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在某一领域想要有所成就，需要多方面的因素和合齐力，比如家庭条件、天赋、明师指导、自身勤奋，等等，这些，姜先生全部具备。
出身于中医世家，父、祖以医药为业，同时又是颇具传统风范的读书人。家庭教他诊脉、开方，也教他读书、写字，家中藏书，多是岐黄医典、经史辞赋类，习字模板，以唐碑、丛帖为主，篆隶拓本少。夫子对金石的喜爱，出自天性，十二岁时，在家里的藏书中找到一部民国影印的《华山碑》，打开来看，不仅为隶书那苍厚的气韵所打动，更钦羡于帖中所钤的累累印章，于是寻刀觅石，动起手来。夏天，依祖父给找来的孔云白《篆刻入门》、陈目耕《篆刻针度》，开始自学。翌年，王铨吾先生带他拜师王苍，直到古稀之年，寿民先生还清晰地记得，那天一进门，铨吾前辈就喊：“今天给你带来了一位小朋友……”一九六七年，一位姑丈荐他于苏白先生门下，次日，拜见石可先生，又由石可引领，拜识王献唐先生的哲嗣王国华。这是夫子平生的四位恩师。
苏白、石可、王国华三位师长的悉心指授，主要在篆刻方面。苏先生收藏的原拓印谱，邓散木先生的亲笔信，学生都可以带回去细读，献唐先生辑拓的《两汉印帚》印谱及原印，他都反复观摩，石可还授以木刻、刻砚等技艺。
“培养我对印学史、书法史、古文字学研究的兴趣，指示我具体研究方法的，是金石学家王苍先生”，寿民夫子在《学印经历自述》中这样说。
王苍（1900-1977），原名澍，字杏东，因得汉“王苍”铜印，乃以为名，山东人，居青岛，执教于市立中学、山东大学，在古典文学研究、诗词创作、文字、训诂、书法、乐律、古琴等领域，都有极深的造诣，是一位修养颇为全面的学者，但因在多次运动中罹难，大多作品未能面世，著述未能出版。
少年姜寿民经常出入王苍先生江苏路、后迁黄岛路的家，听先生分析、解读古印的佳妙处，听先生告诫，刻古玺形式的印章所用文字国别要一致，不许杂凑，看先生写金文、写碑味浓郁的行书，看先生批改自己临写的金文、石鼓、汉隶及印作，有的似懂非懂，有的兴味盎然。
年近古稀、身处逆境的王苍先生，对身边的这位聪颖、勤奋的后生，一定也寄予厚望，在学问上倾囊相授，自己的著述学生可以拿回家细读，后来又将毕生搜集到的几百方古印印拓，全部赠送。“他（王苍）于一九七七年谢世，二年之后，我对古文字研究的兴趣才大发，然而，已经追悔莫及了”，晚年的寿民夫子非常怀念这位恩师。虽然有点“追悔莫及”，然而老师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给予他的学术、艺术领域的起点是非常高的，这也是寿民夫子能够取得常人无法企及的成就的因素之一。
许多大家，老来常常“悔其少作”，寿民先生也是这样，早年的东西，不中意的就不留了，比如极具赵古泥、邓散木派风格的篆刻，当时也曾非常得意，既长而察觉了其中弊端，亟思摆脱，所以就把那段时间的印作基本磨掉了。可是再怎么毁弃，也总是会有少许的漏网之鱼，清理夫子遗物，就发现了他未曾毁净的蛛丝马迹，谨钩稽如下，恰可作为早年的成果看待。
《欧阳询中楷字帖》，朵云轩一九六五年出版的“朵云轩印制选字本字帖”之一。封底有“六六年十一月购于上海新华书店”的钢笔题记，封三有几行题跋：“寿民初学书即临此帖，后好高骛远，见异而思迁，改学颜体，碌碌一载，所获无几，犹如邯郸学步，徒费功力也。今读散木老论书之篇：如其学肥的一路不如学瘦硬一路来得好，故仍从头于欧字入手，每日临习，或当有所长进耶？庚戌之秋灯下临后随笔志之”，仍为钢笔字迹，末钤“寿民私印”鸟虫篆白文小方印。从这里，可以知道夫子学书的大致路径，亦可与《学印经历自述》中“我八岁，即在祖父的指导下临习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的话互证。庚戌，是一九七〇年，“寿民私印”的小石章今仍在，看边款，是苏白先生一九六九年刻赠的。
“秦汉印萃”四字，隶书，右侧有“一九七四年之春月”小行楷一行。可能是整理王苍先生所赠古印拓时题下的。其时寿民夫子二十二岁，但腕底的隶书朴茂、劲秀，已直入汉人堂奥。
手录《说文解字疏证》一卷。通篇墨笔蝇头小楷，写在绿格直排的旧笺纸上，清秀、流畅，卷末注着“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第九次改删，王苍七十有三；一九七四年七月四日蒙苍老赐读，因录之”，可见，是老师刚改完一稿即给学生带回家详读，而学生则一笔不苟地抄写了一通。这是一卷读书人的，甚或可以说是学者的手迹，有着这样求学经历的人，笔下永远带着一种隽永的书卷气。
应该是七十年代中期，寿民夫子可能创作过一幅录毛泽东词作《清平乐·蒋桂战争》的书法作品，篆书。说“可能”，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尚未看到整幅作品，但小稿留下了，四十六个字写在巴掌大小的一块宣纸上：“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集钟鼎文字，敬书毛主席词一首”，字，虽说是“集钟鼎文”，但既有大篆跳跃的节奏，又有小篆的齐整妍丽之美，功力不浅。根据字迹及用词、抬头等形式推断，当为七十年代中期所书，那时毛泽东还在世，或者刚逝世不久。
留到现在的，夫子最早的篆刻作品，是一九七八年的两方，“不泥其迹”和“江涵”，均为方寸大小的白文印。“不泥其迹”深得汉铸印精髓，匀称、大气，“江涵”是夫子早年用过的笔名，这方印又吸收了汉玉印的长处，婉转、雍容。
一九七九年的印章，留下了三方。一是发表于元月二十八日《大众日报》的多字印“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白文，四行。另两方是双面印，一面“姜寿民印”，白文仿汉，一面也是白文，“游天”两个字，多少有些苏白先生的影子，用常人的眼光看，都是很成功的作品。
到八十年代初，先生已经通读、详读了《说文解字》，阅读了大量古籍，并且对古书的一些训释有了自己的看法，比如一则关于《诗经·大雅·皇矣》的札记：“《诗·大雅》‘憎其式廓’，旧注未详其义，或曰，憎，当作增，式廓，犹言规模也。涵案，式廓疑为或廓之误，或即域，域廓即边疆也。待考。一九八三年，登州寿民记”，细味其说，言之成理。
从以上点点滴滴的“早慧”痕迹，可以了解寿民夫子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书法、篆刻和学术的根基，也就明白了他的篆刻作品入选一九八六年“西泠印社首届全国篆刻作品评展”、一九八七年中国书协举办的“首届全国篆刻艺术展”，印学论文《大葆台金代遗址所出石印在篆刻史上的价值》，一九八九年入选中国书协、光明日报、金陵印学社举办的“首届全国印学研讨会”……的一系列成就，是水到渠成，实至名归的。
2024年6月12日 于青岛夹岭别木山馆寿民夫子故居
（本文刊载于《青岛财经日报》“人物”周刊2024年6月19日A8版，见报时文字略有改动，题目改为《早慧的姜寿民》）
《西岳华山庙碑》封面
《唐拓九成宫醴泉铭》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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