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笔记（48）
66
孙家口村一块志石，正面刻字为：
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青纱桥
山东省人民政府
二零一三年十月十日公布
背面刻字为：
青纱桥，位于高密市夏庄镇河崖社区孙家口村北100米处，横跨胶莱河，为石质结构，21孔，长41米，宽2.3米，始建于明嘉靖年间。1938年4月16日，国民政府抗日游击队曹克明部组织军民400多人，利用该桥及周围地形，伏击了由平度返回胶州的日军，共击毙日军39人，其中有中将中岗弥高，击毁军车7辆。所获战利品有重机枪1挺，大盖步枪30支，军刀3把，弹药1批，军车1辆。该桥的保存，为研究明代桥梁建构提供了新的资料。
孙家口村沿胶莱河南岸往东一条出村的路，过胶莱河支流郭杨河再往东不远即胶州界。出村还没到郭杨河的时候，有个丁字路口，丁的一竖下面，就是志石所示跨胶莱河的石桥，这座石桥即现在被命名的“青纱桥”，建成于明朝嘉靖年间，一座平度花岗岩石梁桥，石材取自大泽山，厚重、敦实、简洁。过了桥被勾住的土地和村庄就是平度界了。可以说，石桥自落成之日起，便连通着高密、胶州、平度三地。在这个点上，在石桥和它周围发生过多少人祸的故事，恐怕人是数不清的了。
有真实的故事，也有传说的故事。李储坤在其著作《心灵的飞跃》中一篇名为《胶河三桥》的文章，记载了“青纱桥”建桥的一个民间传说。需要说明的是文章名字有误，也许作者笔误，也许出版时漏掉一个“莱”字，确称应为“南胶莱河”。文章说青纱桥原名“寡妇桥”，桥名源于民间故事：
当初，一孙姓村姑十五岁出嫁，一年后丈夫夭折，孙氏年轻貌美，当地一些无赖之徒，经常到其家挑逗，那时有抢寡妇不犯法的风俗，他大伯怕孙氏被抢走，便以高价将她卖给比孙氏父亲还大三岁且有肺病的一财主为妾。走投无路的孙氏，只好答应，但她当着村中长者言明，她的卖身价钱不能归她大伯所有，要用这些钱在胶（莱）河上修座石桥。迫于社会舆论，大伯只好同意。改嫁这天，迎亲花轿停在寡妇门前，她让石匠领着长者和她在石桥上往返一趟，然后，坐上花轿改嫁他乡。
民间传说不足采信。这是个虚构的故事。真实的故事虽然与建桥无关，却与桥的名字密切相关，或者说“青纱桥”之名即源于这个事件。莫言在其小说《红高粱》中描写了“孙家口伏击战”这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有人考证说，孙家口伏击战是高密地方武装向日本侵略者打响的第一枪：
汽车顶上的机枪持续不断地扫射，汽车轮子转动着，爬上了坚固的大石桥。枪弹压住了爷爷和爷爷的队伍。有几个不慎把脑袋露出堤面的队员已经死在了堤下。爷爷怒火填胸。汽车全部上了桥，机枪子弹已飞得很高。爷爷说：“弟兄们，打吧！”爷爷啪啪啪连放三枪，两个日本兵趴到了汽车顶上，黑血涂在了车头上。随着爷爷的枪声，道路东西两边的河堤后，响起了几十响破烂不堪的枪声，又有七八个日本兵倒下了。有两个日本兵栽到车外，腿和胳膊挣扎着，直扎进桥两边的黑水里。方家兄弟的大抬杠怒吼一声，喷出一道宽广的火舌，吓人地在河道上一闪，铁砂子、铁蛋子全打在第二辆汽车上载着的白口袋上。烟火升腾之后，从无数的破洞里，哗哗啦啦地流出了雪白的大米。我父亲从高粱地里，蛇行到河堤边，急着对爷爷讲话，爷爷紧急地往自来得手枪里压着子弹。鬼子的第一辆汽车加足马力冲上桥头，前轮子扎在朝天的耙齿上。车轮破了，哧哧地泄着气。汽车轰轰地怪叫着，连环铁耙被推得咔哒咔哒后退，父亲觉得汽车像一条吞食了刺猬的大蛇，在痛苦地甩动着脖颈。第一辆汽车上的鬼子纷纷跳下。爷爷说：“老刘，吹号！”刘大号吹起大喇叭，声音凄厉恐怖。爷爷喊：“冲啊！”爷爷抡着手枪跳起，他根本不瞄准，一个个日本兵在他的枪口前弯腰俯背……
