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025.4.5）读到一首白居易的《咏史》，这首诗明确注明写作时间是“九年十一月”，诗是这样写的：
《咏史（九年十一月作）》
秦磨利刀斩李斯，齐烧沸鼎烹郦其。
可怜黄绮入商洛，闲卧白云歌紫芝。
彼为菹醢机上尽，此为鸾皇天外飞。
去者逍遥来者死，乃知祸福非天为。
《咏史》所咏的并不是历史，而是借助历史曾经的血腥来书写血淋淋的现实。为这现实，白居易还写了另外一首：
《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其日独游香山寺）》
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
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
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
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
两首诗因同一件事而写，这件事即甘露之变——唐太和九年（835），27岁的唐文宗不甘为宦官控制，和大臣李训、郑注、王涯等策划诛杀宦官，以夺回丧失的权力。11月21日，唐文宗以观露为名，欲将宦官头目仇士良骗至禁卫军的后院斩杀，被仇士良发觉，双方激烈战斗，结果李训、王涯、贾餗、舒元舆、王璠、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韩约等朝廷重要官员被宦官杀死，其家人也受到牵连而灭门，在这次事变后受株连被杀的一千多人，史称“甘露之变”。这对于大唐王朝是一件天大的事。当京城长安甘露事变的消息传到优游于东都洛阳的白居易耳中，他对于这场血腥事变，已经完全不像二十年前乍闻武元衡遇刺那般激奋，好像已经不那么吃惊了。这一天，白居易好整以暇，独自游了香山寺，写了一首即事诗，意犹未尽，又写了《咏史》，两首诗将血腥的政变作为背景，借丰富的历史典故将自己对甘露之变的所思写出来，他看透了、看淡了，现实的血腥已经无法袭扰他内心的安逸了。祸福无门，唯有自招，远离庙堂，即可免灾。
两首诗用典解诂
“秦磨利刀斩李斯”：典出《史记·李斯列传》。秦二世二年（前208年），李斯被具五刑腰斩于咸阳，临刑谓其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齐烧沸鼎烹郦其”：指汉初郦食其说降齐国，韩信破齐后，齐王田广怒而烹杀郦生。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黄绮入商洛”：商山四皓中夏黄公、绮里季隐遁典故，源自《史记·留侯世家》。
“歌紫芝”：化用四皓《采芝操》“晔晔紫芝，可以疗饥”之句，见《古今乐录》。
“白首同归”：语出潘岳《金谷集作诗》“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后石崇、潘岳同日赴刑场相视而笑：“可谓白首同所归矣。”（《晋书·潘岳传》）
“顾索素琴”：暗引嵇康临刑索琴奏《广陵散》事（《晋书·嵇康传》）。
“忆牵黄犬”：李斯临终语，亦见《史记·李斯列传》。
“麒麟作脯龙为醢”：反用《礼记·礼运》“麟凤龟龙，谓之四灵”，喻贤臣遭屠戮。
“泥中曳尾龟”：典出《庄子·秋水》楚神龟“宁生而曳尾涂中”寓言。
两首诗密集的死亡意象构成历史暴力图画。当白居易将李斯、郦食其的惨死与商山四皓的隐逸并置时，甘露之变的血腥现场被纳入“彼为菹醢机上尽，此为鸾皇天外飞”的对照中。这种“去者逍遥来者死”的历史认知，颠覆了传统士人“致君尧舜”的使命，将政治参与的热情降格为生存策略的选择。
千年聚讼诗案公评
对《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历代诗评争议颇多：
《仇池笔记》的悲情说：
“内乐天为王涯所谗，谪江州司马。甘露之祸，乐天有诗云：‘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不知者以为幸祸，乐天岂幸人之祸者哉？盖悲之也。”
苏轼透过“盖悲之也”的论断，洞察到“当君白首同归日”中隐藏的双重创伤——既是王涯等新贵陨落的集体悲剧，更是诗人对自身江州之贬（815年）的遥远回应。这种悲悯超越了私人恩怨，如盐溶于水般渗入历史循环的苦涩。
《蔡宽夫诗话》的互文对照：
“刘禹锡、柳子厚与武元衡素不叶，二人之贬，元衡为相时也。禹锡为《靖共（安）佳人怨》以悼元衡之死，其实盖快之。子厚《古东门行》云：“赤丸夜语飞电光，徼巡司隶眠如羊。当街一叱百吏走，冯敬胸中函匕首。”虽不著所以，当亦与禹锡同意。《古东门》用袁盎事也。乐天江州之谪，王涯实为之，故甘露之祸，乐天亦有‘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之句。”
蔡启（宽夫）将柳宗元《古东门行》“冯敬胸中函匕首”（用汉文帝时袁盎被刺事）与刘禹锡《靖安佳人怨》并置，揭示中唐诗人群体对政治暴力的集体记忆，那次血腥事件导致白居易被贬江州，而甘露事变的遇害者王涯当年是力主贬抑白居易的主角。白居易此时以“青山独往”的姿态，惹得蔡启猜测白居易“小肚鸡肠”。
《诗人玉屑》的道德审判：
“沈存中谓乐天诗不必皆好，然识趣可尚。章子厚谓不然，乐天识趣最浅狭，谓诗中言甘露事处，几如幸灾。虽私仇可快，然朝廷当此不幸，臣子不当形歌咏也，如‘当公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之类。”
