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学周丨十字架下的千年悲歌：“选民”抑或“替罪羊”

在古老的创世传说里，犹太民族是上帝的“选民”，然而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与犹太民族共同生活的千年岁月里，十字架的阴影始终笼罩着犹太社区。当耶路撒冷的橄榄山山风拂过中世纪欧洲的犹太隔离区，宗教与经济交织的仇恨早已在历史褶皱中生根发芽，最终结出令人战栗的果实。威尔·杜兰特在其皇皇巨著《世界文明史》《信仰时代》（上）卷中，专辟一节反“犹太主义（500—1306）”，以下是部分文字摘抄：

非犹太人与犹太人之间的仇恨根源是什么？主要的根源是经济上的，但是宗教间的差异加深或掩盖了经济上的敌视。信奉穆罕默德的穆斯林，怨恨犹太人不承认他们的先知。基督徒接受基督神性之说，发现基督的族人竟不承认其神性，极为震惊。几个世纪以来，许多善良的基督徒并不觉得，让整个民族替一小群耶路撒冷犹太人在基督死前数天的行为负责任，是违反基督教义或不人道的事。《路加福音》述说一群犹太人欢迎基督进入耶路撒冷（第19章37节），又述说当他背负十字架至戈尔戈塔，“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号啕痛哭”（第23章27节），而且在他被钉上十字架后，“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都捶着胸回去了”（第23章48节）。但是每到复活节前一周，虽有成千个讲坛在述说着耶稣受难的故事，却都忘记了犹太人同情耶稣的明证。基督徒心中腾跃着怒火，在那几天内，犹太人均足不出户，深恐人们因为冲动又导致另一次集体抢劫及杀人。
上千的猜疑及仇视来自彼此间的误会。犹太银行家最受敌视，主要与贷款利率高有关。当基督教国家经济有了发展，基督教商人及银行家侵入原由犹太人独占的行业后，竞争又造成彼此的仇恨，某些基督徒商人积极地鼓动反犹太主义。犹太人任公职者，特别是担任政府财政部门职位的人，自然成为讨厌赋税及怨恨犹太人的基督徒的攻击对象。由于经济与宗教的仇恨，对某些基督徒来说，一切与犹太人有关的事物皆令人讨厌，反之犹太人亦然。基督徒责备犹太人本位主义、排外，却不认为这是对歧视和不时受身体攻击的正常反应，应加以宽谅。犹太人的脸孔、语言、态度、饮食、仪礼，在基督徒眼中似乎奇怪得令人讨厌。……
在这方面，教会的态度因时因地而异。在意大利，教会保护犹太人，认为是《旧约》“律法的保护者”，也是经文合于历史及证实“上帝愤怒”的活生生的证人。基督教会议虽常常含有美意，但对犹太人的限制仍是主流，结果是定期地增加犹太人的苦难。……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 II）宣告组成第一次十字军时，某些基督徒认为在誓师远征耶路撒冷的土耳其人以前，应先杀尽欧洲的犹太人。法国的戈弗雷（Godfrey of Bouillon）接任十字军统帅后宣称要向犹太人报耶稣流血之仇，寸草不留，他的同伙也宣告要杀尽不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流血事件接二连三上演达两个世纪后，形成了一种景象。在法国的普罗旺斯、意大利的西西里及拜占庭帝国，9世纪后，只有少数迫害犹太人事件，而他们在基督教的西班牙发现了保护自己的方法。即使在德国、英国及法国，和平时期也很长，而每次悲剧过后的三十年内，犹太人口繁多，有些人又发达起来。虽然如此，他们的传统已将悲剧间隔期的痛苦记忆传了下来。对不停劫杀的恐惧，竟使和平时期变得焦虑，每位犹太人均须记住在殉道时应背诵的祈祷文。财产越是不安全，追求财富的愿望越炽热，可笑的是，只有街头浪人愿意问候戴黄色徽章的犹太人，一个孤立无助的少数民族的耻辱深入灵魂之中，摧毁了个人的自尊及种族间的互相友爱。在北方，犹太人心中留下了沉郁的“犹太人的悲哀”（judenschmerz,the sorrow of the Jews）的记忆，令人忆起成百上千的耻辱与伤害。
为了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竟有如此多的人在十字架下牺牲！

