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梦是从夜校开始的。
1970年初中毕业，分配到啤酒厂当工人，心里挺憋屈的，大概因为看过几本书的缘故，总觉得自己怀有鸿鹄之志，在不远的将来会一飞冲天。
工厂附近有一所学校，叫“台东区职工业余学校”，开设很多课目，工厂鼓励工人到夜校学习，给报销学费。我在那儿先后学习了工业制图、初级英语和生理医学，都是浅尝辄止半途而废，直到夜校开设了文学写作班，这才安心下来，有模有样地学习了两年。当时我想，文学好啊，将来当干部做领导，写文章作报告，引经据典，出口成章。
教我们的是宫辰老师和徐瑞昌老师，前几年，宫辰老师去世，我在外地，没有赶上他的葬礼，心中凄惶了很久。我的第一篇能够被公众阅读的文学作品，就是发表在宫辰老师主办的《台东文艺》上。那是一本油印杂志，纸张粗糙，字迹模糊，尽管样子挺寒酸，却是文艺青年心中的绿洲，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青岛作家，很多在那上面发表过处女作。我想，如果以后要写青岛文学史，这本其貌不扬的《台东文艺》该有一席之地。
给我启迪最深的是徐瑞昌老师，他给我们几个同学开小灶，在他家里，他可以讲课堂上不能讲的话题，可以说在学校里不敢说的观点。更重要的是，他家床下有一只大木箱，里面装着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去他家，头一件事就是把那只大木箱拖出来，把上次拿走的书塞回去，把没看过的书拎出来。
在此之前的“文革”初期，我曾经伙同他人偷窃过两所学校的图书馆，窃得图书上百册，大都是文学作品，囫囵吞枣地读过一遍，所以，对那些“洛夫”和“斯基”们就有些似曾相识。
在夜校学习的两年里，对中国文学史有了约略的了解，知道了诗歌的比兴赋，小说的三要素，散文的形散而神不散，还有电影的蒙太奇手法。而且，最要紧的是我在《台东文艺》上发表过作品啦。文学写作班毕业时，夜校郑重其事地发了一个毕业证书，这事儿非同小可，它让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一尊开光了的菩萨，可以用文学去普度众生了。
于是，挽起袖子舞文弄墨起来，用一些慷慨激昂的词汇，写一些大而无当的题材，编一些漏洞百出的故事，最终却是无功而返。除了自己的失误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阻碍来自我的父亲，他反对我从事文学创作的根据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他怀疑我初中文化水平，正经书没念几本，还能写文章吗？另一个原因是“文革”的现实摆在面前，凡是舞文弄墨的人，都要被“运动”着，弄不好还会家破人亡。他让我读《毛泽东选集》，让我看《人民日报》，让我在毛主席指引的革命大道上奋勇前进。
毛泽东的书我读过，其中的某些篇章耳熟能详，可是，一个人一辈子不能总是读一个人的书啊，就连神父也不是读一辈子《圣经》的，何况我们读了十年，已经腻歪的不行。另外，我想寻找一些怎样做人的道理，毛泽东的书里没有啊，他不教给我们怎样做人，只告诉我们怎样与人奋斗，怎样把另一个阶级消灭。
但是，被“文化大革命”毁掉的那些书里有做人的道理，在托尔斯泰的书里，在大仲马的书里，在巴尔扎克和莫泊桑他们这些人的书里，当然，还有曹雪芹之流的中国先贤们的书里，充斥着做人的道理。懂得了做人的道理之后，不再为自己的工人身份感到羞辱，默默地做了四十年工人。
明白了一点做人的道理之后，文章还是要写的，还是大事件，以天安门事件为背景，以父子两代人为人物，写的就是我与父亲的矛盾，题目就叫《父与子》，小说开头便说：“这是一个愚昧的年代，中国人对着偶像疯狂的崇拜……”时间是１９７９年，天安门事件没有平反，我在小说里为它平反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背后，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这种否定，并不意味着我有多高的政治境界，只是一种潜意识，因为它和我向往的社会相去甚远，我不喜欢这样的“革命”。
