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繁衍，院落在扩张。可是，从村子里的砂土路上穿过，我分明看到一些新修的院落挂了大锁，听不见鸡叫，看不到鸡跑，那种安静，如同村口沟坡上的那间土地庙。大门框上，过年时贴上去的“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的春联依然如新。我听说，他们全迁走了，一些去了红寺堡移民新区，一些去了金昌开发区，个别老人随儿女去了繁华都市安度晚年。他们，最终是不是还要回来，不得而知。
整个山村的炊烟还在继续减少。但这不是山村的疼。
西北边，那里有山村唯一算得上平坦的土地，我一出家门就可入眼。入眼的还有一道院落——站在任何一条进入山村的土路上都能看见它，而且还会让人惊讶地张大嘴巴。它围墙坍塌，几座房子破败，青瓦上长满了绿苔。院子里蒿草纵横，几棵柏树高过屋顶，枝条肆意延伸。这座院落已经没有了生气，阴森的可怕。
我熟悉曾经充满人间气息的这坐院子。
院子大约是在1988年秋月建成，腊月搬了进去。因山村里的人们都张罗着过年，也就把恭贺乔迁的时间放到了正月。那个傍晚，主屋里已经围了不少人，愉快地吃饭喝酒。柱子夫妇脸上挂满了喜气，就像挂在他们家院子里柏树上的彩纸一样。他们的孩子，男的叫永永，十一二岁模样，带着他名叫喜珠的妹妹，在院子里燃放鞭炮。他们是从北边的老院子里分出来的。老院子在北边，我几乎没有进去过，但门前的几棵杏树却保存在了记忆里，而因此觉得，谁家没有几棵杏树呢？似乎有了树，院落才更像院落。
山村贫瘠，几亩薄田打下的粮食并不能满足生活所需，几乎所有人家都为了过上好日子而努力着。于是，青壮年出门打工了，他们年底回来，穿着光鲜，不几年，翻修了房子，买上了摩托车。特别欣慰的是，这些刚过二十二三的毛头小伙，以前很难找上对象，有了钱后，找对象也不再成山村人的一块心病。
柱子急。虽然院子是新的，但家里仍然不太盈实。眼看着永永一天天长高，他寻思着也能挣上个油盐钱，填补生活。山村的中心有个废弃了的瓦窑坪，坪上是以前生产队里的养猪场。猪场停办后，空出了一些地皮和房子。这个地方经常由队里周转一些分家后还尚未及时建起新院子的人们。养猪场的西边，已经划分给了一户人家，东边约有一道院落大的地方还空闲着，自觉的人们知道它的用途，没有谁去争抢它。可是，当人们睁开眼睛，却突然发现那里新安上了一孔大门，并且，朝向山村道路的围墙上，开出一眼窗户。窗户打开后，人们知道那是一个小小的杂货店。店主不是别人，正是柱子。
柱子不是已经有新院落吗，为什么还占下这个地方呢？山村里，没有人出面过问这事。不是不过问，而是不想去过问。柱子不好惹啊。土地还没有承包那会儿，柱子是队里的炮手，当雷雨来临前夕，柱子就会从地里早早的回来，到队里的仓库里领上火药，背在一个木箱子里，缓慢地朝山村的制高点北山顶走过。山顶有一间小房子，立着三门将军——钢炮，专门对付雷阵雨。当北边的黑云压过来时，钢炮会将架在炮口的瓦块送上云层。有一年夏天，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在给一门钢炮填充火药时自行燃烧了，火药喷溅了他一身，他也燃烧了起来。人们看到，一只火球从山顶滚到了山下。自此，柱子的性情大变，变得暴躁异常，只要他不顺意，就会站在村口破口大骂。只要他不高兴，手起刀落，就把乱跑的鸡的脑袋砍下来。的确，山村的孩子都怕他，他瞪大的眼睛充满杀气，让人不寒而栗。难怪，村子里有人吓唬不听话的孩子时说：“看，永永爹来了！”
快进入新世纪时，我曾去他那里买过东西。小店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羞涩了，而是在门前建起了两根檩的房子，立了几个货柜，俨然规模不错的小百货商店了。可是，他没有昔日的恶声恶语，尽管山村不在乎所谓的服务态度，但我还是看出了他一脸的疲劳和悲伤。我不能用语言去安慰他，生怕会触动他崩紧的神经。我知道，前不久，他的妻子离开了人世，而为什么选择死亡，人们有多个揣测结果，但未经证实，似乎仍然是个谜团。据说，柱子像平常一样，挑粪上山，回来后去了他的商店里，中午回家，他家的那道新院子的大门从里面反插着，他喊了几声，见没有人应答，就撞开了大门。迎着他面的不是妻子的笑脸，而是妻子悬吊在屋檐下。
