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正渠作品
一个画家作品的情感基调与创作主题离不开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创作的情感与视角映射了特定年代的信息，可以说作品抒情的基调是一定社会景观的再现。这些影响可以从段正渠先生的一些作品中看到：如《七月黄河》《东方红》等作品完成于1980年代中期，那时中国社会刚经历了一场社会变革，人们沉浸在昂扬向上的变革激情中，对新生活充满向往。但经历过旧体制时代的艺术家身上带着斑斑的伤痕，他们的情感是复杂的：既有对社会变革的热情，亦有对“文革”的鞭挞与反思。那时的人们的命运是与国家主义紧紧连在一起的，对旧的社会体制的批判，对个性与自由的追求，对国家命运的担忧与积极的担当等，都是段正渠油画作品的主题，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是紧紧连到一起的。
段正渠先生出生在1950年代，那是个特定的年代，个人命运充满激情、浪漫与英雄主义精神。但历史是曲折的，段正渠成长的年代正是政治无序的年代，时代的烙印深深镌刻在他灵魂的深处，政治的迷乱导致的政治激情把人民导向了近乎疯狂的狂热当中，这种影响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变革从他们身上剔除，而是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和精神境域。这种影响对段正渠是深刻的，直接影响了他以后的生活轨迹与作品基调。
段正渠童年是在英雄梦的笼罩下度过的，在他的自述中记述了他这段生活的经历，他说自己喜欢读《水浒传》,被他们忠义的英雄故事所感动，这些经历无形中助长了他这种英雄梦的成长。他个人的浪漫主义的英雄梦想与民族的责任感连在一起，这种乌托邦的狂烈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独特的心理幽秘的景观。当然这种命运在商业化、庸俗化的社会现实下很快消弭。
1970年代末，这时在文学界有一股文化“寻根热”，反思历史与寻求生活新秩序成为这个时代的一大热点。这段历史是理性的，有批判精神的，有更多的如人文关怀在那里。历史变革的影响是多层面的：一是反思历史对人们灵魂的戕害，确立以“人本主义”为理想的社会发展路径；二是文化的“拿来主义”。对历史的反思与批判，承担着人们对历史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在陕西有一股创作力量，用象征主义的意象表达对中国社会革命精神与政治变革决心，在八十年代末这种对个性与自由的要求衍化为图腾盛宴般的带乌托邦色彩的精神的宣泄。从段正渠的油画作品中我们可以读到他对这一时期时代精神的歌颂，对变革社会的决心，对民族精神的颂扬。我想，段正渠八十年代的作品大多是在这种精神指引下完成的。
段正渠作品
走向陕北，是段正渠创作的第一个时期。我想这种对人类精神群体英雄相的描绘是对特定时代的折射，同时也是段正渠精神品格在时代外力下的展示。陕北系列组画是段正渠个人英雄主义与民族命运的高度契合，作品体现着浪漫主义的激情。
一个画家作品的风格与基调，除与个人禀赋有关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历史文化对个人创作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第一是对个人价值观念与文化观念的影响。段正渠油画创作可以看出这种深刻的影响，他的文化基调与中国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他的创作可以看到一个群族的情感与理想。他作品中的诗意化、寓意化的意象背后是对整个民族命运的担忧与展望，这种忧患意识与责任感是六十年代生人身上所特有的一种个性品格。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象征下的奋力划舟的黄河艄公、捕获鲤鱼的渔民、引吭高歌的陕北人。这一切的一切可以看到创作者对生活干预的激情，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想鲤鱼的意象来自民间，同时也是这个多难民族对富足生活的不倦向往与追求，图腾化的民族理想的狂欢。
1970年代末，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同时也是中国文化重新获得本体价值的开始。文化群的价值也朝个性化的趋势发展。文化功利化、神化，朝人化发展是这个历史时期最大的特点。具体来说，第一是重新确立以人为本的文化价值核心；第二是西学东渐，学习与吸收西方文化，以西方先进的哲学观念与文化观念重建崩塌的民族文化；第三是文化关注平民生活与平民情感；第四是对传统文化包括民间文化的开掘与借鉴。我想段正渠的优化创作可以看到时代对他创作的深刻影响与启示。“走向陕北”系列作品，如果前期抒写的是对整个民族精神的关注，那么后期他的作品开始关注平民的生活，哪怕是一个平屑的生活场景都被他抒情地加以表现。他写陕北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包括夜行、醉酒、打牌等等，在这种有声有色的描画中，可以看到他创作思想发展脉络的嬗变。
