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似乎道尽了人生总有最无可奈何的那一天：即便曾经——或是倾城倾国的美人；或是威震天下的英雄；或是文名盖世的文学家。末了也有走投无路、百般无奈的时候。
但是，这个非人力能改变的自身凄凉，却触及了一个很发人深省的问题——
是否所有的美人在迟暮之年都是悲哀的呢？
是否所有的英雄都必然地会落魄到走投无路的地步？
是否所有的文人都会像南朝文学家江淹那样，必然地“江郎才尽”呢？
这个人生三大悲哀引发的思考，大概不是像中国人千百年来一直认为的那么简单肤浅吧？
当代著名演员、剧作家黄宗英是美人，年轻时在演艺界虽有点名气，但远不如她晚年从事文学创作时的名气大。黄宗英晚年笔下的文字，与她本人的容貌气质一样美得动人心弦。至今记得《大雁塔》中描述的古都西安涵盖千秋的风采。黄宗英晚年在她“主演”的纪录片中的音容笑貌与优雅的谈吐，以及西北劲风中飘拂起她那满头银发中仍然神情动人的双眼，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样的美人晚年，大概不会有“美人迟暮”的悲哀吧？
叹息“美人迟暮”的人，因为仅仅盯住了美人的容貌——美貌固然很吸引人，但美貌本身仅是好看，不过是漂亮而已。漂亮不等于美丽！美丽不仅好看，更重要的是动人魂魄，让人为之倾倒之际油生一份敬意。美貌固然是美丽的不可或缺，但不是美丽的全部。美丽更多的体现在文化素养与道德修养及良好的生活习惯共同析出的一种优雅的气质！凡是有较高文化素养、又出身“贵族”的美人，即便古稀之年了，那美丽的气质仍然是魅力四射的！
漂亮是有青春期限的；美丽却是永远的。
“江郎才尽”的江淹年轻时，才华横溢，华章盖世无人能及，妙诗领尽文坛风骚！但是一进入晚年，竟文思枯竭，才情凋萎，难以为文，不能出诗了。一个文人到了写不出东西来的年龄，不是很悲哀的吗？
不过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的作家诗人在晚年后，都“江郎才尽”了。
例如，著名的德国文学家歌德，古稀之年在异国温泉疗养时，爱上了每天陪他散步的房东的女儿。这位十九岁的妙龄少女对歌德是崇拜有加、十分神往。歌德与少女很快陷于热恋中不能自拔。于是歌德向少女的母亲求婚，希望她的女儿嫁给自己。房东婉拒后，歌德陷入极大的痛苦中，不得不离开温泉回到故乡。
但是这段为时很短的恋情，却在歌德的心底涌起持久不息的情感波澜，从而勃发出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创作欲望。不朽的《玛丽·恩巴德悲歌》爱情长诗，便是这种强烈欲望结出的硕果。《玛丽·恩巴德悲歌》激起了歌德新的创作热忱，使歌德晚年进入了一个新的创作高潮。八十岁终于完成了传世不朽的《浮士德》。为西方文学发展史树立了第四座丰碑！
再如，杜甫最好的诗篇几乎都是晚年创作的。还有辛弃疾的词，那些最优秀的篇章基本上都是晚年的作品。
读者最熟悉的例子是：当代著名学者资中筠先生晚年仍然笔耕不辍，几篇雄文光辉耀世！她老人家奉献给读者的那些脍炙人口的优秀文章，大都出自资先生晚年的创作。
“江郎才尽”不是作家诗人晚年的必然经历。那么，为什么有的文人晚年会“江郎才尽”呢？
众所周知，写文章是一种语言习惯现象，是储存在潜意识里的语言因为灵感的勃发，在创作冲动中自然地从潜意识里流入笔端，成了文章。语言从潜意识里流入笔端的过程，是种无意识的习惯。这种习惯终生不废。
至于创作不可或缺的灵感则是一种精神现象。与人的情感、情绪、情欲及思想密切相关——这些“元素”在人身上是永远存在的。它们可能“沉睡”了，却不会因为年龄关系而消逝。
不少作家诗人所以会“江郎才尽”，主要是：年轻时潜意识里语言储备就不丰富，进入晚年了，动笔中便捉襟见肘了；由于不思想、也不会思想，便没有了思想，看什么都缺乏睿智新识；由于不读书或读书少了，情感寡淡、兴趣衰退，精神家园枯萎，情感力量枯竭。作家诗人出现这样的精神萎缩，“江郎才尽”便是必然的了。
至于“英雄末路”，说实在的，我不太愿意讨论中国文化里的英雄这个话题。因为中国文化里的所谓英雄，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杀人者！
例如，被后人推崇备至的“贞观之治”的李世民，是人们交口称誉的帝王英雄。但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杀死了妨碍他夺取皇位的两个同胞弟兄！他是踏着骨肉至亲的血迹登上了皇帝宝座。这样一个心狠手辣的人，怎么成了英明皇帝、成了历代文人讴歌的英雄了呢？
《项羽本纪》是司马迁的传世巨著《史记》中最精彩的篇章，是中国古代文史散文中的光辉典范。《项羽本纪》中的项羽以感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气概，成为《史记》众多人物中最光彩照人的形象。《史记》是部不朽的作品，项羽也永垂史册了。
而李清照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读者中引发了普遍的思想情感共鸣，于是项羽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英雄！
但是，项羽杀人无数啊！
