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孝胥（1860-1938），字苏堪，一字太夷，号海藏。福建闽县（今福州）人。近代诗人，书法家，政治活动家。
郑孝胥于清光绪八年（1882）以乡试第一名中举。考取过“国务院秘书”（内阁中书），担任过驻日使馆秘书、领事、总领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秘书（章京），曾经担任过李鸿章、张之洞、岑春煊等多个封疆大吏的幕僚。办过洋务，担任过京汉铁路南段总办兼汉口铁路学堂校长、江南制造局总办、锦瑷铁路督办兼葫芦岛开发策划。他拥护君主立宪制，曾被推选为预备立宪公会会长，还是逊清“朝廷”的总理内务府大臣，最后官职是伪满洲国国务总理。
现在人们对郑孝胥了解最多的，应该是他的书法。
郑孝胥年轻时以帖学为宗，馆阁体功夫颇深，尽管千字一面，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受翁同龢影响，继而上追钱南园，雄强之气渐露，中年之后逐渐转向北魏及周秦两汉诸碑，书风为之一变，渐成自家规模。郑孝胥书法四体皆能，而以行、楷为最，其行、楷主要根基在颜、苏、黄诸家，中年之后主张“楷隶相参”，加入不少汉魏笔意，也相当多地保留了颜字肩转、捺脚过分夸张的特征以及苏、黄稳健洒脱，纵横开阖的风神，变化巧妙，取舍得当，既有笔力坚挺、精悍激荡之气，又有取势新奇，轻松清秀之趣，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郑孝胥的书法在清末已经成为时人搜求的对象，当时价格已经很高。辛亥革命后，清廷垮台，对于许多遗老来说，宛如天崩地陷，失去优厚的俸禄，顿有生计之忧。而此时的郑孝胥，观花赏月，诗酒酬酢，活得何等潇洒。其原因就在于手中那管大号狼毫。《郑孝胥日记》里有不少这样的记载：“为人作字。九华堂代求鸿仪堂匾，每字润笔十两。”（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蒋孟苹、蔡鹄卿来，蒋为中华书局代求匾四大字，径三尺，润笔百元。”（一九一六年七月十九日）“使小乙（郑子）结算丙辰年（一九一六）卖字所得，凡二千七百四十五元七角，又银二百两。”（一九一七年二月六日）当年郑孝胥在张之洞总督府做幕僚时，月薪为九十两银子，而二十年代北大、清华的教授月薪亦仅为二三百元。郑氏每年鬻字沪上，年入二万金，同时期的写手如沈曾植、李瑞清、曾熙等皆自叹不如。其墨迹因此留布不少，交通银行的行标、第一版的辞源书名是他书写的。《中国书法全集》也有他的专题，现在书画市场还有不少他书法的仿冒品。
好多人可能不知道，郑孝胥还有一项可以和他的书法比肩的成就，那就是他的诗歌。
他是同光体诗歌的领军人物。同光体是宋代以来中国诗史上的一个小高峰。具体讲，中国诗歌发展到唐代才成熟，到宋代才有全新的发展。唐诗是以乐府风格占主导，吟咏性情，诗风自然、朴素。而宋诗则更强调文化底蕴，追求自然的同时还重视学问的含量，这是宋诗不同于唐诗的地方。同光体所宗较为广泛，宗宋而不废唐，于唐宋诸家皆有宗尚，但有所取舍。于唐取韦应物、柳宗元、孟郊，于宋取梅尧臣、王安石、苏轼，形成了诗句看似平常，并不奇崛，表达感情的方式却非常独特，心理描写极其细腻的清苍幽峭的创作风格。
1923年之前，郑孝胥长时间隐居上海，筑楼自居，号“海藏楼”。海藏一词来自苏轼“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围绕着海藏楼，他写了很多感怀诗。
