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评价天主教的影响力时，公众号“保守主义评论”发表文章“教皇有几个师？”，其中谈道：西班牙威权领袖佛朗哥曾提醒庇隆，不要和天主教激烈对抗，并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胡安·多明戈（编者注：即庇隆），冷静一点，试着跟他们达成一项协议。记住，教会是永恒的，而我们的政权是短暂的。”
就此冯克利老师评论说：佛朗哥的母亲和夫人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今天看这个人，他才堪称卓越的“右派”领袖，其重大历史功绩至少可以列出四项：一是成功阻止共产势力以“共和”名义在西班牙夺权，二是未让西班牙法西斯化，在二战中维持中立立场，使人民免于战争灾祸，也使盟军最后获胜变得相对容易，三是采取了更加亲市场的经济政策，创造了所谓的“西班牙奇迹”，四是保护了西班牙的法定王位继承人，使后佛朗哥时代十分顺利地完成君主立宪的民主转型。
社会运动是复杂的综合体，里面充满了宗教的、政治的、经济的以及思想观念的博弈和角力，前面谈到的是宗教和威权政治的影响力，据说教宗本人是市场经济的反对者，他曾严厉批评资本主义，甚至用“市场暴政”来形容资本主义。这让我想起一个人，他以他的思想，凭一己之力，单枪匹马地阻止了奥地利一战后的布尔什维克化。这个人就是米塞斯。
现代奥地利的版图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固定下来的。一战后，奥匈帝国土崩瓦解，残余的国土不过630万人口，日耳曼民族占有绝对优势，他们甚至不能为这片残存的国土命名，哈布斯堡王朝的政治疆域已不复存在，国民只能自发地把他们的国家命名为“德意志奥地利”。
20世纪90年代，当我第一次踏足这个鲜花盛开的国度时，仍然能感受到帝国的威严，雄伟的皇宫和古老的歌剧院诉说着一个时代的辉煌。穿行于具有历史意味的街巷，一不小心可能就被某个伟大的天才人物撞了腰。这里是精神分析法、逻辑实证主义、奥地利经济学的诞生地，不仅仅如此，这里还是一个观念的自由市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实证主义法学、逻辑实证主义和行为学……观念迭出、精彩纷呈，从任何一个方面看，维也纳都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欧洲文化的中心。
不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奥地利差点变成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国家。昔日在庞巴维克研讨班上与大师激辩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尔一跃成了社会民主党的头号人物。尽管时任外交部长鲍尔的权势甚至超出了当时的总理伦纳。有证据表明，1918年至1919年之交，米塞斯阻止了鲍尔与布尔什维克结盟的努力。后来米塞斯回忆说：“完全由于我的努力，布尔什维克主义才没有在维也纳大行其道……我只身一人，单枪匹马地说服了鲍尔放弃与莫斯科结盟的想法。”
米塞斯清楚国家存亡在此一举，布尔什维克化将在短短几天内造成维也纳的饥荒和恐惧，成群结队的暴徒很快就会遍布维也纳的街头，暴力和杀戮将摧毁维也纳的文化与文明。
幸运的是，最终鲍尔的克制拯救了维也纳的文明。米塞斯与鲍尔私交甚好，“他本可以成为政治家，如果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话”，在米塞斯看来，最终腐蚀了鲍尔智慧、道德操守和个人诚信的，是他的所学和后来所行的那些先验的主义信条。
后来，米塞斯把这些思考写进了他那500页的《社会主义》专著。自从亚当·斯密时代以来，经济学家总是把人类行为假设为某种经济算式，而米塞斯坚称，这一可能性仅存在于市场经济中，如果没有市场，就只剩下了个人的价值判断，而绝不可能进行经济计算。
米塞斯踏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过去，人们曾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批评过集权式计划经济，但是都没有想过中央计划经济的功效问题。米塞斯优雅而彻底的一击撼动了极权主义大厦的根基，阻止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全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狂飙突进。
原载 葛陂小记
2025.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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