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英杰的诗意人生
与英杰是文友,回老家高密经常小酌。都是熟识的朋友,酒过三巡少不了吟诗作对,最出彩的当然是英杰的口占!虽是文人间的轻松戏娱,但英杰顺手拈来的句子,却押韵整饬,诙谐中透着揶揄,亦有庄严中的深情。把人生的感悟与即时的欢乐融合到一起,口占成句,语语惊人,被我们呼为“天人”。
英杰是性情中人,率真本色,对朋友热诚厚道。他谈吐幽默,思维敏捷。一如他的诗歌,朴素中透着才气,平常中有颇多惊奇之处。对古体诗、现代诗孙英杰有良好的艺术天分与修养,从他出口成章的本领上可以看出。
诗歌是我们在寂寞岁月解脱的最好的良药,我们在离地三尺的距离高飞,耳边呼呼生风。在这样的高度,我们作着我们的美梦,并被美梦感动着!我们好像暂时忘记了生的沉重,并享受诗酒人生的快意!我们都喜欢李白与苏老夫子的诗句,赞同他们以积极出世地态度入世吧。我们的生命在诗意的熹微照耀下高飞!英杰享受着这离地三尺高飞的快乐,作为这些快乐的记录,汇总到他出版的几本个人诗集里。
英杰诗名早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八九十年代的诗歌热成就了一批诗人。那是个奇特的年代,人为个性与爱而歌唱,对新生活充满向往。英杰出版的几本诗集,可以看到他对诗歌艺术的钟情及对生活的热爱!在他的诗歌中我们读到的是他昂扬向上的人生态度与对人间风情的妙解。他八九十年代写成的诗歌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可以看作他前期他诗歌写作的高峰,那是诗的年代,周遭一切满布诗意,包括枯死的树桩。
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有很多文人画家,他们的诗文与书画一脉相承。唐代诗人王维就是“以画入诗”的代表人物,他的山水画的境界与他诗歌的意境互为表里,他诗歌美学与绘画美学内在同一。北宋文学家苏轼既是大诗人也是著名的书法家,他的书法作品是他诗词节制豪放下情感的外化,书法虽然有个性但一切都在规矩之中。这些审美内美也正是他极具时代性与个性化特征的外化。“扬州八怪”中的郑板桥,虽以画名胜出,但在书画艺术上与同是“八怪”的李鱓、金农、高凤翰相比要逊色得多,他之所以被后人倚重,是他的画中诗所承载的社会批判角色与悲天悯人的思想。也就是说郑板桥之所以在“扬州八怪”中占有那么重要的位置,不唯靠他的书画胜,而是他的文以载道的文化理想与时代要求相契合。
中国艺术精神中“诗化”倾向,是中国所独有的文化现象。这种倾向不只影响了中国艺术的发展方向,还影响了人们的日常。虽然在艺术现代化的今天,艺术趋向多元化,但民族的魂灵是不可割舍的。 这种对世界独特的交感方式与“诗化”的倾向,象一股暗流一样在我们华夏文化发展中穿流。这种诗性贯穿在中国诗歌与书画及摄影中。这种不同艺术门类的通感,让孙英杰用感性的诗歌来感受不同门类艺术的可能。虽是生发的感受,但诗意与“图画”互相补充,相映成趣,多妙笔生花之处。
英杰的“题画诗”,一类是依“景”生情,把画者“意象”进行诗化的再造,生发出诗情画意,这类诗歌既是对作者的绘画题材的解读,也是诗人自己的诗意再造,是对书画作者和摄影者的意境进行补充与解读。这些诗歌中既有对自然的吟咏,亦有对现实人生超越的释然;有对人世曼妙时光的留恋,亦有人生失意后的弘毅。风花雪月的缠绵与撕扯,或者是对人生世事的鞭挞与苛责也占了不少的篇幅。从这些诗歌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拘形迹,开朗豁达,热爱生命的孙英杰的形象,虽然他的人生的有小迷茫,但这一切没有改变他乐观的生活态度。
如他为张文光先生书画作品《迎风舞》题写的诗句:
满耳叮咚万玉声,翠色无边荡心胸;
何处清泉浇块磊,竹间黄雀正盈风。
这首诗既是对画者题材“竹雀”应景的诗意提炼,也是作者自抒胸臆之作;同时也是对书画作者张先生爽利劲健笔墨意趣交感妙喻。他有很多嵌句诗,经由他稍加点拨,便新意顿生:“松下问童子在川,言师采药去西山”句。
孙英杰另一类的“题画诗”,是针对作者的笔墨情趣生发出自己感性的观感。既有对艺术形式的发现,也有对画者艺术风格与气质的赞叹。如诗歌《访北川》:
笔墨简约润清泉,枯荣相得任蹁跹;
黑白世界桃源梦,诗意人生自大千。
这是为著名焦墨画家张仃的画作题写的诗词,诗者寥寥数笔就把张仃先生的艺术观感表达出来,虽然诗句很即兴,但妙造自然,随机而发,妙趣横生。这些诗句大大深化了张仃先生的作品的意蕴。
孙英杰的“题画诗”,虽多庞杂,但新意迭出,虽是顺手拈来,但意味隽永。他的诗歌朴素流丽,清爽淡雅,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作为支撑,大大的丰富了我们的阅读经验。他用诗歌跟艺术界朋友的交感,丰富着彼此的艺术感受。这是人生的一大雅事!人生有雅,天地悠悠,能够留存的只有我们的精神,我想这些记忆会像暗夜中的星星般把我们照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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