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营绚丨金又新轶事——汪洋老师访谈录

看到群里的朋友关注金又新老师及其弟金再新老师的轶事，我把2013年采访并发表的汪洋老师口述故事发到文丛，以飨读者。
汪洋（以下简称“汪”）口述：在痛苦中前行
采访：于营绚（以下简称“于”）
时间：2013年11月23日

于：汪老师，您与金老师的患难爱情，令人感动。您与金老是怎么相识相爱的？

汪：想起来还是历历在目，很浪漫，很动心。那是1947年8月，我15岁，他16岁，我们一起去报考当时的江苏省立重点中学镇江中学，考高中。后来他说一走进镇江中学的校园，就注意到我了，还说他当时就下了决心：考上省镇中，而且要追上我。原因是，符合是他潜意识中追求的那种女孩子形象。我们终于一块同时考上了坐落在镇江七里甸的省镇中。我们都在高一，分在两个班。他所在的班是个男生班，而我所在的班是男女生合班。一开始，我没有感觉到，他说在上课下课的时候，他一直在关注我的一举一动，而且还把对我的感觉写在日记上。

不久，元旦之前学校组织了一些活动，我们又一起参加了演讲比赛，他的才华和激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后来我们班准备排演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班上的同学主张我演女主角，他演男主角，他知道后很兴奋，后来由于校方不许男女同台演话剧，没有演成，这使他很痛恨学校。

就在讲演会后不久，我们的友谊发生了比较大的转移。那次的省镇中的晚会，我们班演了吴祖光的《小年游》，我演女主角，整个五天的演出，后台都由他一个人负责组织，在这次活动中表现了一定的组织才能，在省镇中一时成为风头最足的学生，引起我对他更多的注意。

当时戏剧的油彩买不到，又没有钱买，他就自己在家熬一些，演戏的时候给同学们化妆，尤其是女同学都来抢着要他化妆。1947年的12月31日夜间，我去找他化妆，一边化妆，一边聊天，这是我们同学以来第一次面对面的谈话。当时谈了什么已经记不起来了。那时是清晨四点钟前后，我说现在是《天亮前后》，我们会心地笑了；他说刚才是《八年离乱》，我们不约而同地用当时正流行的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上下两部的名字，两个人都笑了。这第一次相视而笑，深深印在我的心里，43年过去了，我还永远地回忆着，通过这一晚的演出和他给我化妆及第一次简短的交谈，我们算是第一次真正的相识了。

接下来的期末大考，他提交了事前准备的一篇《救救中学生》的文章，文章深刻地揭露了镇江中学和当时的张校长的种种黑幕，涉及到当时的整个教育制度，最后被“勒令退学”了。寒假来临，他忙于准备转学到私立京江中学择班，心情也是比较矛盾的。

于：呀，他才16岁，就敢于反抗封建的一些东西，不简单。

汪：是啊，他是一个正直的、有独立思想的人，这一点也打动着我。我们俩人相识这个时期，他们家正好从镇江的磨刀巷搬到尚友新村三号，而我们的家恰好是尚友新村一号，是比邻。

那是1948年春节前20天的寒假中。由同学罗芳夏陪着我来到他家，来到他的房间里。他很高兴，却有些拘谨。坐下来后，也没有什么话说，我看到他有一个很大的书橱里面放了很多书，有很多古今中外的名著。对比之下，我家里的书橱比他的小多了。就这样我们渐渐交往多了起来。寒假里，他给我写了不少信，我也回了信，我们心越走越近。寒假过后有时间，我就到他家找他聊天。1948年寒假开学前，大约是1月底2月初的时候，我约他和同学们一起看电影，电影虽然不好看，但我们都沉浸在幸福中。电影散了，我的朋友说，今天不用我们送你了，意思是让他送我回家。我们一同穿过大康新村的路，走回尚友新村，他大胆地约我到他家坐坐。虽然已经很晚了，我还是去了。我们在他家的客厅里，并排坐在一个沙发上，我们紧挨着，翻照相本。他把家里的历史和每个成员作了介绍，这时候，大约是夜里11点钟。他爸爸妈妈从外面回来，来到客厅里停留了一下，他把我介绍给了他们。我们在二老上楼后，坐在客厅里，在这春寒料峭的江南初春的静静的夜里，我们并排地坐着谈着，当时他正想着到上海考上海剧校，大概谈的最多的就是这个理想。同时，也谈了一个少年的愤世嫉俗的情怀。那一夜，我们谈了那么多。我也说了家庭关系的复杂和心情的苦闷。他同情我，我们彼此间的爱恋之情油然而生。

