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热早已过去了，流风余绪还时隐时现。最近网上记录张爱玲在1950年代去国的二三事，引起读者的兴趣，纷纷议论张爱玲在历史的转折关头、社会的变迁之际，做出了与众不同的选择：有幸去国，避免了后来多事之秋可能落难自身的灾祸。
读者揣测：后来的张爱玲是否对自己的去国感到庆幸？这个揣测已经没有意义了。
不过张爱玲的选择，说明她不但会写小说；还有审时度势、观风察俗的眼光。
张爱玲去国时，文化高级干部夏公曾经竭力挽留她：新中国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张爱玲不为所动，还是让夏公签字，毅然决然地一去不复返了。
谁能想到，三年后的夏公竟被“双开”，成了什么职务也没有、只有接受改造的“二等公民”。
落难后的夏公对三年前他竭力挽留张爱玲在大陆，是否会有什么反思呢？不知道。
张爱玲离开大陆时刚届而立之年。与她都是文学同行的前辈作家胡风、丁玲等，那时都早已过了不惑之年、近“知天命”了。
当胡风丁玲这些前辈作家向转身去国的张爱玲投去鄙夷不屑的一瞥时，不可能想到三年后，胡风锒铛入狱，丁玲落难去了北大荒苦度春秋。
在胡风丁玲面前，张爱玲虽然是小他们将近二十岁的后辈青年，却能在冷静、理智、洞若观火中对时势看得很明白。所以张爱玲能安然无恙地在香港度过了三年、在美国平静地度过了很多年，直至终老。
以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不清楚张爱玲的小说在台湾香港很有读者市场，她那时奔波于美国与台湾之间，也是出于关心自己作品的出版问题。
后来看了美国文学评论家夏志清教授高度评价张爱玲的小说，才知道张爱玲作品在海外大有读者市场。看来并非像大陆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张爱玲在海外清贫寂寞中苦度无聊的时光。
张爱玲去国后，她在大陆便销声匿迹了，她的作品也见不到。我们这代过来人年轻时，都不知道张爱玲其人，更没见过她的作品。
张爱玲在大陆文学界受到重视，已经是世纪之交的事了。世纪之交期间，张爱玲小说在大陆拥有成千上万的读者。她的小说在书店一上架就售罄。
大陆文学理论界也开始研究张爱玲的小说。不过他们重视张爱玲是受美国文学评论家夏志清的影响。
善于大干快上的大陆人不几年便出现了研究张爱玲的专家，例如陈子善、止庵等学者都因研究张爱玲而成了驰名文坛的学者。
研究张爱玲的学者与不计其数的“张迷”，都认为：前有“红学”“鲁学”、现在应该重视“张学”。
如果说抗战时期的张爱玲曾经以其小说红遍“孤岛”上海滩；那么世纪之交那几年，张爱玲则红遍大江南北了！这个张爱玲红火的空前盛况，是张爱玲生前做梦也想不到的。
但是张爱玲热不是哪个人发动的；更不是官方支持的，而是张爱玲小说拥有的阅读魅力，在读者中自然形成的。仅此一点就说明张爱玲是现代文学中一个绕不过去的作家。但是我们这代人上学时，教科书讲现代文学史竟没有张爱玲的名字。让人怀疑漏掉张爱玲是编者的水平所限，还是另有其他原因？
记得当年张爱玲热中，岛城几个青年女作家，都是“张迷”，她们毫不掩饰自己对张爱玲的崇拜：“张爱玲的小说可以与《红楼梦》媲美”！
我当时就提醒女作家：“你们这种出于热忱、流于轻佻的说法，最好到此为止。否则有损你们的作家形象，也淡化你们的美貌”！
我不认为《红楼梦》是伟大的文学作品。但《红楼梦》涵有的审美艺术水平，是张爱玲小说达不到的。而《红楼梦》的文字语言是汉语小说中极其少见的炉火纯青！
《红楼梦》里的几个主角，都堪称个性化的文学形象。特别是凤姐，被作者写活了！可以说，《红楼梦》中的人物都是人性意义上那个时代的真实代表。
但是，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故事中的文学形象，离文学形象中的“这一个”还很有距离。说明张爱玲在塑造文学形象这一点上，较之《红楼梦》的作者差远了。
张爱玲说不上是现代文学中多么卓越的作家；但张爱玲确实是很会讲故事的优秀小说家。
“孤岛”时期的张爱玲，是其创作的丰收期。遗憾的是她的小说并无“孤岛”时期的蛛丝马迹，这是让读者感到很遗憾的缺陷。
我反感“宏大叙事”，特别反感文学作品出现“宏大叙事”。
但是二十世纪的中国之所以会有“孤岛”这个特殊的概念，与“孤岛”所处的那个特殊的年代有关。张爱玲小说中的故事，应该是那个“特殊年代”的故事；小说中的人物应该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人物。这样说不是“宏大叙事”，而是文学艺术创作的真实性之必然要求。
文学艺术的真实虽然不是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却是合乎道理、合乎情理、合乎哲理的真实，这种真实不是凭空的，而是立于坚实的生活之上。
不过要想满足这个“必然要求”，作家必须具备历史的情操与现实的情怀，以及审视人性的“入木三分”。
但是历史的情操往往反映了作者的思想水平与精神境界；现实的情怀往往反映了作者的家国情感；审视人性的“入木三分”往往反映了作者敏锐的观察能力与感受能力。
张爱玲在这三点上说不上有多么高尚；也说不上很成熟。这就决定了张爱玲小说的人物风度、情感厚度、思想深度、故事浓度等诸方面，离名著还有一定的距离。
必须承认，世纪之交大陆出现的张爱玲热，主要热在青春期及中青年读者群中。这与张爱玲小说的男女故事有关。
但是张爱玲小说在情爱描写、性爱叙述中，流于肤浅与简单化了。没有体现出人性的复杂与深邃；更缺乏男女情爱才有的那种审美意义上动人魂魄的魅力。
说实在的，作家把男女情爱理解为性爱那点意思，说明这个作家不仅低俗，也没有水平。
通过张爱玲的小说及其个人的情感经历可以看出：张爱玲对情爱的认识与理解，并未超越普通大众的水平。
作家若不清楚爱情与情爱、与性爱、在人性意义上是很不一样的，则是这个作家素质的严重缺陷了。
看上去张爱玲是写男女故事的高手。但她并不真懂什么是爱情。
如果张爱玲看过孙大炮再婚前夕与日本房东的那段对话，张爱玲笔下的男女故事也许就不会有我们见到的那么浅薄简陋了。
孙大炮与日本房东的对话中有个说法，堪称对爱情的经典诠释：“自从与宋小姐相爱后，我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爱情：爱情是爱得要死要活；是苦与乐的交融；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是家有娇妻万事牵心；是对爱人的万般在意。您说老夫少妻，男人必定折寿。我却誓言：今日与宋小姐结婚，明天死去，心甘情愿！”
当然孙大炮不是人文学者，他不可能对什么是爱情给出恰当的、精辟的、普世价值上的定义。但是他对爱情痛心彻骨的体会，却触到了爱情的神奇妙义：爱情是理性不在场的神秘情感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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