“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周郎是英雄。但是“樯橹灰飞烟灭”中，成千上万的将士被活活烧死，喊声、哭声、惨叫声，震天动地、撕心裂肺！面对这样恐怖惨烈的场面，在那里谈笑风生的周郎是英雄、还是魔鬼？
所以，中国人认为“英雄末路”是人生三大悲哀之一，不足为道！把杀人不眨眼的人歌颂为英雄，才是这个民族的真正悲哀吧？说句不恰当的“事后诸葛”话：中国文化里的那些所谓的英雄，应该早一点落魄为“英雄末路”才好！
那么，中国文化里为什么会出现把杀人者推崇为英雄这样的价值观呢？
这个问题与中国人的君主崇拜、帝王情结、官本位意识有关。中国文化看上去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其实中国文化里的维护君权统治的思想主线是十分明显的。这条思想主线贯穿始终，从未动摇。先秦虽然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其实维护君权统治是诸子百家立论的共同立场与出发点。只是维护君权统治的方式方法不同罢了。这样的文化养育了中国人的君主崇拜、帝王情结、官本位意识也就不足为奇了。
众所周知，帝王政权的获取与维持，都是血淋淋的。只是这个民族深厚的帝王崇拜意识与官本位意识掩盖了这个血淋淋的事实罢了。人们在崇拜帝王、推崇官本位时，不知道崇拜与推崇的对象是“血淋淋”的代表。
当然，中国人所以崇拜杀人者是英雄，还与“另一个中国”的文化有关。
当代著名学者王学泰先生在其代表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里发现了“另一个中国”！这“另一个中国”就是游民文化主宰的社会。
我之所以一再地批判中国的历史学家“没有出息”，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些历史学家都没有看到游民文化主宰的社会，是中国另一纬度历史的真实面貌！所以说：（1）没有游民文化社会的历史是不完整的历史。（2）中国的史学著作并不反映中国历史的全貌。没有游民文化社会，是中国史学著作的重大学术缺陷。
关于游民文化主宰的社会，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书里有详尽的叙述与阐释、及毋庸置疑的论证。本文不作赘述。
实际上，中国历史上不仅一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严重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江湖空间；就是中国民间社会的实况，也不完全是历史学家讲的那些内容。
长期以来，民间老百姓生活中奉行的很多信条，并非都是四书五经里的那些东西。上流社会的庙堂文化与老百姓的民间文化并不完全一样。例如，老百姓中常说的“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杀不得富，济不得贫”“话到舌边留半句，未可全抛光一片心”“隔墙有耳”“无毒不丈夫”“好汉做事一人当”“死逼梁山闯关东”“皇帝轮流做，明朝到我家”“造反有理”“宁教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这些游民文化中的流行话，与四书五经的庙堂文化是格格不入的。但却是民间盛行的价值观。江湖上有“好汉”之说，民间老百姓又何尝不是崇尚“好汉”呢？知道了游民文化这个历史事实后，就不难理解中国人崇拜的英雄为什么都是杀人者。
于是看来，中国文化不但不出科学、不出数学、不出逻辑学、不出市场经济、不解决吃饭问题，没有民主、自由、契约、法治、妥协、自治等人类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元素；中国文化也没有积淀出真正的英雄价值观！
真正的英雄不仅是正义的捍卫者，更是，或在政治上、或在经济上、或在科学上、或在文学艺术上……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与发展！例如，华盛顿（政治）、亚当•斯密（经济）、牛顿（科学）、莎士比亚（文学）、达·芬奇（艺术）等，他们都是真正的英雄。因为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里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与发展！
西方文化里有悲剧，西方人喜欢悲剧，并从悲剧中提炼出悲剧精神。西方社会可能有悲哀现象，但西方人没有悲哀意识。悲剧与悲哀有着巨大的层次差异。悲剧是有审美价值的，涵有深厚而又崇高的精神力量。悲哀心理是绝望的、颓废的、无奈的、消极的、可怜的。
中国文化里没有悲剧，只有简单的悲哀意识。文人在津津乐道悲哀中总结出的既肤浅、又无积极意义的“人生三大悲哀”，最能体现出中国人不可思议的价值观：一代又一代人感叹“人生三大悲哀”，能感叹出什么来呢？
何况，如上所述，“人生三大悲哀”没有普遍的、必然的意义。所谓“三大悲哀”不过是无聊的文人的无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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