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国大师，先是崇拜有加，后是歌功颂德。不吝笔墨地称颂民国大师在文化修养上、在学问造诣上、在思想水平与精神境界上，都是目前学术界莫尘莫及的硕学大儒。他们用自己的学术成果谱写了中国文化史上辉煌的一章！各显身手的民国大师，都是那个时代文化天幕上的灿烂群星！
其实，民国风的这种思想倾向，都是对目前文化界失望后的心理反弹！
应该承认，民国大师有目前学者远远不及的人格魅力与学术水平，他们的学术成就也是目前的学术界无法比的，这都是事实。
但是，时下学界没有看到，一边倒的民国风，不仅迷失了当前学界自身不可或缺的理性，更严重的是，湮没了那代民国大师存在的思想局限。——这是我们能否看明白西风东渐后文化中国的实况、能否搞清民国时期与天玄地黄后中国之间内在的文化、政治、社会逻辑联系的关键所在！
所以，在近百年来的纵向大视野中，带着“娜拉出走后怎样”的质问，看民国大师及其创造的思想学术成就，先前的民国大师情结焕发的热忱便会冷却了很多；特别是发现：宣传革命理想与革命思想是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后，以及民国学界对1940年代的“新启蒙”所抱有的美好期望——在“娜拉出走后怎样”的世纪末的讨论中，不能不失望地纳闷：这些都有留学背景的民国大师，为什么会——
或积极地参加了新文化运动，或在新文化运动的裹挟中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思想，或作隔岸观火状，或重蹈清末徐桐之流的抱残守缺的老路？
想到“天玄地黄”后神州大地，持久的翻江倒海造成的深重灾难，以及这些民国大师当年对未来多么美好的憧憬，成了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的在劫难逃！
于是，一个现代学术史上的“未解之谜”严酷地摆在了面前：
“天玄地黄”后中国的必然，是否也有民国大师的“必然”呢？
正是带着这样的沉重问题，深入现（当）代思想学术史的研究中，越来越感到黯然神伤：
原来，民国大师并非像民国风中美化得那么光彩照人；这些大师谱写的“中国文化史上辉煌的一章”，也并非像民国风描绘得那么光辉灿烂。
相反，“娜拉出走后怎样”的中国，实际上都在民国大师当年的思想局限中，埋下了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咎由自取”的伏笔！
民国大师谱写的“辉煌一章”中诸多有待梳理的来龙去脉，是现代史学研究中未启动的重要工程。这个重要工程还是留给感兴趣的读者思考与研究吧。
在这篇小文章中，只能点到为止地触及历史的偶然性中涵有的那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中，深含的那代民国大师的各种思想局限都是什么。
（一）民国大师没有搞明白教育的根本宗旨是什么。
民国大师中有不少口碑甚佳的教育家。例如蔡元培、张伯苓、晏阳初、陶行知、梅贻琦、陈鹤琴、蒋梦麟、潘光旦等，都是如雷贯耳的大学者。他们对中国的现代教育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本文不数算他们的丰功伟绩。仅指出这代教育家的思想局限在哪里。
虽然他们都有留学欧美的背景。他们给中国教育贡献、并完善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庞大体系——当然这是至关重要的。例如他们从西方引进的数、理、化、音、体、美等分科教育，是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
他们也从西方引进了“教育是培养人”这样的近现代教育理念。
但是，他们始终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是什么”的问题。他们都推崇“教育是培养人的”，至于其中涵有的“人是什么”却都语焉不详。也就是说，教育的理念与宗旨成了一句大家都知道、又都说不明白的空洞概念。
潘光旦虽然提出了“教育是培养健全的、完整的人”这个著名的论断，但他用“位育”对这个论断的解释，实质上都是做人的方式方法，并不触及“人是什么”的根本问题。潘光旦的教育思想最终重蹈儒家教育的旧路，也是很有代表性的那代大师教育思想之归宿了。
今天看来，民国大师中的那些教育家，没有搞明白“人是什么”的问题，是中国现代教育最严重的思想缺陷，最严重的教育失误！
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教育在宗旨上——“人是什么”就没有完全搞明白。
众所周知，这个缺陷的空当，后来被“新启蒙”鼓吹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思想那么轻而易举地填充了。
应该指出的是：这些民国教育家留学欧美时，西方文化里的教育宗旨，不仅在教育界是不说大家都知道的常识；就是老百姓也明白“人是什么”这个最基本的人生问题。