我现在常常翻看他留下的日记，回味我们初恋时的那些情景。

他在日记中说“我第一次这样贴近女孩子，又是一个一学期来总在思念追求，在内心偷偷地爱着的女孩子。情感的波涛激烈地起伏着，把初恋的少年灼烧的癫狂沉醉了”。

他在日记中这样写的：“平让我们永远相爱，让我们一辈子永远在一起。我们幻想着我们的未来。初恋的缠绵那样甜蜜，那样醉人，将近三点多钟，平站起来要走了。我送她到她家的大门口。在即将黎明的春夜，在那扇熟悉的铁门外，我们依恋地分手了，她走进铁门，我一个人回到家里。在日记上记下了这难忘的早春二月。”

可是，我的父母对我们的爱情并没看好，1948年12月我们全家去台湾之前，在镇江的家里我的父母见了他一面，我妈当时说，这小孩长得真漂亮，那么精神，但是学戏不行。

于：你们的家庭都不一般。您的家庭和他的家庭有那些不同？

汪：我的父亲汪宝瑄是当时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主任委员。这个省党部主任委员相当于现在的省委书记。后来到台湾任立法院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金又新的父亲是当时江苏省中国交通银行的经理，就是行长。所不同的是，我父亲是政界的，他父亲是金融界的。我父亲与金父都属于当时上流社会的名人，相互认识，但没有来往。而他的父亲对我的印象还不错，说我信写得好，字也写得好。

于：金老师为什么选择戏剧？

汪：1948年的秋天他考上了上海戏剧专科学校（即上海戏剧学院的前身）。1949年三四月份，我从台湾回来，9月从镇江中学转学到上海法学院附中高中部，与戏剧学校很近，都在虹口公园的两侧。说起金又新为什么选择戏剧，这可能与他天赋和家庭环境有关。他生长在一个传统的官僚家庭，但他父亲又是一个在日本东京大学留学的新派知识分子。他有良好的条件接受新的教育和大量新的文学艺术信息。他从小思维敏捷、聪明过人，3岁在家里能识别几万张唱片，10岁获得航空委员会三所子弟小学联合演讲比赛第一名，12岁能模仿戏剧电影中的人物对话，12岁登台票戏唱老旦，直到17岁当导演，20岁创办职业干部业余中学任教导主任。

于：金老师可真是个有天分的人！

汪：这也是他吸引我的地方。他真的与众不同。早熟、敏感、天分，使他迷恋上话剧艺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全家从南昌迁到重庆，那年他才7岁。当时重庆集中了全国各地（以上海为主）的中国顶级影剧人，为了宣传抗战，举行了盛大的话剧大客串演出，剧目是《全民总动员》。当时，他看到夏衍、宋之的这些著名的剧作家的名字，以及赵丹、顾而已、施超、洪虹、白杨、张瑞芳等许多著名演员的演出，对他的影响极大。还有一个人对金又新的影响很大，就是他二姑家的表哥黄中敬，他可以说是金的启蒙老师。黄从中学时代就与当时的剧人王班交好，迷恋京剧、话剧，熟悉剧圈里的人。黄家对黄中敬话剧界的朋友一律蔑称为“臭要饭的”，这种称呼也传到了金家，到1948年报考上海剧校时，他的父母亲就坚决反对，致使后来断了他的学费，我就用我从台湾带回来的钱资助他上学。

于：真叫人感动，你资助他上学。看来，那个年代的一些富贵家庭对演员也是有偏见的。

汪：可是，他不怕家庭的反对。他从小喜欢文学艺术、戏剧表演，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在中学的时候就自编、自导、自演一些戏剧，虽说幼稚，但也显示出他的才华。还有受他表哥黄中敬的影响很大。据他讲，1947年夏天，他刚刚进入16岁的时候，在重庆由他表哥的引荐，认识了当时重庆剧坛上的孙坚白（白羽）、殷野、唐纳……等一批演员。四个月的频繁交往，使他在抗战八年中所受的关于话剧艺术的启蒙教育（当然在看话剧，谈剧本的同时也旁及了文学和电影），得到了第一次真正的升华，第一次接触了史坦尼体系，接触了许多艺术家并受到他们的气质熏陶。于是，他狂热地爱着戏剧，1948年秋天考上了上海戏剧专科学校，这是当时的中国表演艺术的最高学府，有幸得以向中国当时著名戏剧家、上戏的校长熊佛西学习。

