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我对“摇滚”充满了排斥心理，同时也排斥那些甜腻腻的流行歌曲。觉得它“噪”，上学时和那些风花雪月的同学们一样，喜欢那些旋律动听的音乐，我上大学时校园民谣甚为流行，老狼的《同桌的你》、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弥漫这个校园，当时崔健是青年崇拜的“文化英雄”，他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震撼着每个有“血性”的人、他那硬朗的态度令人徒生一股崇敬之情，“我最希望的死亡方式就是能死在舞台上，而不是家里的床或者沙发上。对于一个音乐家，舞台就是他的战场，能在战场上死去，是最好的结束。”这句话震聋发聩，老崔二十年一直努力着，不断地摸索前行，因为他作为一个坐标，就是让后来的摇滚音乐人看到希望。
唐朝在中国摇滚界独树一帜。“菊花古剑和酒／被咖啡泡入喧嚣的亭院／异族在日坛膜拜古人的月亮／开元盛世令人神往……”如此飘逸灵动的歌词，如今听来依然美妙动人。黑豹在生活里探求理想的价值、书写爱情的失落、让摇滚在中国更加平民化，《无地自容》《Don＇Break My Heart》等歌曲如今听来依然激动人心。郑钧《回到拉萨》《赤裸裸》《商业社会》慵懒的腔调令我无聊的校园生活散发出光彩，那无赖味符合我当时的乖僻趣味。其中对社会怪现象的反讽尤令人兴奋。何勇的《垃圾场》、京味十足的《钟鼓楼》让我们回忆起那次红红磡体育震撼人心的场面（何勇父亲何玉生为此曲演奏了出神入化的三弦）、充满孩子气的《非洲梦》《姑娘漂亮》。让我看到这个性情歌手多个侧面。
上大学时宿舍里经常播放着各路西方欧美音乐，彻底把我熏成乐迷。同学锋苦练吉他，总把喜欢的歌盒带里扒下来，一首首弹着Nirvana的歌，让我帮他记谱，欣赏着他的一次次“不插电”。 记得宿舍墙上挂着一条床单，上面书有几行小字：“春天去了是夏天，你去了，我就什么也剩不下了/你给了我那么多第一次，我真的好害怕，怕第一次就失败了/我说我宁愿和你并肩走下去，你说时间能证明这一切”。这里面有青春、初恋和梦，抑或我们喜欢的音乐和诗歌，时间的确能残酷地改变一切。
当时我们还拍摄了一盘录像带，为了追忆往事，我翻出那张转刻的盘，看到结尾处，同学杰叙说着世界末的悲哀，他说：自己脑子里总是记得Jim Morrison ，Janis Joplin，Jimi Hendrix，Brian Jones，这四位都是伟大的歌手，都是在27岁死了，这是个适合摇滚歌手们死去的年龄吧，1994年4月5日一把猎枪，一滩鲜血，一些du品，和一张遗书，Kurt Cobain静静地躺在他西雅图房子里的地板上。他是我心目中第五位27岁死去的歌手，27岁是个坎儿，不知道你是否过得去，可能我有点悬，起码我曾经辉煌过，他抱起了吉他，对着镜头笑着说道：“你看我像不像一位歌手”。
在当时同学之间流传着《伤花怒放》《伊甸园之门》这类书。每到周末去淘碟，八里台是天津当时“打口”基地。那时天津唱片市场远比北京繁荣，市场反应也比北京迅速。他隔不了一两天就去看看，每次都搜罗一堆“杂牌”乐队回来。大二时我们在校园里还搞过纪念John Lennon的活动，那天是12月8日边放卡带，边给同学介绍，还把The Beatles唱片中的《Imagine》的歌词抄纸上，铺地上。上面是我说的一些小花絮，那时间我们这些同学还真做了件很有意义的事，对“摇普”做了实质贡献。由于我们都学外经贸，外语一般都不赖，其中不少同学参与翻译摇滚资料，经过7年的孕育《欧美流行音乐指南》终于出版了，这本厚厚的摇滚工具书就成了我们青春的见证。
这本书是国内第一部全面介绍欧美流行音乐的百科全书，以大量丰富翔实的资料介绍了从40年代到目前50多年以来在欧美乐坛具有广泛影响的音乐家、歌星及音乐团体，各个时期的音乐风格流派。我们从中可窥到欧美流行音乐发展的脉络，思悟到音乐深层次的精神背景。
比如看民谣女歌手John Baez介绍，短短的像阅读一个小传记，她受Bob Dylan的影响开始创作歌曲，他们之间的感情一时也成为佳话。后来她将自己的音乐思想融入生活中。从1964年起，她开始从事一项长期的斗争，抗议美国税务部门预扣部分款项用于战备。1965年她在卡迈尔和老家附近成立“非暴力研究协会”。1967年参加反征兵运动不久被监禁。1970年代她致力于大赦国际运动，1972年亲赴越南河内，这次亲历更加强了她对战争的愤恨。进入1980年代，她又把重点放在了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人权斗争方面。看到这些我从中勾勒出John。Baez的正义形象，这位富有激情的民谣女歌手清澈嘹亮的歌声具有很强的穿透力。我买了她的专辑《Live At Newport》更加深对她的印象。
