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关于中世纪分期，史学界没有完全一致的说法。说中世纪黑暗，源于圣奥古斯丁。圣奥古斯丁认为，人类已进入历史的“第六阶段”，即“启示录”里预言的“末日”。“末日”含有黑暗的意思。后人受圣奥古斯丁说法的“启发”，其实误解了。那位用“我要过凡人的幸福生活”吹响了文艺复兴运动号角的意大利人彼特拉克，也持“中世纪黑暗”的说法。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伏尔泰对中世纪作了系统的批判，他认为中世纪是黑暗的时期。至于教科书的说法，则来源于中国的意识形态。
在我看来，谈中世纪是个历史学、社会学的问题，不能带着其它框框，必须实事求是。如果说圣奥古斯丁的说法仅是宗教意义上的“预言”，不能作为世俗的历史学、社会学根据；那么其余人的“黑暗”说法，就看其是否符合历史事实了。
历史上中世纪确实存在过落后的黑暗时期，那是中世纪前期，是教会造成的，与基督教、与圣经无关。有些中国基督教徒出于崇拜信仰的原因，不愿承认中世纪有过黑暗时期的事实，可以理解。但那是愚昧无知了。
中世纪的分期应该从社会的经济形态与政治形态看。公元476年西罗马灭亡后，欧洲开始进入了长期的割据“分合”时期。经济形态基本上是持续上千年的农业文明中的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原始商业时期。但是这个时期与中国的春秋列国不一样，就是教会统治力量的存在！各国国王虽然拥有世俗的统治权，但教会对国王有一定的制约权。所以我说中世纪的欧洲各国是“双套马车”体制，国王与教会共同统治国家。
中国的春秋列国，是真正的“各自为政”，没有任何制约。
欧洲的中世纪与中国的“封建社会”也不一样。最重要的的不同之一是：与欧洲中世纪同时期的中国“封建社会”基本上没有发展出商品经济。北宋时期一度出现商业繁荣的景象。但那是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商业，说不上商品经济。只有晚明开放海禁，出现过商品经济的萌芽。不过，不久就毁灭在满清屠刀下的统治中了，中国重回闭关锁国、重农抑商的老路。中国“封建社会”始终奉行“重农抑商”国策，是中国商品经济不发展的根本原因。
欧洲中世纪的“双套马车”统治，实质上是一种分权现象。欧洲从未有过中国这种皇权中央集权制社会。中世纪这种政治上的分权体制太重要了。
所以我对中世纪的的“定义”是“双套马车”的分权政治体制与农业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体制。教科书里不是这样的说法。
根据这个定义，欧洲从公元476年西罗马灭亡开始，到十六世纪“地理大发现”，一直处于我定义的社会形态。所以说中世纪持续了大约一千多年。为了便于记忆可以这样说：中世纪从西罗马灭亡，到地理大发现结束。但是地理大发现从十五世纪葡萄牙远航非洲，到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前后经历了一百多年。地理大发现为欧洲的商业发展开辟了国际市场。促进了欧洲工商业大发展。加快了先前的以农业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解体。迎来了资本主义的大发展。
问：您为什么说“双套马车”的分权体制太重要了？
答：我说“太重要了”，不是赞美“双套马车”这种体制；而是指出“双套马车”分权体制，给欧洲人留下了宝贵的生存空间！为什么这样说呢？
分权制，不大可能出现全社会的“大一统”，没有在思想上、精神上、价值观上、伦理上、教育上、乃至生活方式上的“大一统”——这是欧洲人、欧洲社会，没有出现中国皇权中央集权制社会固有的死水一潭现象的根本原因！这个原因也是欧洲即便在“反动的、黑暗的、落后的”中世纪，民间也会出现新的思想萌芽及促进社会变革的思潮；当然“死水一潭”，也是中国农业文明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社会没有活力，不可能产生新的思想。
问：中世纪教会的思想统治不是也很严酷吗？
答：彼严酷非此严酷矣！中世纪前期的思想禁锢是真实的。但再严酷，仅是教会所为，不是教会与国王的“大一统”所为。国王是世俗的，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毕竟与国王有关，教会管不了那么太多。再严酷，毕竟有但丁的《神曲》、彼特拉克的“我要过凡人的幸福生活”这种批判教会的声音可以传播；毕竟哥白尼的思想虽然被教会禁止，但哥白尼思想在民间社会上传播开了。毕竟路德、加尔文等人面对教会的淫威，可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毕竟以抗议教会为主要目的的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运动波澜壮阔起来。总而言之，教会统治再严酷，没有、也不可能造成欧洲人的愚昧！中世纪的欧洲人即便在前期，思想的活力也没有枯竭！何况思想禁锢，那仅是教会所为，不是基督教的责任、不是圣经的责任。只能说那时的教会曲解了圣经，错误地利用了基督教。不是吗？哥白尼革命后，教会也走上了“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正常轨道！