于：二位是怎么走上“革命”之路的？怎么来的青岛？

汪：那是1949年的春天，他在上戏求学期间，内战已进入淮海战役阶段，他的一个学长当时是地下党，在他的影响下和带领下，金又新积极地投身到上海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中，他带领同学在上海街头，在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校园里演出讽刺、揭露蒋介石黑暗统治的话剧和活报剧，他演过蒋介石。

当时他有一个青岛籍的同学，是舞美系的，希望他能到青岛工作。在地下党的推荐下，1949年7月我和他就来到了青岛，参加了青岛团市委领导下的青年文工团，他是团里唯一科班出身的导演兼演员，我是演员。

于：您随全家到了台湾，怎么又独自回到了大陆？和家庭决裂了么？

汪：1948年12月当时政局非常紧张，我就随着全家到了台湾。金又新就每天一封信、甚至两封信催我回来，那些信是炽热的、真诚的、充满深情蜜意的，我不能不感动，最后在1949年的3、4月份，我决然从台湾回来了。我的决定使父母很不高兴，父亲不理我，但没有阻拦。后来想想，他们当时肯定心里很难过。走的那天，父亲派人帮我买票把我送上船。当时是在基隆港上了一条运输船，船上装满了香蕉，那时到大陆的客船已经没有了。那船上仅有三两个客人，我就在香蕉堆里的床上坐船回到了上海，手里就提了一个皮箱，里面装着简单的换洗衣物和一堆信，有几百封，都是金又新写给我的情书，大多数是我离开他到台湾那几个月写的。皮箱里还有父亲给我的几十块大洋。就这样，我义无反顾地回到上海，从此，我和家里隔绝了40多年！

于：哦，他给你写了几百封信？

汪：是啊，是几百封。我被他完全打动了。时间证明，我们这场浪漫的爱情是真诚的。

于：你们来青岛后主要做了那些工作？

汪：主要的工作，一开始就是排戏演出。他夜以继日地排练了歌剧《瞎老妈》《王秀鸾》《血泪仇》、话剧《二毛立功》《胜利渡过扬子江》和《思想问题》等进步戏剧，在青岛音乐厅为市民演出，演了好长时间。还到国棉一厂至九厂、四方机厂、化工厂、染织厂等工厂演出。

后来就配合团市委到各大工厂，开展建立青年团的工作。这个工作完成后，青岛成立了文联文工团。他没去当导演，原因是上戏的校长熊佛西来信，叫他回上戏当教师，而我在青岛生活不习惯，我们就向领导提出申请回上海，可是没走成。1950年秋天，金又新被调到青岛纺织工会文教宣传部工作，工作任务就是筹办一所纺织工人业余中学。办公地点和教室就在四方杭州路43号原纺织工业学校筹备处。后该处搬走，就成了青纺一中的校址，即现在的四方干部职工专科学校。当时金又新任教导处副主任，还不到20岁。他没有作职工教育的经验，但是经过艰苦的努力，他克服了没有教室、没有教师、没有办公室等重重困难，终于在50年代办起了青岛第一所纺织业余中学。

于：真不容易，金老师对青岛的职工教育是作出了开创性贡献的。

汪：应该说他的贡献很大。之后他又参与了在水清沟、沧口青纺二中、青纺三中的筹建。当时青纺一中的招生对象，主要是国棉一、二、三、四、五厂，青纺机械厂、阳本印染厂等工厂的具有小学毕业文化程度，或在工厂扫盲班毕业的优秀干部和工人。共招收初中一、二年级五个班250人，设有语文、数学、地理、历史、物理和化学等科目。之后学校扩大招生，除了纺织厂的之外，还有四方机厂、青岛化工厂、青岛染料厂、青岛晶华玻璃厂等企业的学生。1953年的在校生1000余人，1957年在校生达2500余人。到1966年，有初中15届，高中7届毕业生。各种学科、技术班137个，共有学员6000余人毕业。教师由最初的5名增至近50名。我从1953年开始在青纺一中任语文教师。学校有一个统计数字，青纺一中自1950年至1980年共有24811名学生毕业或结业，其中各级各类干部近6000人。

于：听说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你被当成“特嫌”而遭受审查？

汪：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因为我是从台湾回来的，曾作为“特嫌”被审查，学校就派人到我们家敲墙挖地，地挖了有一人深，声称要寻找“电台”，并撬写字台，翻箱倒柜，把金又新给我写的信件，几百封信，还有他写的日记、相片全部搜走，直至今日也没退还。这都是我们隐私的东西。凭什么给强行拿走？

于：简直是胡来！他们没带搜查证?

