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萌之丨林语堂的一篇“心灵鸡汤” - 世说文丛

祁萌之丨林语堂的一篇“心灵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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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有文章谈到林语堂的作品时,列举了《京华烟云》《啼笑皆非》《人生盛宴》《生活的艺术》《苏东坡诗文选》等,却没有提到《中国人》(又名《吾国吾民》)。殊不知《中国人》是林语堂的代表作,是林语堂之所以名躁西方文坛最重要的作品。介绍林语堂的作品竟没有了《中国人》,犹如介绍鲁迅的作品,漏掉了《阿Q正传》;介绍曹禺的作品漏掉了《雷雨》;介绍范仲淹的作品漏掉了《岳阳楼记》。能说得过去吗?这样的介绍,让人怀疑作者是否看过林语堂的著作。

网上文章说了半天,最后推荐林语堂的《人生的爱好者:陶渊明》。其实这是林语堂最糟糕的一篇文章,用今天的话说,这篇文章属于心灵鸡汤。

下面让我们看看这篇《人生的爱好者:陶渊明》都说了些什么。

1.林语堂说“陶渊明酷爱人生,是人生的爱好者”。这个说法不知从何谈起。陶渊明一辈子穷困潦倒,几乎衣食无着落。经常接受别人施舍,常年东借西取、聊以为炊。在吃饭都成问题的生活中,陶渊明怎么能成了“生活爱好者”? 

一个天长日久地挣扎在衣食无着落中的人,能“酷爱生活”,谁相信?林语堂的这种说法是不是有点拿苦难中的陶渊明开涮的意味?说一生都在饥困中挣扎的陶渊明酷爱生活,是不是太轻佻了?陶渊明在极其艰难的生活中坚持创作,并在创作中留下了某些优秀诗篇。这其中的生存毅力与吃苦精神,养尊处优中的林语堂是看不到的,却在隔岸观火中冷漠出一句“酷爱生活,生活爱好者”,用这样轻浮浅薄的语言概括陶渊明的一生,实在是有损诗人的形象!其实也自损林语堂个人的声誉。

凡是读过陶渊明作品、了解陶渊明生平的人,都能从陶诗中看出诗人怀才不遇的怅然,生活艰辛的苦涩。即便是被有些人推崇备至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不过是诗人百般无奈中的“自寻乐趣”罢了。这“乐趣”看上去闲适恬淡,其实是百无聊。篱下采菊,看到了南山,哪来的什么乐趣?此时的诗人恐怕无心采菊,空对南山中担心中午饭怎么办?这样的生活境遇怎么会有林语堂说的“酷爱生活,生活爱好者”呢?

众所周知,悲悯意识是作家最重要的品质之一。林语堂却是个缺乏悲悯意识的作家。他谈一生都处于衣食皆忧中的陶渊明,用“酷爱生活,生活的爱好者”这样俗不可耐的语言,表达自己不无欣赏的心情。林语堂不仅没有丝毫悲悯意识,对苦难中的陶渊明竟持欣赏的态度,作家的心理是不是有点太残酷了?应该把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送给林语堂:“站着说话不腰疼”呀!

2.林语堂说“把积极的和消极的人生观念适当的混合起来,我们能够得到一种和谐的中庸哲学”。这句话让人很是费解:积极的与消极的人生观念怎样适当地混合?林语堂是吃饱了闲来无事,感到无聊时消极了?转瞬觉得自己饱读诗书,应该有所作为,又积极了?不知此时的林语堂怎样“适当的混合”其乐极生悲的消极与春风得意的积极?进而还会“混合”出什么“和谐的中庸哲学”来。坐在梁实秋那种雅舍里的林语堂,如此玩文字游戏,竟玩出哲学来了!

什么叫“和谐的中庸哲学”?林语堂没有讲。其实他也讲不出什么“中庸哲学”来,因为中庸哲学本身就是个伪命题。林语堂不过是玩文字游戏玩得忘乎所以了。

在中国文化里中庸不是什么哲学,只是中国人的一种处事待人、写文章中追求的“目标”而已。严格说是一种道德规矩。中庸就是中正平和,习以为常:家庭讲究和睦,社会讲究和谐,文章讲究平和。凡事不过激,不走极端等等。这叫哲学吗?