由于出版时间延迟，一些新晋乐队如Coolplay、Travis、Norah Jones等的资料欠缺，我所喜欢的Beck新专辑《海的改变》也没有纳入其中，这些不足并没降低此书的含金量。如果乐迷还想有更全面的了解，可以拿此书与李宏杰编辑的《摇滚圣经》《爵士圣经》对照阅读。后者侧重于歌手（乐队）专辑的介绍，一些新乐队也收入在册。
毕业后由于忙于生计，1999年底我在一家韩资公司供职，心情压抑，生活闲散，浩让我帮他装修房子，帮他监督装修队的人。很偶然我认识了邻居宫本亮，他是个摇滚迷，在外院上学。初次见面我们就聊得很投机。认识的第二天，就搬到他家住。那时我白天去浩的新居监督那帮民工，晚上跟亮一起听摇滚、看演出录像带。经过一段了解，我才知道他父母都在日本，每月他都让父母寄来一些国外新出的CD、录像带。我在他家几乎可以享受与国际接轨的资讯。
那时我对那些狂噪的重金属情有独钟，当时“Primus”“Korn”“Minstry”是我印象深刻的乐队。亮的藏品也很多，我对感兴趣的乐队一一试听。想起那时我们的生活真是有趣，他在卧室涂抹着抽象画，我在他的客厅看书、写诗，无聊时我们一起听音乐、聊天。我们一起淘盘，吃饭实行AA制。就这样过了四个月，后来他去了日本，杳无消息。
2001年4月我去北京去参加人民大学的朗诵会，次日和朋友于贞志想去树村转转，从望京转车到中关园，最后在上地下了车。走了一段，很快到了树村，树村中大多是土路，小卖店和自由摊贩集中的区域自然成了全村的繁华地段，我和于贞志在街上卖了10 个毛蛋，在餐馆炒了几个菜，于说：“咱们先找一下老周（周云蓬）吧？”随后我们就到了老周他们的住处。我们的到来，老周他们显得特别高兴，急忙给我们让出地方坐着。我们和他们寒暄了半天，据老周介绍树村目前大约有十几支乐队，目前活跃此地与摇滚乐相关的人有数百人之多，还有个诗人在此居留。
下午我去找病蛹乐队的主唱王珂，去时他们刚起床，他们的房间很乱，到处都是CD和打口带，他们的“心肝”（乐器）蜷缩在墙边，脏衣服也是到处乱扔。
以下是我采访王珂的片段：
我：简要说说你们乐队的成立时间和主要成员可以吗？
王珂：我们乐队成立于2000年3月，全部乐手来自贵阳。主要成员有吉他手王劲、贝司手陈磊和鼓手吴俊呈。乐队类型主要为说唱金属，比较喜欢的乐队有KORN、LIMBIZKIT、RAGE AGAINST MACHINE等，国内比较欣赏的乐队和歌手为舌头和王磊。主要演出地点就是五道口的开心乐园。
（我简写为W，王珂简写为K）
W：请说说你们最近有何打算？
K：今天5月份要出个拼盘，下半年将要与普莱文化艺术公司签约出新专辑。
W：说说你们的生活来源可以吗？
K：除一些很少数演出外，我们的收入并不多，有一部分还需要家里支持，所以我们也比较无奈。由于树村的房费并不高（200元左右/月），我们吃饭也比较节省。但是增添音乐设备是我们最苦恼的，所以我们的生存压力还是比较大。
w：我认为中国摇滚乐跟风现象严重，比如前一段朋克（我很讨厌新裤子、花儿那些乐队，他们在我眼里连摇滚都不算），现在是说唱金属，过一段就是死亡金属和工业了，所以原创音乐很少，中国不适合摇滚乐生存，没根，没土壤，只是表现一些无聊的想法，还有某些乐队的愤怒根本没有理由，完全是与自己为敌。所以他们的音乐显得空洞没思想。这些现象你怎么看？
K：我觉得这些现象不可避免地存在，有好多乐队都是COPY起家的，而我们就是要做自己的音乐，虽然我们的音乐是HARDCORE，但我们并不局限于此，同时我们对工噪、电子也很感兴趣，我想无论做什么音乐，都要不断更新自己的意识，这才是最重要的。
w：你怎么看待个人也就是你自己与世界的关系？
K理念最古老的形式比较明白易懂，有说服力，换种说法：“我！就是zhen理。”我们已经废除真正的世界，还剩下什么世界？假想的世界吗？本质上依旧是原本的太阳，但被雾霭和怀疑笼罩着，这样理念会变得崇高而苍白……
我又去了“痛苦的信仰” 和“木推瓜”乐队的排练场，他们是在一间简陋的平房排练，房间四围都用棉被裹住，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扰民。在间歇我和乐队高虎聊了聊，高是个精神的小伙子，说话也很持重，我非常欣赏他。在排练中我觉得乐队成员很专注，其中有个贝司手，他是新手，高虎不厌其烦地解释着音乐中想表现的内容，那个乐手也很细心，不断纠正着错误。我很欣赏这样的乐队，在树村我亲自看到这些摇滚人的生存状态。当时摇滚人被现实挤压很无奈，为了理想可以执着一念。