汪：哪有搜查证！

于：据说，1958年金老师是被后补成右派的？

汪：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时，他是学校反右领导小组的成员，算第二把手。到1958年，因为业校打右派的人数不够，差一个名额要补上，就打了金又新。原因是，他在反右时提了个意见：肃反运动中的搜查是违反宪法的。因此，他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被发送到崂山月子口水库劳动改造。

于：在青岛月子口水库劳改情况，您去看过他么？

汪：那时候不允许看。他在月子口水库劳动改造，每天要干苦工十几个小时，挖土、拉车、扛石头。从1958年一直干到1962年，因为他累得大吐血病了，才回到学校劳动改造。记得那年，他被人从月子口水库用地排车拉回家时，已经是一个半死的人了，刚抬进家门就大口大口吐血，吐了有半痰盂。1960年春夏之交，他们在小白干路更换电线杆。每天四小两口粮，紧张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沉重的精神压力，使他饥饿、想家、想孩子。有一天，他从工地拉了一车电线杆来四方，有短暂的两小时间歇，他从小村庄的工地跑到四方市场附近，找了一个电话，把我从学校里叫出来，匆匆地一家小食品店见了一面，我看见他穿着破衣烂衫的狼狈样，问他要不要吃点什么，当时他是多么想吃一个饱啊！可是那年月食品店里整个是空的，卖的只有水果罐头，我就赶快给他买两个水果罐头，当时他坐在地上狼吞虎咽地吃完了，看着他当时我的眼里含满了眼泪。

1960、1961年，在全家没有一点点粮食时，我自己吃地瓜叶、野菜、海带卷豆面，把面粉煮成稀糊糊的疙瘩汤，而尽量让他一个人吃饱。因营养不良，我那时还得了浮肿病。恰恰是那时儿子健健住进市立医院，女儿蓉蓉住进区医院，我又从孩子的营养中分出来一点给他。而我自己却忍饥挨饿，四处奔走借贷，应付每个月短缺的花销。

那些年月，他难得被批准每年回家一两次。每当我看见他穿一身补了又补的破工作服、破鞋从月子口工地上拖着疲惫的身体走进家门时，我的心里就流淌着血。

于：想不到会给折磨成这样。听说从50年代起由于家庭生活困难，您就开始借钱了，一直还了几十年？

汪：我们的儿子1953年出生，女儿1955年出生。后他们的爸爸1958年就被打成右派了。到月子口劳动改造的时候，他们都很小。他们从少儿到青年的成长时期，是伴随着爸爸当右派的22年的苦难，是家庭的苦难，更是时代的苦难。从50年代到80年代初，我们家总共有7口人。当时，金又新的工资是35块5，他月子口劳改时每月还要交饭钱，买不起香烟，就到卷烟厂门口买烟丝卷烟抽，后来又抽烟斗。他自己的工资就自己用了。我当时的工资是55.5元，要负担全家的花销，最初要供两个弟弟上中学，后来是上大学。儿子因家庭遭遇受到刺激患有精神分裂症，后来越来越严重，一年要住几次医院，直到最后得了癌症……为了一家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上学看病，我几乎每年每月都要借钱。其中的辛酸只有自己知道。

于：金老师从月子口水库回来，继续在四方干部职工学校改造，还可以教书么？

汪：1962年他因为大吐血回到家养病。病好了后，回到学校继续改造，一直在学校干勤杂工，修理桌椅板凳、打扫卫生、刷厕所、刻钢板油印资料等等。后来他常常自嘲说，劳改让他学会了干木匠活、学会了刻钢版。一直到1980年给他彻底平反，恢复了他的教导处主任，他才开始正式教书。

于：金老师文革中被批斗过？听说拉车修过路，建过海水浴场，歇脚时还给年轻人讲文学？

汪：文革时被批斗是自然的。文革中提出的“黑五类”：地（地主）、富（富农）、反（反革命）、坏（坏分子）、右（右派），都是“革命”的对象。大会小会批斗，喊口号，列罪状，批斗的罪名还是右派，要加重改造，他就被派去建湖岛海水浴场，建了两三年，有时晚上也不回来。干得都是苦活、累活，推沙卸土，天天一身汗。为了到海上干活，他在那里学会了游泳、划船，到海上竖大型的宣传牌。歇脚的时候，他还真的还给年轻人讲过文学。