“沧海横流事可伤，陆沉何地得深藏？廿年诗卷收江水，一角危楼待夕阳。窗下孔宾思遁世，洛中仲道感升堂。陈编关系知无几，他日谁堪比辨亡？”
——《海藏楼试笔》
“风雨重阳秋愈深，却因对酒废登临。楼居每觉诗为祟，腹疾翻愁酒见侵。东海可堪孤士蹈，神州遂付百年沉。等闲难遣黄昏后，起望残阳奈暮阴。”
——《重九雨中作》
此时的郑孝胥不乏忧时愤世之意，也有济时用世之心，一直在等待时机施展抱负。他的许多诗不仅体现他的才情也能体现他的奋斗：“山如旗旌开，舟自南塘下，海日生未生，有人起长夜。”
郑孝胥各体兼擅，而七言近体尤为所长，名句如“天际云涛秋益壮，楼头风雨昼初凉”“乱峰出没争初日，残雪高低带数州”“往事梦空春去后，高楼天远恨来时”“休官竟以诗人老，祈死应知国事非”“三十不官宁有道，一生负气恐全非”，于集中俯拾皆是。与当时许多诗人引经据典，规唐模宋不同，他的诗不以模仿古人为能，“何当掷笔睨天际，胸无故人任自为”，用语清寂淡远而骨力峭拔，时有兀兀不平之气，晚年所作，尤见倔强之态。
清诗专家钱仲联说：“义宁句法高天下，简澹神情郑海藏。”在清末民初旧诗的成就上，公认与陈三立比肩的，只有郑孝胥。张之洞称赏郑诗，有“郑苏堪是一把手”之语。与他同一时代的著名诗歌评论家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推郑孝胥为“清苍幽峭”的诗风之首。
郑孝胥的诗里表露出许多归隐林下之意，他也曾借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一语批评佛徒枉说四大皆空，实未能摆脱名利束缚之弊。“吾今服孔子，敢死气磊砢（ke），彼云魂有灵，亦未脱缰锁。”“名缰利锁中，何曾见人豪。”尽管他言辞中对名利多有不屑，但现实中，他对名利还是很看重的。当年他在日本时对朋友说的一段话，颇能反映出他的真实心态：“我辈今所冀者惟三等耳：有权在手，上也；有饭可吃，中也；有名可传，下也。无权无饭，名又难传，不亦苦哉。”基于这样一种心态，他把实现功名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在行动中争强好胜，急于建功立业。“拔木破山风到处，翻江倒海雨来时，平生未尽飞腾意，只有虚檐铁马知。”
应该说，郑孝胥才情加个人奋斗的效果是显著的。生逢晚清末世，深思力学，敢说敢干，一时以干练名冠当时。许多知名督抚都争相延揽，士林学界也是赞誉一片。
辛亥革命前的郑孝胥，在政治上主张维新，赞成立宪，在地方上办了不少洋务。一八九八年九月五日，在戊戌变法最关键时刻，光绪皇帝曾召见他。四天之后，军机大臣面奉上谕：“江苏候补同知郑孝胥以道员候补，（与江标）均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仅仅十数日后，戊戌变法事败，九月二十八日六君子死难，一同提拔的江标亦遭贬永不叙用。
在十月六日的日记里郑孝胥这样写道：
“今日王稷堂言，有参黄仲、江建霞、张菊生及余者。又有言拿问张季直者。余笑曰：今日人尚以被累为耻，将来恐将有以不被累为耻者！”
郑孝胥对联
他还参加了祭奠林旭、私诔四章京等活动，其气节见识皆为当时的开明派所称赞。之后他在张之洞手下任洋务局提调，两广总督芩春煊又调他任洋务处督办、营务处总办，率军驻广西龙州。他筹粮饷，开银号，办教育，派当地子弟到上海或出洋留学。1900年，参与策划了东南互保。1905年赴沪定居，从事路矿、金融、新闻、出版等事业，积极筹措君主立宪事宜，始终站在时代潮流前面。后被任命为湖南布政使，未到任而清室灭亡。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辛亥革命后，逐渐脱离社会主流，最终和侵略者搞到了一起，原因值得后人深思。