何况古希腊文化能在中世纪“复活”，实际上是教会的功劳！说明基督教涵有伟大的包容精神！
问：看来中国人没有资格说中世纪欧洲人愚昧吧？
答：实际上欧洲人从未有过中国人的愚昧——
中国人崇拜帝王。欧洲民间却流行“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意思是我家那三间破草屋虽然不挡凤，不遮雨，但国王未经我的许可，是不可以随便进入的。因为三间破草屋是我的私有财产，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样的思想意识，今天的中国人就有了吗？
欧洲人在一千多年前就有了国家征税要与纳税人商议的习惯。到八百年前，这种习惯被法律固定下来（1215年大宪章）。也就是说，远在中世纪时期的欧洲人就知道，纳税人所以要纳税，是花钱买政府为其服务。纳税是有偿交易！中国人到今天不是仍然相信“皇粮国税，天经地义”？
问：您说中世纪是西方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是否与您讲过的中世纪教会发展了科学，从而带来了西方文明的大发展有关？
答：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西方文明的大发展就是人类文明的大发展！我说的中世纪是西方历史上的重要时期，不是针对已经是西方历史的一个中间环节这个事实说的。而是从人类现代文明的大视角说话。也就是说，构成人类现代文明的主要方面，都是在中世纪已经“初露端倪”，或者说是在中世纪已经开始发育了。
例如政治文明中的民主宪政，都是由“四权分立”（立法、司法、行政、媒体）的具体组织实现的——例如中心组织议会，是在中世纪的英国经过数百年的时间发育成熟的。1215年英国国王与纳税人选出的代表讨论后达成协议，签订了历史性文件“大宪章”。这些代表纳税人与国王“讨价还价”的人们，后来成了替纳税人说话的专职人员，这是最初的议会议员。议会组织就这样产生了。当然议会组织直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时才基本形成，到十九世纪议会改革时才完善下来。前后经过了六百年的时间。可以看出，议会制度是从中世纪的英国产生的，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完善出来的。
例如市场经济，是在中世纪后期由地中海为中心的商业贸易发展为拥有国际市场的市场经济。从而加快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市场经济所以在欧洲中世纪产生并发展起来波及全世界。主要是中世纪教会支持市场的开拓与发展。这与中世纪后期的宗教改革形成的“新教论理”密切相关。所以说全世界的市场经济源于欧洲中世纪。
历史学家钱穆煞有介事地说：欧洲商品经济之所以发展起来，与其地理位置有关。意思是，沿着地中海周边发展出了蔚为大观的商品经济。中国是农业大国老百姓靠农业吃饭。所以商品经济不发达。
钱穆难道不知道：中国东南沿海广阔的地区多么适于发展国际贸易！为什么未能发展出持久的、成熟的、决定历史走向的商品经济？实际上东南沿海一直存在海上贸易，至少在魏晋时、特别是五胡乱华后，海上贸易就存在。是当地人生活的主要来源。只是由于官方推行“重农抑商”国策，得不到发展罢了。
待到朱元璋明朝时，便严厉执行海禁国策，彻底禁止海上贸易，用武力残酷打击海上贸易。在这样错误的国策中，怎么可能发展出商品经济？晚明一开放海禁，国际贸易骤起，势不可挡！商品经济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出现。所以商品经济是否发展，与地理因素有关。但不是决定因素！北宋时商业不是很发达？哪来的地理因素？北宋商业只是好景不长罢了。历史学家的钱穆不可能不知道这些历史事实！怎奈钱穆太爱儒家文化了，以至于他的很多史学观点因受这种“太爱”的局限，多有不当、甚至错误之处。
我之所以强调这个问题，主要是指出中世纪欧洲商业所以能发展出波及世界的市场经济，基督教精神功不可没！
至于中世纪发展出日新月异大发展的科学。这个问题我已经在文章《与何光沪教授商榷》中特地讲过了：中世纪教会是欧洲科学发展的中流砥柱！这里就不重复了。
问：您梳理的政治文明、经济文明，以及科学——这三个决定人类现代文明的纬度，都源于欧洲中世纪！但是人类现代文明社会的主体是人。现代文明社会里的人之思想意识是否有不可或缺的共同理念呢？
答：这个问题提得好！也不难回答：自由主义是现代文明社会人类共同的生存理念、共同的意识形态。不过这个问题我已经在《什么是自由主义》中作了全面的阐释。
问：您的《什么是自由主义》我读过。但那是一篇写给学术界看的文章。您能否用口语化的通俗语言对普通读者简要地讲一讲“什么是自由主义”？
答：你的这个要求已经不是今天“答客问”的内容了——那是另一题目的文章。以后专门谈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