这是整个山村的悲哀。这时节，他那叫珠珠的女儿已经嫁人，得到娘去世的消息后，她多次悲痛地昏倒在回来的路上。但他的儿子永永却不能及时回来，他随着打工的队伍远到了内蒙。等他回来时，按照山村的风俗，他的娘已经入土为安。头七纸后，儿子又奔走异地他乡，女儿回了婆家。人们揣测，是换亲引来的后果？在山村，换亲并不鲜见，当儿子长大找不到对象时，不得不去拿年小的妹子给兄长互换个对象。永永我见过，个子高，脸圆，长得很是清俊。按说，这样的小伙子也不难处个对象，可或许是因为他爹名声的原因，二十岁后仍然没有媒人上门提亲。男孩子过了这个黄金年龄，等于进入了危险段，无奈，他的爹妈作主，以女儿珠珠为他换了个对象，只是，还没有过门，本打算这年腊月办喜事呢。
我离开山村，尤其是人到中年，因忙于安顿自己的生活，便很少回家。可一些消息风一样吹进耳朵，让你吸口冷气，回避不及，扼腕悲叹。
还是关于柱子家的消息。柱子的妻子烧三年纸时，对山村来说也是件大事。尽管她去世的早，但习惯上，人们都把三年纪念日当做喜事来过。只是，像她毕竟不是高寿，就有了一些忌讳，山村也掌握着分寸，纪念日搞的相对简单些。按照程序，早上去她的坟头烧纸，然后在大门和主屋贴上红对联，人们没有像过去办喜事那样玩闹，围坐在一起喝了主家的敬酒，都早早回去了。永永为了给娘烧纸，提前回家，计划过几天离开。珠珠从坟上回来，看天色尚早，加上婆家还有许多活计等着她，便急着回去了。
柱子父子累了一天，天擦黑时，和儿子一起在门前烧了张纸，也就早早睡了。
柱子白天喝了不少茶水，凌晨两三点，他被尿憋醒。拉亮灯，身边不见了儿子永永。厕所在院子里，他以为永永也上厕所去了。开门，出去，外面黑乎乎的，有东西撞在他的身上。适应了外面的黑暗，借着从屋内透出的灯光，他终于看清，是儿子撞了他——永永一丝不挂地吊在屋檐下，已然没有气息。柱子朝夜空大吼了几声，凄厉、悲怆、恐惧。然后，他昏了过去。山村的静谧也被他撕破。
如今，那道“新”院不再有新意，想必柱子再没有踏进去过一步。
到底是什么原因招致他们家如此下场？没有结论。山村的人们茶余饭后悄声议论，“那道新院凶，不能住人。”“肯定是换头亲不如意，后悔罢。”“永永那娃是被他娘叫走了。”最多的议论是：“占两道院谁住？两道院就意味着住两种人，祸端早就留下了。”很多说法都往迷信与贪婪上靠，不管有无道理，正确与否，空荡荡的院落好像永远诉说着一种痛。
而似乎，院落不仅是山村的物质构成，更是人们的精神构成。
山村四山环抱，但不一定每一个山弯都是建院的好地方。东山行，于是，所有的院落从东山腰开始洒了下来，一直延伸到平坦的山村腹地。我家院落的后上方，住着土生一家。土生爹娘在我的记忆中比较清晰。老人家的眼边经常红肿，弓着腰，戴着顶黑色瓜牙帽，言语不多，出入在山村田地的麦场里。现在想起来，土生的长相与他爹几乎没有差异，只是土生的眼睛没有任何问题。土生娘打从娶进山村，据说身体一直不好（尽管她生了两女三男），长时间在家里呆着，很少出工上地。她家养蜂，秋季时，她总会在一个傍晚出现在我家院墙边，看着院子里的动静，喊着我的母亲----山村有山村的讲究，不直呼大人的名字，叫的是我大哥的名字。我的母亲听到后也满心欢喜，拿了瓷缸子，去她家取蜂蜜水。蜂蜜水是洗蜂巢时淋出来的，清，淡黄，可蜂蜜的浓香不减，充满美味惯有的诱惑。多少年，我一直对他们抱有好感。
1995年前后，土生的爹娘尚在人世。他二哥娶妻早就分了出去，偌大的老院子里，就剩下他和他的大哥德生两个光棍陪伴着老人。德生已经年过四十，娶妻无望，土生正当二十六七，处在婚育的好年龄。土生身体壮实，算得上一个好劳力。可奇怪的是没有哪家女子愿意嫁过来。有人给土生爹娘建议说，“你家老院子让人一看就是穷人家，谁愿意把女子嫁来受罪？”于是，老人家倾其所有，把房子重新修葺了一遍，大门也进行了精心装饰，当时，那门头应该是山村最亮堂的。从南山口远眺，大门上的瓷片一闪一闪的，感觉那是个富足人家。而不久，两位老从先后离开了人世。
在山村，没有了老人，未成家的后人基本都变得懒惰。德生和土生弟兄大约如此。村子里的人看着急，便动员他们出去打工，赚钱回来好过日子，或者在外面混得更好一些。进入新世纪后，他们果真出门去了，一年后，土生回来了，德生没有回来。听说，他少言寡语，又能吃苦，正好有个中年妇女殁了男人，就把他招了过去。这对于山村来说，算是个安慰。