2002年我和几个诗友来到瑞王坟，看到全国各地的摇滚迷汇到迷迪学校的操场、连着三天都挺热闹，可好的乐队并不多，其中的“木推瓜”“子日”和上海的“顶楼马戏团”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而有些乐队很差，调了半天琴也没唱完一首歌，音乐节里的好作品乏善可陈。朋克、说金、死亡、这些音乐类型复制欧美太过明显。很多乐队跟着“潮流”走，也没什么固定风格。有个HIP-TOP乐队模仿艾姆纳姆、哈狗帮，在舞台上大骂观众！有些“硬核”乐队连反叛的根基都没有，盲目地反对，满嘴口号。印象里王磊、子曰、王凡、痛仰、左小诅咒、木马等乐队的音乐起码有自己方向。有自己特质。
我认为摇滚乐精神存在于各种音乐形式。比如爵士乐就充满了摇滚气质，还有电子乐甚至有些流行音乐里面都包含着摇滚气质。摇滚最基本的精神就是要批判，批判那些你以前不敢批判的东西，包括你自己的爱情、你自己的虚伪、你自己的懦弱、那些装腔作势。如果一个乐队丧失了真诚和批判能力，他的存在根本没什么意义。
另外作为音乐人首先要尊重听众，但是不必相信听众评判，听众不是因为产生了共鸣来听东西的。人都会厌烦，当一个新的大众选择的东西出来之后，他们又去听那些。好多观众需要的是媒体的炒作，这是音乐人的遗憾也是听众的遗憾，为什么要相信包装、炒作呢？为什么要相信媒体？真正的听众不需要这些东西，无论歌手还是乐迷最该相信的是自己的耳朵。
世纪初网络盛行，下载对唱片发行影响很大，音乐趋于娱乐网路化，一个标准未建立，而多元却成了恶搞和商业运作的借口。中国进入无根无蒂的“后现代”，游戏漫画促生的一代，弃绝了反省，远离了思想，所谓鄙人拜物，这和时代的尴尬和人追求俗乐的肤浅有关。我依然穿梭在小巷里寻找那些被大众不了解的摇滚CD，对“摇滚”已经由爱恋转化为常态的“习惯”。听“摇滚”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真的时代变了，打口、打眼CD越来越少，我们这些乐迷可以收藏大量的原盘了。如今我也不像原来那么极端，我的心里可以容纳那些流行乐了，我听法国女歌手Sandrine Francois、Hélène Segara也觉得挺好的。我由最初听欧美经典摇滚、重金属、哥特转到英伦、后来专注于民谣、爵士乐，后来像独立流行、小清新也悉数容纳。渐渐开始疯狂下载，像台湾百家唱片、袁越乐评名作《来自民间的叛逆》配套的《美国民歌精选》，还有Bob Dylan、 Leonard Cohen、Arab Strap 、led zeppelin、Bruce Springsteen等都是全套的，辅助买些MV、摇滚现场和关于乐手纪录片的DVD。
新世纪中国摇滚仍在潜隐中滋长，靠唱片发行俨然难以切合实际，更多以现场演出的形式生存。我在天津看过崔健的演唱会、姜昕和张楚的酒吧演出，在北京随缘看了美好药店、万晓利在“愚公移山”；木马、舌头、苍蝇在平安大戏院的演出，后来自己搞诗歌朗诵会邀请了天津的民谣歌手助唱，凡此种种，都随风而逝，只留下模糊星点的印象。
到了一定年龄，对于新的乐队接受程度越来越低，新的乐队也就知道梅卡德尔、海朋森、达闻西、五条人、假假条、脏手指、法兹乐队，这些也都是女友告诉我的。像重塑雕像的权利、新裤子、Joyside因为《乐队的夏天》而翻红。而我大多数听的还是老歌，比如像日本的吉田拓郎、尾崎丰、山下达郎、长渕刚、中岛美雪、中森明菜；欧美的还是像甲壳虫乐队、皇后乐队、U2乐队、R.E.M、Nivana、Suede、平克•弗洛伊德、地下丝绒、鲍勃•迪伦、布鲁斯。斯普林斯廷、罗德•里格斯之类。
我们这些最后一波接受理想主义洗礼的1970年代人，追求终极价值观已渗入骨髓，蓦然回首我们身后的足迹，确认我们曾经走过的人生，恰似一场春秋大梦，梦醒了，理想很难剩下，梦如果不醒，人生就会彻底失败。我们被时间挤压，这和我们伴随我们的摇滚乐一样，时间证明了这一切。我衷心期待中国摇滚获得真正的复兴，可是事与愿违，空间逐渐萎缩。我只能把持好自己，为这个时代记录，不管环境如何再变，还需奋力前行，这才是摇滚真正的力量所在。
原载 任性知日
2024.2.26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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