实际上,社会和谐不是讲出来的,不是说和谐就会和谐了。社会和谐是在正义、公正、公平的社会与民间的淳风良俗中才可能出现。但是在专制主义统治的社会里,连起码的正义、公正、公平都没有,淳风良俗都在贪官污吏的为非作歹中丧失殆尽,哪来的和谐社会?就是把中庸当经念,天天念,也念不出和谐社会来!所以中庸被两千多年的实践证实,是一套没有实践意义没有任何用处的道德说教。

而中庸在写文章中却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历代文人都在文章中追求中正平和、面面俱到,四平八稳、老成持重,顾此及彼、不偏不倚,模棱两可、似是而非。文章末了是重点不突出、要害不触及,泛泛而谈半天不知说了些什么。中庸对中国文人最大的危害是:说话写文章中,把模糊不清的说法当学问,像《周易》《道德经》《中庸》及其他经典著作中,都存在很多永远也说不明白、其实就是不成立的伪命题概念。

例如,天人合一就是个伪命题。天就是天,天有人不可能穷知的自身规律;但人世间哪来的什么规律?有规律的天与无规律的人怎样“合一”?两千多年了,谁见过过“天人合一”来?可笑的是,如今的大学竟然拿“天人合一”作为博士生的研究课题呢。这不能说误尽天下苍生,却是误尽中国大学生矣!

例如,先秦文化虽然百家争鸣,“治国”却是百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所以“治国”在中国文化里是个重要概念。但“治国”却是个伪命题。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历代王朝都高调治国,却没有一个帝王能把国治好。所谓“贞观之治”“康乾盛世”都是文人编造的历史假象。而晚明的几个皇帝不治国,一天到晚“不务正业”,皇帝竟几年不上朝,不问朝政。结果是在晚明皇帝的怠政荒政中,竟出现了辉煌的晚明“文治响盛”!晚明的对外贸易迅猛发展,那时的中国在短短几年内就发展成世界贸易中心。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世界上每年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白银通过贸易流入到中国来。这是晚明皇帝不治国的巨大成就。稍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没有一个王朝“治国”是成功的!所有的治国都不成功,说明治国是个不成立的伪命题。实践证实,所谓治国都是政治家对国民的瞎折腾。不治国,老百姓在没有折腾中自己搞好生产、发展经济,生活比治国中的日子要好得多!但是历代文人竟都推崇治国,政治家治国不辍。实际上历代的治国是失败的历史,越治国国家越糟糕。但却没有人发现:治国是个伪命题!

中国文化中之所以会有太多的伪命题,原因都是深受中庸之害——把自己都说不明白的伪命题当宝贝:越说不明白,越有学问了!“天人合一”“治国”,不是鼓噪两千多年了,结果鼓噪出什么来?推崇“中庸”的人拿伪命题当学问,这叫自欺欺人。

很多今人没有看到,中庸的实质是反科学的。科学讲究实事求是,讲究直奔主题,讲究一目了然,讲究因果律。说的话要有根据,立论要经得住逻辑检验与实验检验。是什么就是什么。怎么可以似是而非呢?世界上怎么会有积极的与消极的混合而成的东西?林语堂这个说法也是深受中庸的毒害。

所以,林语堂的“积极的和消极的人生观念适当的混合出和谐的中庸哲学”,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在理论上是不成立的。有读者拿这句似是而非的话当宝贝,真是无知了。

3.林语堂告诉读者:积极的与消极的观念混合后,会产生一种和谐的人格。这种和谐的人格是一切文化与教育的目的。

这里可以看出,林语堂连概念都搞不清了。“和谐人格是一切文化与教育的目的”,这话形同胡扯。

广义上的文化不是什么具体目的的结果,更不是为了什么和谐人格创造了文化。文化是人类生存的现象。文化之所以丰富多彩,是因为人类的生存方式、生存内容千姿百态。这与“和谐人格”有何相干?至于教育,人类的教育目的都是一样的,教育不是为了子虚乌有的“和谐人格”;而是培养“健全的、完整的人”——这个全人类都知道的教育宗旨,岂是“和谐人格”所能包涵的?