小说完成后，同学的父亲是文化局局长聂希文，老爷子说，我给你找个老师吧。然后写了张纸条，让我去“海鸥”文学编辑部找刘禹轩老师。
第一次走进信号山路25号，心里是忐忑的，就像一个小沙弥前去叩响天竺殿堂的门扉一样。然而，见到刘禹轩老师以后，这种惶恐没有了。刘禹轩老师刚刚调到编辑部不久，他是以平反右派的身份，被落实政策安排工作，一场“反右”和一场“文革”，使得他家破人亡。在知道了他的身世之后，我很惊讶，一个从地狱劫灰里站起来的人，依然有儒雅的风度和睿智的谈吐。
很荣幸，我和我的小说，受到了刘禹轩老师的赏识，他说，尽量争取让这篇小说发表。但是最后却没有发表，原因是人所共知的。我看到五位编辑的稿签，他们一致同意发表这篇小说，其中李建国老师的稿签上写道：“这样的小说不发，将是我们‘海鸥’的耻辱……”
我诚惶诚恐，我心存感激。
和我的小说一起被“枪毙”的还有卢新华的小说《我该怎么办》，我的《父与子》压在了书橱的底层，而卢新华则把稿子又转给了《新华日报》，在那里发表了，于是，上海成了“伤痕文学”的发祥地。
刘禹轩老师的鼓励给了我动力，他说你要继续写，写你熟悉的生活和人物。在我参加工作之初，工厂军管，阶级斗争是压倒一切的政治工作，因为我的出身没有瑕疵，上级领导要把我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安排我到一个叫做“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的地方锻炼成长。在那里，我目睹了冤假错案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在那里，我体验了“阶级斗争”是如何让人失去人性的。在那里，我还看到过逆境中的人性是怎样的熠熠生辉。
“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的牢房里，关押着我们的总工程师，一个白白净净的男人，一个唯唯诺诺的书生，在写完每天的“罪行交代”和“思想汇报”之后，他居然提出还要看业务书，还要看当日的检验数据报告。当他解除羁押之后，迈出牢房的第一件事竟然去了车间。于是，我就写了他，写了一个逆境中的男人，写了一个知识分子对政治迫害的抗争，小说的题目叫《酿》。
人的一生，是酿出来的，民族的历史，是酿出来的，人世间的丑恶与美丽，也都是酿出来的。在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我呆了不到一年，我感觉自己快要变成一个狱卒或者是打手了，如果再呆下去，我会变成一个连我自己都不认识的人了，如果离开的话，那我就辜负了组织的培养。纠结中，我找了许多借口，最终回到车间，继续我的工人生涯，这个生涯也是酿，酿啤酒，也酿人生。
1980年4月号的“海鸥”发表了我的小说《酿》，我叩开了文学殿堂的大门，登堂入室了。
有一年，随父亲回老家，那里是父亲的出生地，除了爷爷奶奶的坟墓，没有一点与我有瓜葛的东西，那些热情的叔叔大爷们，没有一个和我有五服血缘。父亲的三个兄弟，一个被抓劳工死在日本，一个武装反抗日本侵略，战死在胶东某一处山坳，最后一个迫于生计闯了关东。
在老家，父亲如鱼得水，今天三叔家，明天四爷家，蜷曲在炕头，喝的是味道古怪的地瓜烧酒，说的是三十年前的古老话头，我听的昏昏欲睡。忽一日，父亲说要带我去看他的表舅，我精神一振。在此之前，我听到过只言片语，父亲的表舅是个人物，曾经叱咤风云，是方圆百里的农会主席，在解放战争期间，杀过还乡团。在离我们老家不远的地方，有一条河流，叫五龙河。夜深人静的时候，父亲的表舅和他的手下，就把还乡团的人押到河边，大刀片子凌空挥起，然后风驰电掣地落下来，“咔嚓”一声，还乡团的脑袋就滚出老远。有一回，不知是手软了还是气短了，“咔嚓”声不那么清脆，还乡团的脑袋也没有滚出多远，而是落在了父亲表舅的脚下。父亲的表舅抬起脚来，想把那颗头颅踢开，却不料被头颅上的嘴巴咬住了鞋跟，谁也没有办法把鞋子从那张嘴里弄出来，最后，父亲的表舅只好把他的鞋子随那颗头颅去了。
