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春丨我亲历的两个庚子年 - 世说文丛

李鸿春丨我亲历的两个庚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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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是中国农历甲子中的一个干支纪年。天干地支从甲子到癸亥共有六十对,俗称一个甲子。我是1952年出生的,1960年逢上了庚子年,当时已记事,那忍饥挨饿留下的记忆,至今难以褪去。今年2020年又是庚子年,从年初武汉大疫漫及全国,封城、封路、封户,原本热热闹闹的喜庆春节,叫疫情压抑得几乎窒息。上半年大疫,六月份南方又是百年不遇洪水,淹了十几省。七月份中美关系如过山车一样坠入谷底。国家、人民和我们这些平凡百姓能否越过庚子年的魔咒,还真不好说。1960年的“瓜菜代”延续到1962年;有专家信誓旦旦地说今年疫情高峰还没来到呢!中美交恶,经济不振,也许还真要延续到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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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窑沟的标志性建筑——电气塔楼

人真是难得遇上一个庚子年,历史上的庚子年无不是国难人衰。往上数,1900年的义和团庚子之乱,1840年的鸦片战争,无不是天灾人祸,使国家和人民陷入深渊。

我的一个朋友很有才华,1962年出生的,可惜于2018年12月因病突然去世,他没有经历一个庚子年。我还有很多朋友,大多数是1958年“大炼钢铁”前后出生,到1960年庚子年时大多两三岁,就是四五岁的无论其如何聪慧,也不会有真切、清晰、强烈的庚子印象。而我在1960年夏天正好上小学,实实在在度过了从1960年起的三年“瓜菜代”时期。虽然在青岛这样一个大中城市,有定量的口粮,有鱼、有蔬菜等副食的补充,但饥饿留下的无助感觉至今难以从心底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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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自1940年代末期就住在大窑沟这个桥门洞子西边左手笫一个门二楼

196O年,父亲已是一个大厂的干部,工资大约五六十块钱,母亲在省外贸粮油仓库干临时工,收入也就是二三十块钱,而那时我们家兄妹五人加上我奶奶全家八口人,生活之不富裕之艰辛是显而易见的。记忆中我奶奶每天做饭,首先要保证我父亲吃好上班,其次年幼的弟弟妹妹,一个三岁、一个一岁多,不记得吃过大米干饭,而是大米熬的稀饭,弟妹吃干的,我们三人喝稀的,稀得可以照出人影儿。苞米面饼子也很稀罕,经常吃的是地瓜干,蒸熟了一人一两片,就算是吃过饭了。

记忆中我们家之所以能在上一个庚子年挺过来,老家中的姥爷、姥娘及舅姨们的帮助起了很大作用。有一次我去小港码头接我姥娘家一个姓王的侄子,捎来足足二十多斤地瓜叶,上面还捎带着十多个大拇指头粗的小地瓜,我扛着边往家走边吃,到家吃得肚子鼓鼓的。我姥爷当时五六十岁,是石臼村里的大队支部书记,三天两头托船员或来青岛的亲戚捎来一袋子粗粮面或几个鸡蛋。

有一年冬天,天气特别冷,我姥娘搭船来到青岛我家,一进门就大声喊道:“大丫,我给你送煎饼来了。”我姥娘面相和善,极有人缘,走在路上似刮风似的。我记得我大舅二舅因公出差路过青岛,总是留下几斤粮票。我奶奶娘家的侄子、我大伯家的大娘都托人给我家捎过野菜和地瓜干等食物。我从小肚子和胃囗就不小,我怀疑就是1960年吃不饱饭老喝水造成的。后来白水喝不进去,就倒上几滴酱油喝,以至弄了个大胃口,倒好三四十岁后喝啤酒成瘾,在青岛啤酒节差一点喝成一个冠军。有一次与一个同事喝啤酒,在大庙山下的广东饭店用大白瓷碗喝啤酒,我一气喝了二十多碗。还有一次喝成箱的青岛啤酒,一气喝了二十三瓶,那时候一瓶青岛啤酒是一斤三两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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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窑沟海关后标志性建筑,望海楼子发气象标志的地方,现已拆除

生活有些记忆并不是都那么美好。我奶奶是小脚女人,但走起路来一点不输成年人。操心生活多走路,有时就为了节约一分钱。我家住在大窑沟,靠市场三路菜市场和北京路五起楼菜市场较近,为了便宜一分钱的菜,我奶奶与邻居还年长的徐奶奶二人竟挨个市场都去问过,再走回来买那便宜一分钱的菜。我母亲之所以96岁去世,与她年轻时重体力劳动锻炼有很大关系,吃咸、吃辣我都是传承我母亲的嗜好,记得我母亲在我这个岁数时,上粮店买粮,肩上总是扛着一袋子面粉,两手还提溜着十几斤粗粮袋子。而我现在空手走路都气喘不已。由于生活在城市, 没有亲眼看见过饿死人的现状, 但有些事总也忘不了。我家斜对面有个黄山食品店卖点心, 有一天中午, 一个瘦瘦的中年男子就抢了一个刚买了一包桃酥的人, 他边跑边把桃酥往嘴里塞, 到桥门洞子底下被追上, 爬在地上不顾头上出血, 还往嘴里塞。

大概是1961年冬天吧, 我去邱县路十号大院同学家中送作业本, 一进院右拐一家人正在打孩子, 打得孩子哭天喊地, 听了听原因是两个不大的孩子把全家人的晩饭都给偷吃了。那时的我们正是长个头的时候,小学同学中很少有胖子,大多都是精瘦精瘦的。与“瓜菜代”时期吃不饱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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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大窑沟铁路桥上看冠县路和小港一路,左边窗户边就是我家,日本式二楼建筑

时光如烟逝去,一晃六十年过去了,又迎来一个庚子年。腊月门上武汉就封城了,瘟疫之下全国各地接连引爆,我弟弟腊月二十六确诊癌症,计划是初七八住院治疗,我侄子在国外且刚刚生下儿子三四个月回不来。我们兄妹去陪他治疗,多冷的冬天几次去阴森森的医院,踏着冰水雪地。还好弟弟的治疗稍有成效,我们兄妹也没被传染上。口罩戴了半年多,南方洪水一波波淹,这庚子年的气息越来越糟糕,再加上中美关系急转直下,物价蹭蹭长,这生活似乎有点不妙,我们只能慢慢地祈祷。但愿这个庚子年之“祸”短时间结束,千万别和1960年那样拖上一年两年,那老百姓可真是要吃二茬子苦了。记得武汉作家方方在她的“封城日记”中有一段话:“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现在那些灰就在庚子年天空飘着,它会飘向哪里呢? 它会罩上哪一个老百姓头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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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窑沟铁桥,左边二楼两个窗户就是我家
 
写于2020年6月下旬,修改于2020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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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 《李鸿春丨我亲历的两个庚子年》 发布于202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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