于：金老师的身体是不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生病的？

汪：1984年他心肌梗塞到医院抢救，先后在青医、401医院，住了几个月。那时候他才50出头。他的心脏病与他劳改时干沉重的体力活，与他长期的心情郁闷有很大关系，留下病根了。改革开放后又满腔热情地教学、参加社会文化活动，每天工作到深夜，他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劳累过度，犯了心脏病，直到1991年脑溢血半身不遂，在家长期休养。

于：1981年金老师右派平反，最大的反思是什么？

汪：最大的反思是，在那个极“左”路线猖獗的年代，厄运接踵而来。一次次“阶级斗争”把我们推进了历史的深渊，特别是那场可怕的“反右斗争”和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我们悲剧的人生。那段日子真是黑白颠倒、人妖不分，把我们背叛家庭、投奔革命的热情和青少年时代的美好理想给摧毁了。我们整天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一颗心总悬在半空，不知哪一天灭顶之灾就会降临，当时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啊！我们的心里经受着恐惧和愤怒的煎熬，每天每根神经都是极度紧张的。由于受到惊吓，郁闷，我们的儿子小小的年纪就患了精神分裂症，这使我们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痛苦。这已是无法“改正”的“冤案”了。凭什么，就根据提了一条意见，就被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名，把金又新打成右派，丧失人身自由，剥夺工作权利，处罚苦役劳动，经受长达22年的磨难？到现在我还不明白。因为我明白，所有的犯罪，都是要有法律依据的，有法律来判定有罪非罪，而不是领导一句话，或者某人一句话。我认为，右派问题的反思，不仅仅是当事人的反思，应该是一个大众集体的反思、一个文明民族的反思。历史应该是公正的。

于：上世纪1980年之前和之后，他在四方业校开办了中国古典文学班、电大汉语言文学班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

汪：在1980年所谓右派问题彻底改正之后，金又新就恢复了教导处主任的职务，之后又担任过副校长、校长。文革结束，似乎结束了一个冰冻时代；改革开放，似乎让我们看到春天的希望。这就是金又新当时的心情，他每天都在关注国家的变化，民族的振兴，以他深厚的文学底蕴，学习研究新时期文学的的突破和思潮。那年春天，四方干部职工学校开设了中国古典文学班，由他担任主讲老师，他终于重新登上讲台，开始了新的教师生涯。由于十年文革，造成了文化教育一片荒芜，当时没有正式出版的教科书，他就根据文学史书和多年积累的丰富文学知识，编写教材。他一边白天、晚上讲课，一边在课余时间备课、编写，还要自己刻版、印刷、装订，那段时间几乎天天忙到下半夜。直到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再版发行后，他才停止了自编、自印教材的工作。从1979年5月到1980年8月间，他编写、刻印了整整5大本《中国古典文学讲义》，约1000页码，逾百万字。

于：金老师的拼命精神，也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悲哀。

汪：这部自编油印的从先秦文学到宋元文学的教材，算是他倾注心血的“大作”。而这“大作”却是在我们一家4口住的四方八子沟那间十几平米的陋室里完成的。当时，印刷、装订讲义忙起来，他的学生孙力和栾新建常常来帮忙。

1983年、1985年四方干部职工业校开办了两届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班，是有正规学历的。那是他既是校长又是老师，亲自主讲中国古典文学，他的课一直是深受学生欢迎的。他博学的知识、新锐的观念、正直的人品、潇洒的风度、乐观的精神，所形成的人格魅力，教育并影响了一大批学生。

于：我知道，金老师在这两个班里培养了不少人才。

汪：应该说，他的学生成为人才的不少，如：原青岛市副市长于冲、原青岛市老龄委主任李雪华、原青岛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徐培范、青岛市四方区图书馆馆长贾元舜、青岛市十大律师之一杨有仑、原《青岛晚报》记者、诗人栾新建等，还有一批在青岛市各级政府及企业的局处级干部。