第二年，土生又出去了。他的勤劳，让人们夸赞不已，心想他今后也会有个好的归宿。年底，有人看见他回来了。可是，好长时间里，他却不出家门，去和乡亲们聊聊外面的世界。当人们与他见面时，却发现他有些异常，眼神贼溜溜地，说话巅三倒四。最终，他的情况从外村与他一同出外打工者的口中得到证实：土生根本没有认真打工挣钱，而是加入到当地一个什么组织里，练什么米面自来的神功。该组织被警方捣毁后，他已经是走火入魔。
2010年到2015年间，我在老家至少三次见到过他。那是老家里办白事和喜事时。他蜷缩在墙角，守着一只火炉，除了认真地完成总管交待的烧开水的任务外，其他时间里，他都在不知疲倦地喝茶，喝茶。土生与我同龄，一起上过小学，一起睡过我家的大炕。好在他的脸上没有一根令人讨厌的胡须。我走了过去，他朝我笑笑。我说他长胖了，他说，那是每天吃抑制狂躁的激素药导致的。我问，生活困难吗？他乐了，说，不困难，领低保，咱是残疾人。他又补充说，没有米面和清油了，咱就到乡政府去要。我疑惑地问，人家给不？他说，不给，我的病就犯了。我看到了他得意地笑。
一抬头，就看见他家的大门。时光流水，已经把瓷片上的光华洗净，甚至，那些脱落的瓷片真好像坏掉的门牙。
守望着空院子的不止他们。在最后一次见到土生时，还见到了与我一起长大的小灵。
小灵家的院子大，能分我家的两个。院子里长着一棵酸梨树，春天开花，秋天结果。春天时我们去他家的院子捉盘旋在梨花上的狗蜂。蜂好像没刺，个头大，显得笨拙。捉起来，放进卷好的纸筒，听“嗡嗡”地叫声，很是开心。酸梨成熟后，他的爹娘不同意我们采摘，那可是走亲戚的好礼品，也是治咳嗽的好偏方。但允许我们拣拾树下的落果。他家的房子修建于1970年代，一间正对着大门的上房，东边一间小房子和一间厨房。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小灵没有成家，应当怪罪他上嘴唇上的一个肉疙瘩，山村里有许多人这样认为。其实，小灵以前没有这东西，我们八九岁时，生产队还存在，孩子们放学后经常结伙去拾粪，一则帮大人完成队里的任务，二则，如果是驴粪或者牛粪，晒干了还可用于冬天填炕取暖。我们有惯用的方法，可在牲口的屁股上轻轻挠动，牲口肛门发痒后，便会排出粪便。而不幸的是，那次方法失灵，一头性情温顺的黄牛突然扬起后蹄，不偏不倚命中了小灵的嘴巴，他连人带筐滚下了山坡。所幸的是黄牛没有踢到他的头颅，滚下山坡后也没有造成什么致命的伤残。但嘴巴好起来后，因为没有经过医生处理，他的上唇就留下了豌豆大的疙瘩。
小灵的姐姐相继出嫁。随着小灵年龄的增长，他的婚姻大事让所有人担心。曾经有人主张以他的妹妹给他换一个媳妇，却得到了小灵的坚决抵抗和反对。爹娘拗不过他，只好听天由命。有人建议他去医院做个小手术，去掉肉疙瘩，也同样遭到了他的坚决抵抗和反对。他觉得，肉疙瘩对身体没有任何影响，实在是多此一举。若是说影响美观，一个男人，丑陋点难道就是毛病？其实小灵的观点并没有错，可错就错在他对普遍审美缺少认识。
拖过了三十，又拖过了四十。拖到他的爹娘满含心事去世。
那天，我从他家门前走过，他正好出来，就喊我。我见他目光失神，脸色发黄，头发很长，也沾了不少土灰和油污，衬衣领口也围着一圈黑。我给他递了一枝烟，他不抽，顺手架在耳背上。他对我说，家里乱烘烘的，就不请你进去坐坐了。我对他说，应该洗理一下头发了，他说，不洗，洗过就又脏了，闲事。我说你把衣服换洗一下吧，他说，费时间的很，洗过就又脏了。我说，你没有出去打工？他说，挣上钱也没地方花，不去。我说，不打算把房子修一下？他说，一个人守望着就行，修了也没用处。
我朝院子里张望，那棵酸梨树还在，树下有几只鸡跑动。快要坍塌的房子十分低矮，对比中，院子显得那么宽大，大得无当，大得冷清。而那个大门，一片经年的门扇斜掉着，好像挫裂的嘴。走远了，仍然能听见它的一声叹息。
作者简介
李新立，甘肃静宁县人，打工谋生，业余记录窘迫的生活及精神状态。其作品见于《美文》《散文选刊》《作品》《广西文学》《青年作家》《朔方》《散文》等文学期刊，多篇作品被收入年度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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