我给郑孝胥的政治走向找了四个原因：
一、尽管郑孝胥对自己不被重用时常发牢骚，但骨子里却对清王朝充满了感情，封建士大夫的忠君意识在他的思想中根深蒂固。
二、郑孝胥热衷并积极参与君主立宪，对以暴力推翻清王朝他持反对态度。
在辛亥革命爆发后10多天，郑孝胥所记日记清楚地表露了他的心态。
“冥想万端，有极乐者，有至苦者，行将揭幕已验之矣。政府之失，在于纲纪不振，苟安偷活；若毒痡（pu）天下，暴虐苛政，则未之闻也。故今日犹是改革行政之时代，未遽为覆灭宗祀之时代。彼倡乱者，反流毒全国以利他族，非仁义之事也。此时以袁世凯督湖广，兵饷皆恣与之，袁果有才破革党、定乱事，入为总理，则可立开国会，定皇室，限制内阁责任，立宪之制度成矣。使革党得志，推倒满洲，则未必能强中国；何则？扰乱易而整理难，且政党未成，民心无主故也。然则渔人之利其在日本乎，特恐国力不足以举此九鼎耳，必将瓜剖豆分以隶于各国，彼将以华人攻华人，而举国糜烂，我则为清国遗老以没世矣。”
三、郑孝胥极具政治野心且希望有一个施展的舞台。他恃才傲物，极其自负，经常以诸葛亮自居。
在1912年2月18日的日记他这样写道：“华人之排外，由于无人道，其畏外，由于无人格，且排且畏，此何足以抗外人哉。今欲中国发达，唯有借债造路，全国开放，则外人之压力自然消灭，前此所有失败之条约亦自然失其效力。举国之内，谁能信吾言者？使吾主全国交通之务，当令国土实力骤涨，政治之改革乃后图耳。”
四、郑孝胥有一套超越民族、超越国界、超越时代的政治理论，认为那些殖民侵略和开发是进步和文明的。在其1909年3月18日日记中有如下文字：
“今之用世者，率皆有分党排外之见塞其胸中，即有贤者，亦无洞知中国之全体：欲救其危，毋怪其无从下手耳。生于今世纪而为亚洲人，宜通晓今世亚洲关于地球列国之趋势，使我开通亚洲，只择其大者急者扼要下手，则各国历年所侵入亚洲，其经营之力皆不啻为我效力而已。此如西伯利亚之铁道，帕那马之运河。一成之日，举世旋转而不自知，乌能区区争论治理国际上之末务哉！”
1934年6月9日他创作了诗歌《腐儒》：“此局端堪称意无，疲民广漠暂枝梧，天心或欲收残劫，王道何妨起一隅，尹也就汤应得所，禹之行水定非愚。西南亿兆当谁寄，悉绝乾坤老腐儒。”
他对能够带来经济繁荣的殖民开发充满了期待并称之为“王道”。对那些反对他政见的势力表示了不屑。
平心而论，他的理论有不少可取之处。君主立宪政体的构想也是有现实意义的。然而，为什么他被推向了历史的对立面？就在于他脱离了时代背景，超越了多数人的认知能力，在中国人最看重的民族利益、民众情绪上面违背了众意。
清朝政府到后期，已经是积弊难返，腐朽没落，失去了人心，特别是清王朝是一个入主中原的外族，在此时维护其利益，是和日益兴盛的民族意识相违背的。同样，在日本入侵的时刻，他竟然和国家、民族的敌人站到了一起，这是他身背骂名的主要原因。在这个世界上，在马克思构想的共产主义、康有为策划的大同世界到来之前，每个人总要把自己归于某一个团队，就像一场足球比赛，你是中国队的一员，总不能因为中国队水平低底子差，你就在场上反戈一击，进攻起自家球门来了，这是要招致众怒的。
从郑孝胥的日记及其作品中也可以看出他人格上的许多缺陷。在郑孝胥身上表现出很强的两面性，当时已有人指出“其论多不足信，此欺世盗名者也”。又有人说他“论事甚好，然不能作事”，也有人评价郑孝胥是“多才多欲”。甚至如林庚白直接说“孝胥诗情感多虚伪”。近年来，有学者开始研究郑孝胥，但只做他的前半生，原因就是他下半生那段不光彩的历史。