于：很多人都记得，金老师是最早参加市工人文化宫“每周一讲”活动的老师，他生动精彩的演讲一时在青岛成为佳话。

汪：1979年他在四方业校举办了文学讲座《评介短篇小说〈醒来吧，弟弟〉》，这是刘心武写的所谓“伤痕”小说，当时的影响挺大，而更重要的是这个讲座在文学班的学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文学探讨的新形式，新内容，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欢迎。金又新以全新的理念和观点，剖析了小说所反映的文革年代对人的精神摧残，以及对人的价值、尊严的思考。他激情澎湃、口若悬河、妙语连珠的演讲，激起了教室内外热烈的掌声。当时，文革结束不久，百废待兴，金又新开办文学班和举办开文学讲座，在青岛产生了一定的轰动效应，影响了不少文学青年。因此，许多工厂、学校以及共青团组织纷纷邀请他去讲课，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并由此引发了1983年开始的青岛市工人文化宫“知识就是力量”每周一讲活动。

他是最早到“每周一讲”讲课的老师之一，从1983年4月2日讲的“谈《高山下的花环》”开始，到1996年6月2日讲的《市场经济下的文化现象》，他一共讲了22课，其中涉猎的文化艺术问题十分丰富，有美学知识介绍、热点电视剧评论、孔子与儒学评价、张贤亮小说评论、中国传统文化探讨、琼瑶小说评论、青年情感生活、中国诗歌美学、人的价值讨论、青岛文化探索、道德建设思考、道家文化介绍等等。1996年6月2日，他抱着半身不遂的身体，还坐着轮椅坚持到“每周一讲”讲课，讲了他从未预料的一生中的最后一课。

于：在每周一讲的论坛上，他又发起成立青岛市现代文化研究会。

汪：那几年是他一生中最忙碌、最活跃的时期。除了讲课，就是热心开展一些社会的文化活动。在1986年12月，他与《青岛文学》编辑赵夫青、刘禹轩等“每周一讲”的老师，联络了青岛市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和企业界的专家学者成立了青岛市现代文化研究会，他被选为研究会的首任理事长。之后，研究会在青岛开展了一系列的大型文化活动，比如：1987年的青岛市读报知识大奖赛、1989年的青岛青年文化日、1990年青岛市十大风景评选、1991年的全国企业文化理论研讨会、1992年的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旅游文化研讨会等等，这些活动在当时对青岛的文化建设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于：金老师一生无党无派，怎么突然加入民革并主持工作？

汪：那是1988年的事，市统战部的领导找金又新谈话，希望他能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青岛市委员会任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原因是，他具有台湾的亲戚关系，他有工作能力。他哥哥在台湾是陆军中将，还有他的岳父是台湾立法院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统战部的领导反复动员，他就去了。他就从四方干部职工业校调到市民革工作，一直到在家长期养病、去世。1991年时，市里的领导还找他谈过提拔他当副市长的事，因为他患了脑血栓住了医院就耽搁了。当时的市委书记胡延森还到医院去看过他。1988年前后，他先后担任四方区政协副主席、青岛市第七届政协委员、常委、副秘书长。

于：金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在家里举办文化沙龙的？十几个平方的小客厅经常聚集二三十人，有哪些人参加？主要讲什么？

汪：不定期的文化沙龙，应该从1986年开始的。那几年金又新的身体还好，活跃于文化宫的“每周一讲”和现代文化研究会，影响、凝聚了一大批年轻人。他常常邀一些人到家里讨论一些当时的文化热点、文学热点，很是热闹。

定期的文化沙龙是从1994年11月开始的。1990年初，他患了脑血栓后遗症半身不遂，出院之后就只能在家休养，出门行动要坐轮椅。那几年，市、区领导、朋友、学生经常来看他。经过一段休养，病情有了好转，他就想在家里给一些文学爱好者讲讲课。我问了医生，说适当地看看书、讲讲课有利于健康，于是这个定期每个周六活动的文化沙龙就形成了。主要是讲中国古典文学，从先秦文学讲起，每次讲课他都要认真准备好几天。他的教材是根据以前他编写的古代文学讲义，再加以充实更新。为了更好地学习，他叫大家每人买了一套《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有时候还领着大家朗读古文。来沙龙活动的有二三十人，有工人、学生、大学教师、部队士兵、机关干部等，一些文学青年。这个沙龙活动一直坚持到1996年下半年，金又新再次发病住院才暂时停了。

