案等看也不看了。所以八股文是惟一的考场文字，能否考中，全看学子写八股文的功力如何。乡、会试首场均考三篇八股文，乾隆二十二年后加考“试帖诗”。
清代书院以八股文为核心的教学主要是通过考课来实现，书院的考课一般分为官课和师课，官课一般由当地地方官吏主持，省会书院由总督、巡抚、学政、布政使等轮流主持，在《泺源书院课艺》一书中，担任月课和加课的官吏便有山东巡抚阎敬铭、丁宝桢，山东学政赵佑宸，山东布政使丁宝桢，山东按察使卫荣光、恩锡、卢定勋，山东盐运使卫荣光、卢定勋，济南道台衡龄，济南知府萧培元，历城县令陶绍绪等一大批官僚，一方面说明“领导”重视教育，实际上也是追求“升学率”，为自己博个好名声，还可培植一批弟子门生。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泺源书院的地位——毫无疑义的全省重点。当然，从《课艺》上看，任课最多的还要数匡源。不知为什么没有看到其他任课老师的名字，一方面可能是要取得官府的支持，将其他讲课老师的课艺给压掉了，另一方面，说明泺源书院还处在调整恢复期，此时聘任的知名老师还不多的缘故。这从学生的来源也可以看出，因为在课艺中出现的学生，主要都是济南周边的，像以后很有名气的如曹鸿勋、王懿荣、柯劭忞等还都不在当中。
五是泺源书院的沿革。
清代的书院建设随着统治者的贬抑或倡导经历了由抑制到普及到流变几个阶段，高峰是康熙、乾隆、光绪三个朝代。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雍正皇帝发布了创建生成书院的上谕，各地总督、巡抚奉命动用公帑新建、扩建、改建了23所省会书院，成为各省的最高学府。山东巡抚岳睿将济南的“白雪书院”定为省会书院，因原址狭小不能容纳更多士子读书，遂迁址于城内明代都指挥司旧址（今泉城路原省统计局），并更名为“泺源书院”。泺源书院建院之初，为表重视，雍正皇帝还特赐白银千两，以示皇恩浩荡。随着晚清政治的腐败和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等战乱和经济的凋敝，泺源书院也经历了多次衰败与中兴。匡源任山长的时代即是泺源书院最兴盛的时期之一。他深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乐趣。他的门生中不乏有出息有作为的后起之秀，如潍县曹鸿勋（状元）、济南张英麟（尚书）、杨际清（独榜翰林）、法伟堂（翰林，著有《山左访碑录》）、福山王懿荣（翰林、甲骨文字专家）、黄钰（尚书）、写《新元史》的胶州柯劭忞等优秀人才。较之从政，讲学带给匡源更多乐趣和成就。
作为山东最大的书院，泺源书院的任教者皆是当时学有专长的著名学者，如毕沅、桑调元、沈起元、何绍基、匡源、王之翰、刘耀春、朱学笃、缪荃孙等，他们或是担任书院的山长，或是主讲，他们的到来使书院的文风十分兴盛，一时间誉满齐鲁。
匡源1881年在任上去世之后，随着西学东渐，人们对老式书院也慢慢地感到了厌倦，对书院进行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虽遭到慈禧太后的反对，但历史潮流终究不可逆转，最后慈禧太后也被迫扛起“变法”大旗，下令将各地书院改为学堂。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闻风而动，迅速上书将泺源书院改建为山东大学堂。清廷将其章程通行各省仿照举办，成为全国各省兴办大学堂的样板。
1901年旧历十月，全国最早的省办大学堂——山东大学堂正式开学宣告成立。首任校长是政界闻人唐绍仪（时称管理总办），1904年学校迁入济南杆石桥新址，（现山东省实验中学）改为山东高等学堂。1911年又改称山东高等学校，周学熙、陈恩焘、周学渊、陈恩畲、范之杰、丁维椽等先后出任校长。山东大学堂是山东省第一所官办的高等学校，也是山东大学历史的起点。泺源书院旧址则改为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也开创了国内省级师范教育的先河。如今，从山东大学与济南师范学校的发展轨迹中，我们还可以读出泺源书院的依稀身影。
匡源在文史艺术诸学科均有成就，生前著述很多，如《珠云仙馆诗文抄》《奏议存稿》《名山卧游录》《画学先贤》《制艺卮言》《历代文选》《唐宋元明绝句选》等。但这些乡贤文字至今已难得一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匡源还参与了著名的《玉函山房辑佚书》整理翻刻工作，匡源参校汉唐史志，补编《总目》，撰写序文，至同治十三年（1874）完成校补编目工作，由济南皇华书局补刊印行数十部。马氏《辑佚书》由此声名鹊起，为后世学术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中国美术家大辞典介绍匡源会国画，可惜没亲眼见过。
2010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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