屠杀是双向的，父亲的表舅被还乡团灭门，只剩他自己形单影只。
我见到了前农会主席，一个普通的农家老汉，杀过那么多人，他的笑容依旧淳朴，身板也算硬朗，只是在端起酒盅的时候，我看到他的手在不停的哆嗦，是做农活累得？还是杀人落下的病根？父亲和他的表舅喝过三盅酒后，我决定把这个老人写进我的小说。可是，当我向他问起当年的往事，他突然警觉起来，声色俱厉地止住我的话头，然后又和颜悦色地嘱咐我孝顺爹娘。其间，村里几个孩子来他家，偷吃他待客的饭食，还掠走了瓜果架上的几根黄瓜。他一点也不恼，笑嘻嘻地从炕席下抽出一沓信笺，上面写着某某公社革委会的字样。我想，那一定是他从人民公社办公室里偷出来的赃物，交给孩子，让他们拿去写作业。
至此，一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和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的故事便萦绕于心，只不过那孩子被我换成还乡团的后人。小说《红土》就这样出笼了，这是我第一次用小说的形式去剖析人性，我一下获得了两种感觉，一个是我获取了写小说的一种技法，在叙述故事之外，可以更深层的挖掘故事背后的意义。另一个是我得到了一种愉悦的快感，觉得写小说很过瘾，它可以把人的心思和灵魂拿到太阳下摆弄。某一种《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版本里，有一幅插图，画着一位绅士，挥舞着刀子，正要刺向一个躺着的女人。插图注解说，那是劳伦斯先生在解剖查特来夫人。
我不是一个勤奋的人，有两个原因，使我没有把全部精力用在写作上。第一白天要上班，业余时间还要踢球、钓鱼、会友、鼓捣邮票。更重要的是，女儿已经蹒跚学步，星期天要带她去公园。第二是我已经模糊了文学的功利性，舞文弄墨仅仅是个业余爱好，我不再指望靠它升官发财。所以写作也就成了随兴而至的营生，除非觉得非写不可，才抽些时间坐下来。
到了1980年代中期，因为发生了两件事情，我的懒惰才有所改观。一个是我加入了山东省作家协会，有了作家的名分，再不努力就浪得虚名了。另一个是我碰上了写小说的好材料，单位派我去鲁西南一个叫邹县的地方出差，那里是孟子的故乡，民风淳朴，文化厚重。在与当地人的交往中，听说了一些有趣的故事，也发现了一些奇特的现象，这些故事和现象勾结到一块儿，就是极好的小说素材。于是，一口气写了《峄山狼》《部落风景》《腥荤岁月》三部中篇和《老麻》一个短篇，以集束手榴弹的形式，组成了“古城系列”。
“古城系列”发表后，反响不错，自己的感觉也不错，在小说创作上又上了一个台阶，创作技法上也成熟老辣了。到了１９９０年代，又一鼓作气的写了一组“抗战系列”，它们是由中篇《天罡》《地煞》《盔甲作坊》《乔治饭店》和几个短篇组成。这一次，我收获的不仅仅是创作上的成果，更重要的是，它开启了我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宏大的命题：研究日本与讨伐日本。
这个命题至今还没有中断。
受老辈青岛人的影响，我开始迷恋青岛的历史，这个一百多年历史的小城，我给她下了一个定义：既有荡妇的风韵，又有死士的忠烈。说她是荡妇，因为她在上个世纪的前五十年里，那么坦然地接受了两个列强的猥亵，却依然散发出迷人的体香。说她是死士，因为她在野兽的铁蹄下，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呐喊与抗争。我把从老人那里趸来的故事，加以改造、润色、修饰，然后变成一篇篇小说，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青岛历史系列”的架构。
千禧年来临前，由香港诗人郑敏之率领的香港作家代表团来青岛访问，座谈时，他们首先询问，在座的有没有写青岛的本土作家。稍一愕然之后，我突然觉得自己就是本土作家啊，于是应道，我就是本土作家。