段正渠作品
段正渠在油画语言上的探索并不是简单的挪用，而是经过自我情感的内化，在艺术上努力构建个人的语言结构。一个艺术家语言的建立与特定时代的文化与历史的关系是密切的。在1980年代，艺术家除了对西方艺术观念与方式的借用外，也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建立自我的表达语汇与语言符号体系。这种文化上的景观构成了中国80年代独特的文化现象。从80年代，中国艺术家在艺术上的创作观念已经超越所谓“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所表现的语汇与世界文化逐渐接轨，结合自我个性寻找自我完成的最佳方式。我们可以看到西化油画观念对段正渠油画创作的影响，在语言的整合上，他以中国化的抽象、概括方式简化形象，讲求写意性的笔意的塑造。
中国民间艺术的概括化、抽象化的提纯在艺术中的表现比比皆是，国画、剪纸、木刻，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深刻的文化基因的积淀与呈现。民间文化的拙朴与夸张显然对段正渠油画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他油画中的形象夸张拙朴，作为一种表意的符号，除了有对现实叙事的功能外，更多地体现出艺术上的形式感与独特的个人符号化的印痕。当然段正渠的油画作品对现实的诗化氛围的塑造，使作品具有了对现实描述的功能。
但这种描述是符号化、形式化的描述。更多时候是个性化的艺术样式战胜叙事性，表现出更大的主观性。西方现代主义的开创者罗杰·弗莱把中国书法与国画富有表现性的线条的表现力写到他的艺术理论中，对西方现代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方式在西方艺术的创作中具有恒久的活力与启发意义。不同历史文化的双向的借鉴与互动，为中西方文化的展开提供了更大的视域。段正渠在艺术风格上受法国野兽派画家鲁奥影响很大，他们都是用粗线条概括物象，粗线条不只是轮廓线，它作为画面的构成因素具有独特的美感。轮廓线与物象平涂的面结构等形式因素本身就具有构成意识。把这些形式因素按个性化的艺术方式进行重塑，在秩序化的表现中，获得审美上的个性表达。
段正渠作品
就像乔治·鲁奥不赞同马蒂斯关于“表现”的定义。对于鲁奥来说感情的传达不仅仅局限于脸部的图象意义，画中疯狂砍劈的笔触充分表达了艺术家的愤慨与同情（如果我们挡住作品的上面三分之一部分，画中的形象将无从辨认，但表现力却几乎没有减弱）。中国油画创作更多受后印象派的影响，他们在油画创作中表现性情感的抒发与所处时代的生活现实的情感是异质同构的关系，有很多时候现世的个人情感也表现在艺术的形式中，这些丰富的形式感不只是独立的抽象化的表达，与世俗的个人情感息息相通。也就是形式情感的厚度与强弱映射了现实的世俗情感的丰富性。形式感的情感形式也是对现实的外化形式，是对世俗情感的指涉。
在艺术表现上，段正渠善于利用艺术的各种因素的对立，在矛盾中增强作品的张力。如在面对生活素材的时候，他不是摹写生活原有的样子，而是把场景与人物进行概括变形，把人物的雕塑的空间结构进行平面化处理，人物面孔模糊不清，只是表意性意写，他作品的标题有时起到提示的作用，似乎是在他抒情化的抒写中，提示观者不要忘记他作品与现实的关联似的。这种表意的人物符号与现实的“间离”效果，增强了艺术的张力与表现性。在构图上，段正渠也善于利用艺术的对比手法，如作品的明暗与色彩的撕裂般的对比，大大增加了作品的张力与视觉冲击。他把作品的主体意象进行艺术的强化，或者是在暗色调中提亮主体，或者是把主体在构图的时候大比例的放大，或者放到透视的焦点的位置。他善用用粗线条勾勒人物，寥寥几笔轮廓毕现，不交代细处的真实性。在色彩的运用上也是极具概括化抽象化，几种单一的色彩靠明暗完成意造。当然他很讲究作品的氛围，他的作品基调有一种沉重中的挣扎与热烈，有一种撕裂感与冲突效果。
根据2008年4月旧文修改
画家段正渠
段正渠，1958年生于河南。1983年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原就职于河南省书画院，1999年调入首都师范大学，现为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油画艺委会委员，中国国家画院油画院研究员，中国油画学会理事，北京市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油画院特聘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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