其实，在欧洲历史上，古罗马奥古斯丁的《论自由意志》开辟了西方近代哲学的广阔发展道路后。“人之所以为人”的生存理念就已渗入到人们的骨子里了。所以，北美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中，由老百姓而不是由革命家提出的那个著名的革命口号“不自由，毋宁死！”——这样惊世骇俗的口号，中国人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就是在今天，又有多少人搞明白了这个著名口号涵有的重大意义？
所以，浮光掠影回来的民国大师其实并不清楚“人是什么”的深邃意义，也是情理之中的了。
民国教育家引进了西方教育的壳，却没有引进这个壳的内核“人是什么”。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人是什么”乃基督教文化为人类贡献的光辉思想。不了解基督教文化，很难明白“人是什么”。不要说一般的留学生，就是群星灿烂的民国大师们，又有谁真正了解基督教文化？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当年在美国留学时，不是主动地挣脱了已经弥漫身边的基督教文化？
关于“人是什么”，笔者已在有关文章中作了全面的阐释，这里不赘。仅抽象地点到为止：
人天生具备这样的有待养育、有待升华的品质：
自由意志。思想。个性。活的灵魂。精神家园。权利意识。
在基督教文化里认为，这些品质是上帝赋予人类的。这是人与天地万物的根本区别所在；是人乃万物之灵的根本原因。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性。——这是基督教文化世界里的教育、乃至人类教育宗旨的核心意义所在——养护并升华人的天性品质。
（二）民国大师都是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学者。没有人研究吃饭（经济）问题，没有人发现“市场经济是人类致富的不二法门”。
虽然这个说法是前几年有人对中国人告别计划经济后，出现的能吃饱饭了、社会经济繁荣了——作出的庄严总结，但市场经济是人类致富的康庄大道这个思想，却不是中国人发现的。
二百年前的亚当•斯密早已经指出了这个人类致富的全部奥秘。我们当代国人，不过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才“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承认了这个全世界都知道的常识。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人终于坎坎坷坷地回到了关于吃饭问题的常识立场！
遗憾的是，不仅民国大师都对这个常识知之阙如，就是民国时期的经济学家，也都没注意到这个常识！他们除了用自己有限的经济知识为官方的经济政策服务外，并不很清楚经济学是一门关乎国计民生的独立科学。
像声名显赫的陈岱孙、马寅初等人，最后都为十九世纪乌托邦思想的经济学在中国安家落户积极做贡献，继续为官方制定经济方针提供脱离实际的理论根据。
民国时期，还有一部分经济学家跟着蒋介石的“民生主义经济学”亦步亦趋地做着富民强国的梦！实际上“民生主义经济学”与十九世纪乌托邦思想经济学，不过是异曲同工的“拿未来说事”，既无科学道理，又无实践根据。所以民国大师，要么是纸上谈兵地不食人间烟火；要么只认官方的俸禄。没有人从市场经济的国家背景看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所以，从未发育出市场经济的中国人，不能看到“市场经济才是人类致富的康庄大道”这个常识，也就不足为奇了。
应该反省的是：这些有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留学背景的民国大师，没有人针对相去不远的光绪年间饿死一千多万人的“丁戊奇荒”这个应该写进历史教科书的特大灾难——反思“为什么市场经济国家没有饿死人的现象”？
所以后的中国重蹈“丁戊奇荒”旧辙，也是中国人的“宿命”了。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民国大师大都没有摆脱中国历代文人“不食人间烟火”的旧习。历史上的中国文人不考虑吃饭问题（经济），不解决吃饭问题，两千多年里，多如牛毛的中国文人没有人研究经济问题，都忙着赶考入仕当官去了。所以两千多年的历史始终未能解决吃饭问题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问题。只是这个最严重的问题被所有的民国大师忽略不计了！民国大师基本上都沿袭了古代文人的这种生存为文的陋习。
所以天玄地黄后，这些大师兴高采烈地与国民一起走进商品短缺、经济匮乏的计划经济泥淖，备受苦难，也是“命中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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