于：金老师晚年身体一直不好，但一旦有点好转就继续主持文化沙龙，据说去世前当天还抱病召集沙龙？

汪：他最后的那些日子里，几乎每天都与沙龙有关。当时他的身体刚刚有点好转，就天天心思这把沙龙的活动恢复起来，就三天两头打电话叫学生到家里来研究，说是要成立个小型的学术性沙龙。他每天坚持看书备课，看《文学史》《文选》《中国通史》。有几天青岛电视台到家里来采访他。我看到他虽然能做点事，但明显很疲劳。我总是劝他好好休息，事情慢慢做。你看看他的最后一篇日记，就能感受他当时的状态。

1997年1月11日星期六

今天沙龙复课，上下午除了各睡一觉外，都在备课，重新准备了过去以及病前写的讲稿，又读了一遍中国通史上的这一部分。
晚上来了十七八个人（其中两人先走了），这样沙龙大约巩固了25个人，经常来的有20人左右。
讲完了大家又座谈了一会，到十点才散。
还是沙龙恢复了好，自己有事可做，情绪也饱满了，心情也稳定了。
上课讲完了魏晋的最后几个诗人，又讲了南北朝的历史。虽然有点累，但夜里睡了个好觉。
这次活动离他去世仅有六天。

于：您去台湾省亲时，与家人谈过你们的遭遇么？或家人知道你们的磨难么？

汪：那是1990年4月，两岸关系趋于缓和，我得以一等亲的身份去台湾探望阔别40多年的年迈双亲和妹妹，这是我期盼了几十年才得以实现的梦想。关于我们的遭遇和磨难，不能讲，也没有必要讲。我的家人至今不知道我们的磨难。

于：您在台湾时，金老师又给您写了若干信，感觉与几十年前一样么？

汪：我去台湾探亲的时候，金又新患脑血栓正在家里休养。签证1月份办好了，待到4月我才走，一走要两个月。这是我们结婚几十年第一次分开这么长时间，他心里一直很矛盾，舍不得我走，我也很理解他的心思。最后他想通了，我离开青岛那一天，他坐着轮椅送我到机场，说：“但愿你这次归宁省亲能补偿你40多年来孤身一人所经历的一切，你完全有权利享受一次半个世纪的探亲假。”我终于在惴惴不安中飞往台北。一个多月里，他几乎每天都给我写信，表达对我的思念。这几乎与几十年前一样，都是我在台湾，他给我不断的写信，都是思念的情愫，但是其中内涵却有极大的不同。年轻时的几百封信，是炽热地表达一种纯粹的爱情；年老时的近百封信，特别是他抱病在身的时候，他表达的是对患难与共的爱情的浓厚依恋。他在信中写道：“你的离去只有一种简单的感觉，就是我失去了灵魂。丧魂落魄的失落感无情地袭击着我；半年来的病魔困扰着我。连绵的春雨煞是恼人，凄凄切切，使我的情绪跌落到极点。……你不在我身旁，我才体会到我们的爱情有多深……你走了，我才重新认识了……我欠你多少多少，今生，来世，永远永远也无法报偿。……你给我的一切早已融进我的生命。”

于：台湾与大陆的主要文化差别在哪里？

汪：感到台湾是个自由开放的地区，文化多元化，各种思想都可以表述，经济比较繁荣，生活富裕，社会稳定。台湾地区的中国传统文化保持得很好，并且把传统文化与欧美文化结合起来，文明程度较高。

于：他很希望搬家后有个大点的房子办沙龙，好像还没搬进去，他就去世了，真是遗憾。

汪：他调到民革后，领导为了改善一下他的居住条件，当时就在四方嘉定路7号为我们买下这处房子。他渴望有一间小书屋，能在书房里看书、写东西。直到他去世的前两个月，才分到一套新房子，他欣喜若狂。在拿到钥匙后，用最短的时间装修完毕，那年冬天正遇寒流袭击岛城，青岛的气温达到零下十度，新房还无法供暖，只好准备等到天转暖后再搬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多么盼望春天的来到，春天到了，我们就可以搬进新居，虽然房子不很理想，但能改善一下，我已经满足了。”可惜新房子他一天也没住进来，每念及此，我心中感到特别难受。

于：金老师去世后，您继续主持沙龙，有十几年了吧？

汪：1997年1月17日他因心脏病发作去世。我心中的悲痛无法表述。在殡仪馆为他送行的那天，当我看到他的朋友、学生有近千人来悼念他的时候，我感到了欣慰。之后，他的学生、同学和亲友又撰写了纪念他的文章，由他的学生们编印成一本名为《平生风义兼师友》的书。这些使我感到了人生意义的真实所在。我把他创办的家庭文化沙龙继续下去，也是他生命价值的延续。于是，我就向同学们说，咱们的沙龙继续照旧每个周六开课。就这样，沙龙一直办到现在。2013年是又新文化沙龙创办第26个年头了，时光如梭，那么漫长，又那么短暂。