章惇（子厚）“几如幸灾”的苛责，与蔡启的看法一致，与苏轼的观点截然不同。实则是对诗歌讽喻功能的误读。“麒麟作脯龙为醢”的惨烈图景描写，哪里有一点点幸灾乐祸？悲悯和同情的成分更多一些。苏轼的见识值得肯定。
《白香山诗集》的文本细读：
“按‘白首同所归’乃潘岳、石崇临刑时语。太和九年甘露事，李训、郑注、舒元舆、王涯、贾餗皆被害。味诗中‘同归’句，本就事而言，不专指王涯也。公自苏州召还，秩位渐崇，见机引退，宦官之祸，早计及者，何至追憾王涯？况公之迁谪，本由宦官恶之，附宦官者成之，岂反以中人诛夷士大夫为快？幸祸之说，盖出于章惇，谚所谓‘以小人心度君子腹’耳。”
清人汪立名指出“白首同归”非专指王涯，实乃对李训、郑注、王涯、贾餗、舒元舆等“五相齐陨”的整体观照。这种超越私仇的视野，与白居易宝历年间《禽虫十二章》“兽中刀枪多怒吼”的末世寓言一脉相承。
江州谪恨与白王恩怨
白居易与王涯的恩怨，可追溯到甘露事变二十年前的另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元和十年（815）武元衡遇刺案。
元和十年六月三日寅时，长安城笼罩在破晓前的浓黑中。上朝路上的宰相武元衡刚出靖安坊东门，导引的灯笼便遭刺客箭矢击灭。黑暗中刀光闪过，这位力主削藩的宰相头颅被割下，尸身倒伏于大明宫丹凤门外。与此同时，御史中丞裴度在通化坊遇刺，头部中刀坠入阴沟。这起血腥刺杀的起因是唐宪宗李纯继位后推行“元和中兴”计划，以武力镇压藩镇割据。武则天曾侄孙，进士状元出身的武元衡力主“强干弱枝”，是宪宗削藩政策的核心执行者。元和九年（814），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叛乱，武元衡主导平叛，其强硬态度使藩镇视其为最大威胁，从而引发河北王承宗、山东李师道等藩镇恐慌。
元和十年（815）正月，朝廷正式讨伐淮西，调集十六道兵力围攻。李师道等藩镇认为“唇亡齿寒”，企图通过刺杀瘫痪中枢指挥系统，瓦解平叛行动，元和十年六月初三凌晨，武元衡从靖安坊宅邸出发上朝，行至坊东门，刺客先射灭灯笼制造混乱，随后以箭、刀、锤等武器袭击，武元衡被斩首，首级被带走。此时白居易作为太子左赞善大夫，他义愤填膺不顾唐代“非谏官不得言事”的铁律，在血案次日便向宪宗呈递《请捕贼书》，疾呼“国辱臣死，此其时也”。这份奏章如同投入死水的巨石，激起的不仅是追凶的声浪，更得罪了政敌。而弹劾他的就是甘露事变的遇难者王涯，弹劾的罪名竟然是站在道德的高地上指斥他“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作《赏花》及《新井》诗”（《旧唐书·白居易传》）。这场道德构陷的背后，实为宦官集团对削藩派的清洗——王涯作为与俱文珍集团关系密切的官僚（参见《新唐书·王涯传》），其弹劾绝非个人私怨而是集团意志的延伸。当政敌以“不孝”罪名构陷时，白居易在《与杨虞卿书》中自辩：“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字里行间燃烧着儒家士人的赤诚。
然而这种赤诚很快被江州的寒雨浇灭。贬谪途中的《舟夜书怀》已显露裂痕：“暗虫声切切，落叶气凄凄。此夜愁人独，孤灯照客衣。”但真正标志其精神转折的，是浔阳江头的《琵琶行》，“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喟叹，不仅是对商妇的共情，更是对自身政治处境的隐喻。那个在朝堂上“不惧权豪怒”的白大夫，一经贬谪，意气顿消，“江州司马青衫湿” 活画出一幅失意文人落魄潦倒的形象，江州之贬（815-818）成为一道分水岭，从此他开始由“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其《琵琶行》流露出对时局的疏离感，为甘露之变期间的沉默埋下伏笔。二十年后的太和九年十一月，“甘露之变”发生，当年构陷白居易的王涯仓皇逃出中书，在永昌里茶肆被禁军抓获，腰斩于子城西南隅独柳树下。他的全家遭诛灭，家产被没收，田宅入官，而白居易反成“泥中曳尾龟”的幸存者。这种命运倒置的荒诞，白居易仅以两首七律发了一点个人的慨叹，而并没有更激烈的举动。
青山独往：白居易的精神蜕变
甘露之变爆发时，白居易任太子少傅分司东都洛阳。长安城的血腥气为香山寺的炉烟掩盖，那个曾经“不惧权豪怒”（《寄唐生》）的白居易，面对宦官集团屠杀千余朝臣（包括宰相王涯等），白居易未公开发表政论，仅通过《感事而作》、《咏史》等诗作隐晦表达：“去者逍遥来者死，乃知祸福非天为”。
从武元衡遇刺（815）至甘露之变（835）的二十年，是白居易精神蜕变的二十年。从元和年间的锐气（815）：《论魏徵旧宅状》中“以直谏为心，以忠贞为事”的谏臣风骨，到长庆年间的彷徨（821-824）：《杭州刺史谢上表》“察臣慎守官常，恕臣不逮”的守成心态，再到大和年间的超脱（829-835）：《中隐》诗“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的生存智慧，最终有了太和九年甘露事件中彻悟（835）：《咏史》“去者逍遥来者死”的通透认识。
两首“甘露”诗展现了白居易的精神彻底蜕变到将政局看作虚妄的境界。此诗借助大量历史典故，暗讽卷入权力斗争者的悲剧结局，暗示自己通过退隐自保，终于在“泥中曳尾龟”的轨迹里寻找到生存的策略。当白居易对政治的热心冷下来时，而此时，唐王朝也进入了倒计时。
原载 读曰乐
2025.4.6 8:16 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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