文中的“大石桥”即孙家口石桥，或寡妇桥，或青纱桥，说的都是这座明朝嘉靖年间的花岗岩石梁桥。2015年6月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进高密”系列文化丛书之一《红高粱故乡》也将“青纱桥”收入“风物人文”类进行了说明：
青纱桥位于高密东北乡文化发展区孙家口村南100米处，横跨由西向东的胶莱河，为平板石桥，下以21根石柱为桥墩架托，长41米，宽2.3米，始建于明嘉靖年间。1938年3月16日，国民政府抗日游击队曹克明部组织军民400多人，利用该桥及周围地形，伏击了由平度返回胶州的日军，共击毙日军39人，其中有中将中岗弥高，击毁军车7辆。所获战利品有重机枪1挺、大盖步枪30支、军刀3把、军车1辆，弹药一批、文件一宗，还有地图及《阵中要务》一本。
文中所示石桥位置为“村南”恐有误，应为“村东北角”。那么，“青纱桥”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
李言谙
2025年3月31日星期一
阿龙摄于2014年12月
2025年笔记（49）
67
《艺文类聚》是唐初编纂的类书，分类摘录了大量前代的文献，其中“青纱”一词出现在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作品的引用中。卷六十九·服饰部引《汉武故事》载：“武帝起神屋，以白珠为帘，青纱幕，几褥以象牙为床，琉璃为匣。”《汉武故事》托名班固，实为魏晋时期的杂史小说，内容多含传说色彩。此处“青纱幕”是后世对汉代宫廷的想象性描述，并非汉代对“青纱”的原始记载。卷八十五·布帛部引晋代张敞《东宫旧事》：“太子纳妃，有碧青纱文袴一具。”此处“碧青纱”指青色的薄纱，说明晋代宫廷服饰中已有类似“青纱”的织物名称。
《太平御览》是宋代类书，广引汉唐文献，“青纱”的记载已多样化，但同样集中于魏晋至唐代的文献片段：卷六九九·服用部引《东宫旧事》：“皇太子纳妃，有青纱连帐二顶。”与《艺文类聚》类似，晋代宫廷礼仪中“青纱”用于婚仪帐幔，可见其材质可能已较普及。卷八一四·布帛部引唐代《邺中记》：“石虎作席……以青纱为里，名‘青缣里席’。”此处“青纱”与“青缣”并提，说明“纱”与“缣”（厚绢）的材质区别，但未明确“青纱”是否已成固定词汇。卷九二八·羽族部引南朝梁代《述异记》：“越俗以珠为宝，合浦人采珠……以青纱囊盛之。”南朝文献中“青纱”已用于日常器物，可能指轻薄透光的青色织物。
类书中“青纱”的记载多出自魏晋至唐代的文献，并非直接引自汉代或更早的原始史料。晋代宫廷服饰与器物中已明确使用“青纱”（如《东宫旧事》）。南朝至唐“青纱”逐渐成为文学描写中的常见意象（如李贺《恼公》“青纱映玉屏”）。汉代纺织品中已有“纱”（如马王堆汉墓的素纱襌衣），但颜色以素色为主，未见“青纱”的直接记载。若存在，也可能以“青缣”“绿纱”等词代指。