青岛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又给我开辟了一条写作路径，沿着这条路径，从青岛的历史写到青岛的当下，从殖民者写到土著，从官府写到工厂，派生出“工厂系列”。到了这时，我才蓦然顿悟，一条蜿蜒的溪水，流来流去，最终还是要汇集到它必经之处，就像佛家说的那样，如来如愿。抑或也是宿命。
我做了四十年工人，终归要跟工厂做一个了断。除了一组中短篇之外，我还在写一部长篇，我想，这部长篇写完后，我跟工厂的缘分才会断尽。
在写小说的同时，我还染指过其他三个文学领域，一个是散文随笔，一个是电视剧，还有一个就是报告文学。
写散文随笔，本来是应付报纸约稿，不是本心所为，可一旦上手就乐此不彼，一发而不可收拾，接二连三，连篇累牍，我体味到古人说的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意境。它给我挥洒自如的酣畅，让我有一种近似颤栗的快感，难怪鲁迅先生把笔都写秃了，也没有放下这把刀子。
从散文随笔那里稍微一变，就成了小小说，这种体裁又给了我一个惊喜，在一段时间里，我常常把一部小说的内容，先凝练成一篇小小说发在报纸上，然后，再回过头把它拉长，变成中短篇，这个方法屡试不爽，百发百中。不经意中，这些文字有了客观的数量，可以结集出好几本书。
至于电视剧嘛，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那年，青岛要拍一部老年人题材的电视剧，剧名叫《夕阳里的故事》，编导们邀我写几集。开始有些打怵，这是“触电”啊，而且是与小说和散文随笔截然不同的体裁，不是一个行当。后来试探着写了几集，居然得到认可，便放开胆子写起来，越写越熟稔，就像操练过多年的手艺，一下就入行了。
两千年之后，写完《古轿》就跟着剧组去了拍摄现场，从头到尾知道了电视剧的制作过程。之后，又连续写了几部，因为种种原因而夭折了，直到前两年，我又和丁灿邦老师合作，完成了《跑马场》的创作，第一次把青岛历史搬上了荧屏，也完成了我的一个心愿。
能够得心应手的写电视剧，我认为我比其他剧作家的优势在于我写小说的经历积累，之后才是触类旁通。
写报告文学是上级交给的任务，说任务，其实也是作家份内的活儿，是作家深入社会，了解社会的一个途径，对开阔作家视野大有裨益。我曾经为一本叫做《政协委员风采录》的集子写过报告文学，采访过时任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局长王志远，在完成报告文学写作的同时，我获知了大量关于海洋方面的法规、政策及中国海洋现状的知识与信息。
几年前，我还接到采访、撰写郝建秀和郝建秀小组业绩的报告文学，这是一次艰难的采访，它让我对英模人物和国家树立起来的先进群体，有了刻骨铭心的感慨。从跟随郝建秀小组上三班开始，我看到了挡车工们每天怎样在车间奔跑三十多里路，看到了她们的汗水是怎样浸湿了工装，看到了她们怎样用十几分钟吃完一顿饭，我还看到了从她们大腿上流下来的经水。
我的心在哽咽。
这就是我们的先进群体，她们每个月只有八百多块钱的工资，每天要在车间劳作十个小时。可是每当她们面对媒体的时候，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而又自豪的笑容，用豪迈的语气诉说自己如何“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此后，我谢绝了厂方的宴请，那饭，我吃不下。
报告文学写完了，书也印出来了，匪夷所思是事情也出现了。这本书是由某个“精神文明办公室”操作的丛书，一套大约有二十几本，是山东境内的先进模范人物和群体的事迹报告，出书之后不单卖，要买就是全套，二十几本，两千多块。也就是说，青岛棉纺织六厂要买一本自己英模的书，得付出两千多块。纺织厂不景气，他们没有能力买回自己英模的事迹，只能望书兴叹。而且，更奇怪的是，“文明办”卖书赚钱，作者的稿酬却要英模的单位来付给，我只能选择放弃，给我的工人兄弟姐妹写书，我不能向他们要钱。另外，作为本书的作者，我最终连一本样书也没得到，我折服了，一个号称“精神文明办公室”的机构，怎么连最起码的礼数都不懂。
