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贰臣”为人所不齿；王铎书法也没有人重视了。
就像宋徽宗赵佶的书法与绘画在中国艺术史上堪称独树一帜的大师杰作。但由于赵佶是被人鄙视的亡国之君，他的艺术作品也被长期埋在历史的尘埃里鲜有人问津。
其实明清易代后，王铎一直郁郁寡欢。进京受职是不得已而为之。况且朝廷也并未将其视为重臣，不过是拿王铎做样子忽悠中国人老老实实做听话的奴才罢了。
闲职中的王铎最终还是在失魂落魄中告老还乡，不胜清苦孤寂中，走完了生命的最后旅程。
但王铎是个很有血性的人。他百般无奈中寄情于书法：放荡不羁中自慰心比天高；出气泄愤中坚信自己的书法来世“自有高名贯九州”！从而表达了自己强毅不卑的本性。
王铎既不是书呆子；也不是书匠。学养深厚、心智卓睿的王铎，很清楚自己书法所达到的艺术化境，在魏晋以降千百年来的书法界自成一家独放异彩。
所以王铎嘱咐家人好好收藏他的书法，将来必有辉映日月、光照神州的那一天！
王铎由于中国变天造成的心情、心性、心怀、心理上的变化，看上去是一种巨大的精神伤害。但是这种伤害却成就了他的书法无与伦比的艺术特色：
天马行空中恣意妄为；居高临下中势如破竹；气势磅礴中潇洒奔放；铿锵有力中抑扬顿挫；跌宕起伏中错落有致；蓄势待发中喷薄而出！
——这都是王羲之书法中未曾有过的力压乾坤、涵盖千秋的艺术气象。唯其这种空前绝后的艺术气象 ，才使日本书法界惊叹：“王铎书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独领书法界风骚！”。
王铎书法在清末民初传入日本，立刻引起日本书法界的轰动！
日本书法界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后王胜于前王”。也就是说，日本书法界普遍认为王铎书法远高于王羲之书法。
日本书法界的这个评价，不是见仁见智的问题；而是他们用书法艺术审美眼光评价王铎书法的不刊之论。
清末民初时期中日文化交流频繁。严格说，是中国引进日本文化太多。现代汉语中很多西方文化的概念，都是从日本文化转译过来的。例如西方文化中的science这个概念，中国文化里没有对应的词汇可以翻译，只好借用日本的科学一词翻译英语的science。所以借用日本的科学这个概念翻译英文，是现代汉语借用日本文化诸多概念中的一个著名案例。
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日本推崇王铎书法的审美观也很快传到中国来了，从而引起中国书法界的巨大震动。
中国书法界这才像发现新大陆似的重新寻找王铎书法。不过此时王铎书法的不少真迹早已流落到日本去了。
本文旧事重提的意思在于指出：中国人、包括那些学富五车的学问家，都从孔圣人那里学会了凡是以道德的眼光审视，进而对其进行道德评价。很多原本不属于道德问题的事，也被赋予道德色彩自欺欺人。
最著名的例子是：政治上讲仁政。
讲仁政就是帝王率先垂范讲道德，讲“以德治国”。于是千百年来，历代王朝都讲仁政。讲了两千多年的仁政，仁政社会从未出现过。但是，如此荒唐的仁政乌托邦失败了，竟没有唤醒人们明白过来：以“德治国”是个伪命题。在政治上讲道德是愚蠢的做法。
于是看来提出仁政的中国圣人，远不及苏格兰人休谟，他提出的“无赖原则”来得实在、来得有智慧：“只有把政治家看成不可信的无赖这个前提下设计的国家政体，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出暴政与腐败”。
这种谁也能看明白的非道德的政治原则才是万古不易的真理！所以休谟被后人誉为“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创建者”。
不难看出，泛道德主义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弊端。只是这个严重弊端被甚嚣尘上的国学热掩盖罢了。
泛道德主义在很多时候表现为野蛮的道德绑架，王铎就被道德绑架了三百多年，才被日本人松绑后，出口转内销重现神州大地。
若不是日本书法界发现王铎书法是艺术瑰宝，王铎书法恐怕至今还淹没在“贰臣”中不见天日！
道德绑架是历代国人根深蒂固的老毛病了。例如五代后唐李煜的词，因为李煜是亡国之君而长期被冷落。人们谈李煜词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亡国之君哀音，犹如亡夫之妻泣声，何足道哉！”
好在西风东渐后深受西学影响的王国维慧眼独具，发现了李煜词才是中国古典诗词中变伶工词为士大夫词的开创者。李煜承上启下中开辟了北宋词坛一代新风，成为辉煌的宋词婉约派的开拓者。
遗憾的是，李煜被道德绑架了一千多年！
如果说道德绑架更多的时候，淹没了天才与艺术瑰宝；那么凡事进行上纲上线的评价或“宏大叙事”，则对很平常的简单问题、简单现象赋予了太多空洞的大道理后，让人反而搞不明白了。
例如晚明“文治响盛”中的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社会景象，不过是隆庆皇帝开放海禁后，原来猖獗的走私活动，变成了合法的对外做生意，由此带来了“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老百姓都因此富裕了，社会经济发展了。
——这个农夫村姑也能看明白的现象，却被教科书上纲上线为“资本主义萌芽”云云，这样的“云云”反而让读者不知所云了。
实际上，教科书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不过是晚明人迫于生计的无奈，为了吃饭、为了生存，不得不冒险从事走私活动。若不是隆庆皇帝斗胆违背祖训开放海禁，不可能出现晚明“文治响盛”的辉煌风光。
开放海禁使走私活动成了合法的国际贸易，于是便有了晚明空前的经济繁荣、文化活跃、科技发达、老百姓富裕的“文治响盛”。其中哪来的什么“资本主义萌芽”！其实中国人知道资本主义是将近五百年后的事。
教科书对晚明“文治响盛”的上纲上线与“宏大叙事”，也太不靠谱了！
有史以来的道德绑架与现实的“宏大叙事”，涵有异曲同工之妙：国人在失去理性后，不是愚昧得很，就是愚蠢得可笑了！
难道不是吗？王铎书法被道德绑架后，在长达三百多年的岁月里，卓越的艺术家成了人人不齿的“贰臣”；“贰臣”创作的艺术瑰宝也被弃若敝屣，这不是愚蠢得可笑？
其实从人种科学上看，中国人智商并不低，中国人也不笨。中国人往往被后天文化中的一些糟粕，例如道德绑架、“宏大叙事”异化成愚昧与愚蠢了。道德绑架与“宏大叙事”都是愚化人的价值观。
不过让人感到希望的是：自从地理大发现后，地球开始一天天变小了，到了互联网的今天，偌大的地球已经变成了鸡犬相闻的村落。互联网让万里相隔发生的事，瞬间万里之外也知道了。一个民族的愚昧，很大程度上都是文化封闭社会闭塞造成的。
互联网摧毁了文化上的封闭与社会上的闭塞。例如王铎书法在道德绑架中被弃若敝屣三百多年，最终出口转内销重见天日，实现了王铎自信来世他的书法“自有点高名贯九州”的生前夙愿！王铎书法出口转内销时全球化已经开始冲击封闭与闭塞了。
如果说王铎书法被道德绑架长期沉寂无人问津反映了封闭与闭塞中的愚昧；那么在互联网时代，这种封闭与闭塞中的愚昧必将日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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