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人认为，先秦诸子的学说是中国学术思想的滥觞。它潜藏着许多可能，西方诸多自成体系的哲学思想，在我们先秦时代就有了苗头，但仅仅是苗头。而且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体察到的东西，先秦哲人已经体察到了，这是很令人惊异的。冯友兰认为，后世所“独尊”的东西，也是那个时代的趋势。趋势？怎么竟会有一趋两千多年的“势”呢？统一思想于一尊，好像不独是行政“罢黜”的结果，也是大家的心愿，是当时主流精英的心愿。有人寻找其中原因，说中国古代是农耕文明社会，因此只有儒家学说合乎主流，其他思潮水土不服，就自行淘汰了。此说有道理，但也不能尽解其惑。
有些西方显学的命题，在先秦诸子学说中确实也能见到。比如在孔子那里，有与基督教伦理相近似的内容。在孔子、孟子学说里都有人格化的上帝（主宰的天），也有唯物论的天（自然的天）。名家代表人物惠施、公孙龙提出了“共相”问题，这是西方哲学争执千年而未决的命题。杨朱、墨子之学反映出功利主义哲学的观点，而墨子的思想又被视为工商业文明的代表。庄子的学说则明显有相对主义、犬儒主义和神秘主义的特点，等等。这些问题哲学史中已有论述，不详说了，以下只是点滴随感。
得是而喜，则是利也；其害也，非是也。得是而恶，则是害也；其利也，非是也。（墨子语）
冯友兰指出，这种思想与17世纪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的主张相同，即人性自然、趋利避害。我们再仔细想想，墨子这个说法里也表达了一种实用主义的真理观——有用即真理。这里“是非”的词义，与庄子所述“是其所非，非其所是”的用法相同。极端的实用主义哲学家甚至说：1+1=2如果是有害的，就要把它抛弃。就人的心理现实而言，这种“情感选择理性的预设”（詹姆斯语）之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可称之为“对话”的哲学，有对话必有倾听，光说不听便不会有对话。西方人特别重视倾听，在《旧约》中，“以色列啊，你要听！”这句话出现多次。耶和华语重心长。
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故君子之于言无厌。鄙夫反是。好其实不恤其文，是以终身不免埤污傭俗。（荀子语）
荀子算是一位很讲实际的思想家了，而他尚且不偏质文。质者，质料；或指某种硬性的事物规定性；文者，纹理，常指语言的修饰性。看荀子这段话的含义，“文”也是指那种更富于灵性表达的语言。比如“钟鼓琴瑟”这样的乐感，还有巴特尔“零度写作”所说的多向度的“能指”，把联想语义扩展出去。巴特尔强调“文本”是不可穷尽的意义网络，“零度写作”是作者和读者共有的自由空间，并不是说语言要硬邦邦的没有色彩，也不是说民歌。恰好相反，它是指没有规定性（零度）而更具能指性的语言。
倾听、接受。墨子把人称之为“知材”，获得知识就要承接点什么，“知，接也”。而且，知性活动也是一种“相遇”，是能知之材与欲知之事的相遇。《易》曰：“括囊无咎无誉”。括囊，就是把口袋打开，以便装得下东西。
先秦诸子的“性善论”和“性恶论”各执一端。孟子的性善论教人“复其初”；荀子的性恶论则教人“长迁而不反其初”（反通返）。比较之，孟子的“反其初”给人茫然无着落的感觉，而荀子的“长迁而化”之说则强调有脱离罪性的成长道路。读《圣经》必会想到善与恶的问题。基督教哲学不是善恶二元论，而认为“恶是善的缺乏”。比如，创世之初，一切受造物都“甚好”，再到人类始祖亚当的犯罪堕落，然后展开的是漫长的救赎道路。古罗马时期的教父哲学家奥古斯丁提出“自由意志论”，并认为自由意志只能选择恶，而不会选择善。后来康德提出“善良意志”说，认为自由意志执行“绝对命令”，因此是向善的。我们从行为科学的角度理解奥古斯丁，从文化意识的角度理解康德。基督教哲学的“善”是本原意义上的，而“罪”则是获得意义上的。善与恶二者都呈现在启示真理里。
孟子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儒家有这样的自信：“操五寸之矩，尽天下之方”。意思是用我心中这把小尺子，就把全天下的事情都比量出来了。多么想当然的一种雄心！在基督教的教训里，这是所谓的“自以为义”，明显有“唯我论”的色彩。“身”是不足为凭的，17世纪英法自然法论者的立法原则，正是出于对这个“身”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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