在我的文学生涯中，除了这些文体，我还在广阔的民间文字里游弋过，为班组写过年终总结，给同事写过救济申请，为闯祸的同学写过检查，帮哥儿们起草过法律文书。最有趣的是替两个表弟写过情书，那情书把他们送进了婚姻的殿堂，本来花好月圆夜的情境，后来却发生了变故，竟闹成了劳燕分飞，我想，那不是我的错，也不是情书的错，是他们自己把婚姻弄得面目可憎。
有两样东西我没写过，一个是检举揭发材料，一个是离婚起诉书，前者有小人之嫌，后者是我不愿涉足的领域。
我在文学道路跋涉的过程中，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与扶持，1980年代里，刘知侠老爷子来青岛落户，我们认识了，他在文学创作中的实践经验，让我受益匪浅，他老而弥坚的创作态度，让我感动不已。一个年事已高的老人，对文学始终怀着赤子之心，坚持创作，笔耕不辍。
有时，我们会在文学创作理论上发生争执，我主张不要再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来指导文学艺术，一个讲话，无非是个人的观点，怎么可以用来指导一个国家的文学艺术呢？在“讲话”之前的几千年几百年里，我们祖先的作品到现在还熠熠生辉，而有了“讲话”的指引和照耀之后，我们看到了什么？
对我的观点，知侠老爷子断然否定，他认为我的观点是错误而又危险的，文学创作必须回到“讲话”的道路上。他没有说服我，我也不可能说服他，但是，他说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是一切文学创作之母。这一点我记住了，并在以后的创作中践行不已。
对我帮助最大的是尤凤伟，认识他的时候，他是青岛作家协会的主席了，除了官方场合之外，我一律呼他“老尤”，老尤亦师亦兄，我的很多稿子经过他手，看罢之后，不但提出一二三四，还帮我斟酌给哪家杂志。这是个劳神费心的活儿，拿着别人的孩子，尽心尽力地饲养，其性质跟现在的月嫂差不多，不同的是，人家月嫂有不菲的月薪。那年出了本集子，让老尤给写个序，他毫不迟疑地答应下来，又很快的写出来，让我心里十分温润。
很久以来，我在几个少儿文学社里讲课，也煞有介事地给别人看稿子，对人家的作品说三道四，俨然教师爷。其实不然，我在反哺，因为当初别人哺育过我，现在我把自己的那点儿东西传授给别人，就是对当初帮助过我的人的答谢。
在《青岛文学》编辑部，我也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刘禹轩、耿林莽、陈硕他们老一代编辑，在我步履蹒跚的走上文学道路之初，就给予了帮助和扶持，我是喝着文学的“牛初乳”成长起来的。到了第二代编辑，徐培范，李建国、郑建华、韩嘉川他们又成了我亦师亦友的哥儿们，让我在青岛文学的大餐桌上饕餮一番。现在又出来了第三代编辑，高建刚是个很不错的编辑，既有老编辑的遗风，又有现代文学观念。遗憾的是《青岛文学》似乎面临改制的问题，有些让人扼腕，但我相信，青岛文学的传承不会改掉，青岛文学的人脉也不会断绝。
回顾我的文学生涯，其中有可圈可点的成功，也有痛心疾首的失败，但我是幸运的，幸运的原因是因为我对文学的迷恋，最终导致了文学对我的眷顾。最初，我曾经想用文学来改变我的生活轨迹，用文学的敲门砖，砸开通往仕途的大门，威赫赫爵禄高登。可最终是文学改变了我，像浑浊的水流经过沉淀，水变清了，沉积的泥沙变成了坚硬的石头。现在流行一个词儿，叫做“草根”，其实我更喜欢“布衣”这个词儿，对物质生活，无欲无求，对精神生活，恬淡平静，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埋头写自己喜欢写的东西，努力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至于自己的那些文字，留待岁月去检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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