经济决定论未必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可现实往往就是如此残酷，因为失去了“祖国”，‌犹太人常常不能获得土地，从而陷入“职业诅咒”，犹太商人靠着流散各国的族人网络，垄断了丝绸、香料等奢侈品贸易。这激怒了本土商人——1290年英国驱逐犹太人后，伦敦商人立刻瓜分了他们的店铺。更讽刺的是，当黑死病爆发导致劳动力短缺时，犹太人竟被诬陷“投毒灭基督教”，真实原因是债主们想趁机赖账。而犹太银行家手中的账簿，已然成为这个民族被仇恨的催化剂。基督教禁止信徒放贷收利息（《圣经》说“借给弟兄不可取利”），却默许犹太人从事这份“不洁”的职业，这使得犹太人获得巨额财富。财富往往成为灾难的诱因，英国“狮心王”理查出征前，会突然逮捕全国犹太人，逼他们交“赎身费”。当民众抗议税负时，国王只需放出“犹太奸商剥削百姓”的消息，暴民就会调转矛头。1290年英国驱逐犹太人时，王室趁机抹除了欠他们的16万英镑债务（相当于50亿元人民币）。法国更夸张，1306年把犹太人财产充公后，国王用这些钱给巴黎圣母院贴金箔。当威尼斯商人发现犹太人占据了地中海的贸易节点，当巴黎市民目睹犹太税吏替王室征收苛捐杂税，经济竞争的烈焰便吞噬了最后一丝理性。法兰克福的皮革商人将作坊失火归咎于“犹太巫术”，纽伦堡的面包师傅指控犹太同业在面粉中掺入孩童骨灰——这些荒诞指控背后，其实质是赤裸裸的利益争夺。
克莱蒙大教堂的彩窗映照着教会法的残酷逻辑：既然犹太人拒绝承认基督神性，就必须以“弑神者”的罪名，永远背负‌耶稣之死的千年黑锅‌。虽然《圣经》明确记载耶稣受刑时有许多犹太人哭泣，但每到复活节，教堂就会上演“犹太人杀害耶稣”的戏剧。1096年十字军东征前，莱茵河畔响彻的不仅是十字军的战歌。当戈弗雷的军队将美因茨犹太会堂付之一炬时，他们创造了新的仪式：用受洗的刀剑强迫犹太人选择死亡或皈依。狂热分子高喊：“去耶路撒冷前，先杀光身边的基督杀手！”
教会既讨厌犹太教，又需要他们活着当“反面教材”，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会议颁布的黄色徽章制度，规定犹太人必须戴黄色徽章，将神学歧视具象化为视觉符号。巴黎的暴民将《塔木德》手抄本投入塞纳河，看着羊皮卷在漩涡中沉没，仿佛如此便能抹去这个民族的精神基因。讽刺的是，正是这些暴力催生了犹太社区更严密的自治体系，阿维尼翁的主教们也奉犹太学者为座上宾，只为破解希伯来圣经的密码。
当中世纪教堂的钟声敲响时，犹太区的母亲会紧紧抱住孩子——她们知道，这可能是暴民来袭的号角。这种深入骨髓的不安全感，直到今日仍在影响世界格局。从华尔街的金融博弈到中东的地缘政治，反犹主义的幽灵始终未曾消散。
理解这段历史，不仅是为了铭记苦难，更是要警惕：当社会出现危机时，“寻找替罪羊”的古老剧本，随时可能换上现代演员重新上演。好在历史长河中，犹太这个民族以顽强的文化韧性，画出一道文明的折痕。这种在迫害与繁荣间不断摆荡的命运，恰似《诗篇》中“虽经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的古老预言，在血色黄昏中书写着文明存续的悖论——正是那些试图消灭他们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