在《齐民要术》和《天工开物》中，未见“青纱”这一词汇的直接记载，但两书均涉及与“青纱”相关的纺织、染色技术。《齐民要术》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综合性农书，第六十四至六十六卷详细记载了纺织、染色技术，但未直接提及“青纱”，书中提到“纱”类织物的生产，如“绢”“縠”（有皱纹的纱）、“罗”等，并强调“轻纱”需用精纺细丝（“治丝之法，紧丝为纱”），但未将“纱”与颜色（如“青”）组合命名。卷五《种蓝》《种紫草》等篇详细记录了植物染料的提取（如蓝草制靛青、紫草染紫），尤其是“青色”的染色方法。尽管未提“青纱”，但可知北魏时已能通过靛蓝染出青色丝织品，技术上已具备生产“青纱”的条件。书中对染色织物的命名多以“色+材质”为主，如“青缣”（青色厚绢）、“碧绫”（青绿色绫）等，可能因“纱”在当时的日常语境中更强调轻薄特性，而非颜色。
《天工开物》是明代科技百科全书，其中《乃服》《彰施》两卷系统记录了纺织与染色技术，但仍未直接使用“青纱”一词。《乃服·布衣》提到“罗”“纱”“绉纱”等，并强调“纱”的轻薄透光特性（“轻纱薄如空”），但未将颜色与纱结合命名。《彰施·诸色质料》详细记载了“天青”“翠蓝”“月白”等青色的染制方法，所用染料包括靛蓝、苏木等。书中明确提到“染纱帛”需多次浸染（“一染浅蓝，再染深青”），间接说明明代已普遍存在青色纱类织物。
明代文献中“青纱”已常见（如《金瓶梅》提及“青纱帐子”），但《天工开物》作为技术手册，更注重工艺流程而非商品名称，可能以“色纱”或“染纱”泛称。
从《齐民要术》到《天工开物》，中国早已掌握“纱”的纺织和“青色”染色技术，“青纱”在技术上始终存在，但两书均未将其作为固定词汇记录。农书与科技书侧重技术描述，命名偏重材质与工艺（如“靛染纱”“细纱”）。“青纱”作为文学诗意的泛称（如“青纱帐”），未必对应具体技术分类。
《东京梦华录》是南宋孟元老追忆北宋汴京繁华风貌的笔记，书中多处提及市井生活与宫廷仪仗，“青纱凉伞”主要出现在对皇家仪仗和民间节庆场景的描写中。卷十·《驾行仪卫》记载皇帝出行时的盛大仪仗，其中提到：“驾前有执金枪、银枪、豹尾枪者，皆衣青纱袍，执青凉伞，次第排列，谓之‘禁卫’。”此处的“青凉伞”即“青纱凉伞”，为禁卫军仪仗用具，伞面以轻薄青纱制成，兼具遮阳与象征皇家威仪的功能。卷六·《元宵》描述民间元宵灯市时，部分富商或官府摊位亦用青纱伞装饰：“诸坊巷、马行街，皆结彩棚，悬挂青纱碧笼，间列凉伞，灯烛荧煌，直至达旦。”此处“凉伞”可能为青纱材质，用于灯市遮光或营造雅致氛围。
青纱为轻薄透光的青色丝织品，适合夏季遮阳，同时保持通风，符合“凉伞”之名。在皇家仪仗中，青纱凉伞为禁卫军专用，与“青纱袍”搭配，体现仪卫的统一性与等级制度（宋代禁军服色以青、绯为主）。宋代商业发达，青纱凉伞被富户或商家用于节庆装饰，彰显财力与品位，如《清明上河图》中可见类似伞具。
《金瓶梅》中“青纱帐子”出现在第六十二回《潘道士法遣黄巾士 西门庆大哭李瓶儿》。李瓶儿病逝后，西门庆为其布置灵堂，书中写道：“（西门庆）即令搭彩匠，在卷棚内装成围屏，扎起青纱帐子，铺陈床帐，摆设桌椅，供起李瓶儿影像。”此处“青纱帐子”用于灵堂帷幔，营造肃穆氛围，符合丧礼中素色（青、白）的习俗。青纱帐子颜色素淡，与白色帷幔共同表达哀悼之意，符合明代民间丧礼规制（《大明会典》载庶民丧仪可用青、白色）。西门庆为李瓶儿大办丧事，极尽奢华，青纱帐子的精细布置反映其挥霍无度的性格，亦暗示李瓶儿在他心中的特殊地位。青色在传统文化中兼具生机与冷寂的双重意涵，此处既暗示死亡，又隐含对逝者“魂归自然”的想象。