于：您主持与金老师主持有哪些不一样？沙龙里有很多新思想，大家都可以自由讨论，有些选题挺敏感，比如民主宪政、普世价值、文学现代派、西方文化思潮等，您没有限制吧？

汪：用一句老话，是“继承发展”。继承了他的人文精神，发展了多元领域。沙龙16年来共有近500次的讲座，近400余人参与，先后共有近200位老师来沙龙讲课，从中国古代神话、先秦文学、唐诗宋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从鲁迅、郭沫若、徐志摩、张爱玲到曹禺、巴金直到百岁老作家周有光；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新写实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从现代文学、欧美文学直到苏俄文学……囊括了文学、历史、哲学、心理学、法律知识、宗教、经济管理和戏剧、美术、电影、电视等等；我还请了来自荷兰、美国、德国和希腊亲友、我的学生介绍了国外文学、哲学的现状，为我们带来了新的信息，充实丰富了我们的文化生活。包括民主宪政、普世价值、文学现代派、西方文化思潮等的学习、研究、讨论。我们与老师们进行了上百次的互动讨论。也曾利用节假日开展了20多次的户外活动。14次新年晚会，室内音乐会、诗歌朗诵会等。

时间在不停地走。今天，我们在一起怀念辉煌灿烂的昨天，又要在明天怀念着激情勃发的今天！人间还有什么特别值得珍爱的，也是时光不能改变的东西？那就是人们心底沉淀下来的思想和感情！
沙龙能走到今天，特别要感谢各位老师，16年来以求真务实，严谨自律的治学态度和学术精神，为我们打开了知识之窗，老师们都是岛城知名度很高的学者和文化界的名人、作家、教授，老师们的传道授业精神令我敬佩，令我感动，更令我感激，是我们真心的精神支柱！我还要感谢沙龙的新老朋友，16年来的积极参与和热情帮助。2012年“三八”妇女节前夕，因坚持创办文化沙龙，我有幸被评为“青岛市最具影响力的女人”。我万分感谢岛城市民把这样一个代表女性至高荣誉的奖项颁发给我，感谢评委会让我获得这样的殊荣！我还要感谢所有老师和朋友们，在接下里的日子里，我会在青岛这片汪洋大海上扬帆前行！

于：您请过哪些知名作家、学者来过沙龙？

汪：这么多年，来沙龙讲课的知名作家、博士生导师、学者如：刘禹轩、耿林莽、尤凤伟、杨志军、刘怀荣、周海波、魏韶华、董国超、曾艳兵、徐研、王凯、赵夫青、邵宏来、徐培范、栾纪曾、雨田、柳士同、李泉树、连谏、刘海军、薛原、臧杰、刘涛、宋文华、刘华义、金再新、李克富、杨有仑、宋文京、侯传文、范嘉晨、金翠华、韩嘉川、高桦、高伟、陈群、刘轩等等。非常感谢他们，支持着我和沙龙继续前行。

于：从沙龙里走出不少作家、诗人、记者、编辑？

汪：是有一些，比如作家、编辑徐培范、编辑孙力、诗人栾新建、作家王起庆、于营绚，散文作者黄妍、贾贵亮、法律研究生吴国强、青岛电视台主持人徐璘等等。沙龙的朋友大多是文化、文学的爱好者。

于：我们感觉到，您和金老师的爱情是真诚的，罕见的，是不会后悔的，但对您选择留在大陆，吃了那么多苦是不是有些后悔？

汪：这句话，金又新曾经问过我几十次，你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委屈，你就没有后悔的时候？说真的，有很多波折、很多痛苦。但是我没有后悔。我认定的事，就要坚定地走下去。

于：您已年过八十高龄，看到您依然充满精神地生活，继续坚持办文化沙龙，关心年轻朋友的成长，真为您高兴。

汪：是啊，整天忙忙碌碌的，过得挺有意思的。到了我这个年纪，对人生还是有一定体会的，那就是：不论经历过多少磨难、痛苦和波折，人，还是要坚定、乐观地向前走，去创造一些美好的东西。生活本身是美好的，生命的存在是有价值的，我愿意为这种美好和价值，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想，如果在今后的日子里，能把这些事情做的好一些，我会活得更加充实和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