教育是为了培养“健全的、完整的人”这个说法,是现代教育家潘光旦提出来的,后被中国教育界广泛引用。但潘光旦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他用“位育”解释“健全的、完整的人”,解释了半天又回到孔孟之道上去了,结果远离现代文明社会人的意义。现代文明社会人的意义都有哪些方面?概括地说有这样几条:

(1)人有自由意志。人能自我做出判断、自我做出决断。这种能力是天生的。

(2)人有思想。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有个著名的说法: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这里的思想最突出的一点是,人凡事会问“为什么”。这是人的天性。

(3)人有个性。个性是唯人才有的一种与众不同的精神习性。这种习性是独一无二的。个性勃发精神活力与创造力。中国教育以扼杀学生的个性为能事。所以失去个性的中国人鲜有创造力。

(4)人有活的灵魂。灵魂是神性与魔性的对峙状态。神性战胜魔性,显现良知与善是活的灵魂。魔性战胜神性显现恶欲恶念,会出现纵恶,是死灵魂。

(5)人有爱、情感、审美共同构成的精神家园。但是只有读书才能丰富爱的内涵、提升情感的档次、提高审美的水平。

从以上“人之所以为人”的五条要义可以看出,教育不应该是用条条框框要求学生、束缚学生,教育的主要职责是维护学生天性的良好发育与发展!

所以说,不懂教育的林语堂空谈打造和谐人格是教育的目的,属于无知妄言了。

人格本来是人的权利与尊严及人的精神境界共同构成的气质力量。也就是说,没有权利、没有尊严、没有精神家园的人,是没有人格可言的!

林语堂的“和谐人格”是指什么?林语堂没有具体定义。但从林语堂接下来的喋喋不休中可以看出,林语堂借陶渊明的人生作为,表达了这样的“和谐人格”:

与人和谐,与自然和谐,与生活和谐,与社会和谐,与生存中的一切和谐。

然而人在实际生存中,这些和谐都是空谈,根本不可能实现!例如无权的小民与有权的权贵,能和谐吗?无立锥之地的贫民,与富可敌国的贪官能和谐吗?连吃饭都成问题的人,与花天酒地的人能和谐吗?住在破草屋里的人与住在豪宅里的人能和谐吗?

这样质问,不是平均主义。而是指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用温情脉脉的和谐就可以“一言以蔽之”的!

谁都知道:平等是相对的,不平等是绝对的。而平等与不平等应该是在正义大行其道——秉行公理、公正、公平的公权力在公开透明的社会里的正常现象。但是,在专制主义社会里,公权力都是暗箱操作,人与人之间都是黑幕交易,这样的社会高调和谐,岂不是形同与盗贼谈修养、与贪官谈廉洁、与饥饿人谈节约粮食?可能吗?

至于与自然和谐,人与自然怎样和谐?四十五年前唐山大地震中三十多万人难道都是因为与自然不和谐、而在瞬间成了冤魂?那些跟着林语堂痴迷和谐的今人,看看今夏南方危难在洪水中的老百姓,难道是因为他们与自然不和谐而备受水灾之苦?和谐是种相互良性作用。人类与自然不是人说和谐就能和谐的!

还有与生活、与社会的和谐,更是林语堂坐在雅舍里在衣食无忧中的异想天开了。说贫病交加中的陶渊明与生活和谐,是否有点“冷酷无情”了呢?

跟着林语堂空谈“和谐人格”的那些今人,如果看看那些打工族,那些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人们,那些为了温饱在烈日下拼死拼活的农夫村婆们,他们与生活和谐吗?

至于与社会和谐,陶渊明若地下有知,肯定会骂娘:陶渊明一辈子也未见过人与社会的和谐!否则他怎么可能弃官而去过贫苦的“归隐”生活?所以说,在专制主义社会里谈社会和谐,是不是太不靠谱了呢?

从林语堂的这篇《人生的爱好者陶渊明》中可以看出,其实林语堂并不关心人是否能与外界和谐的问题。他借陶渊明要表达的是,不管生活怎样,哪怕是像陶渊明那样终生穷困潦倒,也要酷爱生活,做生活的爱好者,去适应生活。怎样适应?——要完成“和谐人格”的打造。打造“和谐人格”的全部奥秘是改造自我与外界“和谐”。这样的打造“和谐人格”,不啻为教导被奴役的老百姓在“奴隶的伤口上抚摸出美来”!

无独有偶,林语堂后将近半个世纪的于丹,不是也教导人们:不能改变生存环境,就改变自己适应生存环境。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你无法改变被奴役的环境,就甘心情愿做奴隶、做奴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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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 《祁萌之丨林语堂的一篇“心灵鸡汤”》 发布于202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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