从宋代仪仗到明代丧礼，“青纱”逐渐从宫廷专属走向民间泛用，其功能从实用遮阳转向礼仪符号，反映社会等级制度的松动与纺织品的普及。青纱在《东京梦华录》中体现繁华，在《金瓶梅》中指向哀伤，同一材质因语境不同而产生迥异的文学和美学效果。
现代汉语中，“青纱帐”多指夏季茂密的高秆农作物（如高粱、玉米）形成的绿色屏障，比喻其如青纱织成的帷幕。这类用法常见于现代文学，尤其在抗战时期被用来描述游击队的隐蔽环境。
莫言在其作品中多次使用“青纱帐”这一意象，尤以《红高粱家族》最为典型。虽然“青纱帐”并非莫言独创的词汇，但他在小说中通过对高粱地的文学化描写，赋予了它独特的地域色彩和象征意义。
《红高粱家族》是莫言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以抗日战争为背景，以高密东北乡的高粱地为叙事空间，虽未直接频繁使用“青纱帐”三字，但通过反复渲染高粱地的茂密、野性与生命力，将其塑造成一种“青纱帐式”的文学符号。小说中，高粱地被描述为“血海般的高粱”“密不透风的青纱帐”，既是人物活动的自然背景，也是游击战的天然屏障。例如，余占鳌等人在高粱地中伏击日军过孙家口石桥的情节，便借用了“青纱帐”的遮蔽功能。高粱地（青纱帐）在莫言笔下超越了自然景观，成为野性生命力的象征。它既是情欲与暴力的发生地（如余占鳌与戴凤霞的野合），也是民间抗争精神的载体。
莫言并未直接套用传统“青纱帐”的抗战文学意象，而是将其与高密东北乡的土地、民俗结合，创造出更复杂的意涵，对“青纱帐”进行了个性化重构。传统“青纱帐”多强调隐蔽性与保护性，而莫言的高粱地则充满原始野性，甚至暗含危险（如土匪出没、血腥械斗）。这种重构打破了“青纱帐”作为单纯革命符号的单一性。莫言以浓烈的红色（高粱、鲜血）与绿色（青纱帐）形成视觉冲击，将自然景观与暴力美学结合，如“高粱地像一片血海，风吹过时发出低沉的吼声”。在《丰乳肥臀》《檀香刑》等作品中，莫言也常以农作物（如芦苇、玉米）构建类似的遮蔽性空间，延续了“青纱帐”的文学功能。
《红高粱家族》中虽未高频使用“青纱帐”三字，但通过高粱地的描写将其意象发挥到极致，通过“青纱帐”的变体（高粱地），将传统抗战叙事转化为对民间生命力、土地伦理的深刻思考，体现了其“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对本土意象的再造。
大地当床，以高粱、玉米为帐幕，半明不明，半透不透，或出或没，我们的游击队员，披挂朦胧的青纱，大口喝高粱酒，大声唱雄壮的歌，大气吹喷血的号，视流血为粪土，视生命为草芥，围绕我奶奶的尸骨，载歌载舞，偶尔望一眼旧石桥和血色的流水，脸色如铁，我爷爷从他钢铁般的脸上拉出一丝冷意，掏出驳壳枪，一枪一个，根本顾不上瞄准。
李言谙
2025年4月1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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