郑孝胥和青岛还是颇有渊源的。辛亥前，郑孝胥受东三省总督锡良之邀，至奉天主持锦瑷铁路及葫芦岛开发事宜时曾到青岛考察港口建设。他1910年10月14日抵青，由悦来公司孙瑞应接待，在青4日，除了考察港口建设外，还考察了德国兵营、市政建设及胶州，由德国工部局安排去崂山游览，几天下来，郑孝胥对青岛的市政建设及景色大为赞赏。他在崂山柳树台酒店的题名簿上留诗一首，“缘涧渐深天渐小，回看唯有乱峰围，山风吹得尘劳尽，酒酽花斑莫念归。”他还为酒店的服务员书扇“饮罢山风吹酒颜，劳生应自愧崂山，佣儿亦解求题扇，此地风流非等闲。”“不俗真天赋，何须更读书，犊禈（hui）前取酒，疑是马相如”。
通过考察，他对青岛产生了好感，1912年2月，郑孝胥给曾同任张之洞幕僚、时任青岛德华高等学堂监督的蒋楷去信，推荐自己的四子郑胜（小乙）到青岛德华高等学堂上学。其间，他和蒋楷经常通信并互赠作品。1912年8月15日，郑孝胥乘船赴塘沽途中经停青岛半日，访蒋楷及许久香，蒋言：小乙（郑胜）毛笔画为堂中第一。1914年9月，因为日德战争，德华高等学堂停办，郑胜转入同济学堂。后于1918年正月因脑膜炎去世。
此后1925至1930年这几年的时间里，郑孝胥先后十五次造访青岛，当然，绝大部分是乘船去天津或是大连途中经停，在青的时间多则两三日，少则数小时，他最初常去的酒楼是春和楼，后期则基本上是在聚福楼，聚福楼的老板叫吴滋玉，和郑孝胥等的关系不错，有时执意不收餐费，在郑孝胥的日记中也有在聚福楼食西施舌、墙上挂有郑的对联的记载。那副对联是否就是后人所说的“驱车试过即墨路，饮酒须登聚福楼”则不得而知。日本神庙也是他常去的地方，在那里，有他凭吊自殉明治天皇的乃木大将的诗歌刻石。
另外，他还和青岛的前清遗老保持经常联系，和他来往最多的是升允、劳乃宣等，他经常资助升允。在张勋复辟时间，青岛和上海遗老的活动非常频繁，他也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他对复辟要员刘廷琛的看法不佳，日记中有嫌其迂腐之语。青岛名士黄公渚在二三十年代曾经常到他的家中拜访，他的日记中多有记载，他的日记还透露他的长子郑垂经常往来于青岛上海之间，但具体干什么没有说明。
对联的几个名词解释一下。藻井是指宫殿或厅堂天花板向上隆起的井状装饰；兰台是汉代的图书档案馆；梡（hun）鞠录是清末朱祖谋（朱古微）辑录清人诗句的集子。
郑孝胥曾以洞察事理而闻名，他在1909年3月18日的日记写道：“凡人胸有建功立名、安民济世之志者，此如小儿带有胎毒，将发天花，轻则伤面目，重则伤性命，唯有轻世肆志之学足以救之，此如西法种痘者，预收其毒，使不得发，吾已种痘，当可免矣。”
他此话说得挺有水平。那些曾豪气凌云，不可一世的人物在历史上的结局多如其言。他比喻为“种痘”的“轻世肆志”语出《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为藐视世俗，放荡心志，宁可贫贱而轻看王侯之意。若能遵此躬行，当为经世高人。可惜他话虽如此，行动却未能免俗，深陷功名怪圈不能自拔。其自诩的种痘没有发挥作用，所说胎毒已严重损害了他的面目。
虽说政治面目残缺，但他的书法、他的诗，他那些安民济世之论，还是有借鉴价值的。
2011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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