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上的这俩小男孩是亲兄弟，弟比兄小不到三岁，看上去差不多大。其中的兄，1月3日去了天国，至今日不到一个月。弟弟就是我（右）。
总想为亡兄写点什么，却总也记不起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来。胡思乱想中，听着电脑里一遍遍循环播放的D大调-快板调弦乐二重奏四重奏那跌宕起伏、略带悲伤的旋律，想起刚刚离去的兄，泪眼婆娑，不由得记起了杂乱的往事，像一部没剪辑好的影片，毫无头绪。群里有位文友有一个系列，“想到哪写到哪”，那我也来个东施效颦吧！
很多人在回忆文章里都提到月子口水库。其实我父亲也在那里待了很久，当然不是作为所谓改造对象，而是作为医务工作者去的。虽然当时家父所在的人民医院是高干医院，但年轻的父亲属外来户，转业军人，学历不高，非党非团，性格内向，不善言辞，面容冷峻，自然被边缘化，那样艰苦的环境，你不去谁去？群里一位文友曾提起他的父亲，一位很有才华的人，当年曾在那里被强制“劳动改造”，我说，说不定当年他的父亲曾找过我父亲看过病吧，一定记得一位瘦高个儿，说一口不南不北的山东话的年轻大夫吧！后来想到，祖父办过纱厂、钱庄、船菜馆，做过报社自由撰稿人、广告师，虽然家业毁于日寇八一三闸北大轰炸（据伯父介绍，上海新火车站那一带，过去就是祖父产业的所在地，皆毁于战火），但有产阶级的身份，对即便是参加过新四军的儿子未来的前途不会没有影响吧！
据母亲说，当时父亲在那个地方待了两年左右，见证了水库修建的整个过程。其间，母亲多次去探亲。母亲说，那就不叫个人待的地方！即便不是改造对象，服务人员生活的环境也是相当的差。父亲在徐蚌战场期间肺落下了病根，月子口那里的饮食很差，几乎没有白面吃，更不用说什么肉蛋奶，顿顿都是那种粗粝的、喇口的棒子面混合物做成的窝窝头，加上劳累，所以经常旧病复发。看到父亲那个模样，每次母亲去都很难过，多次跟领导要求把父亲调回来，但未能如愿。
那个时候，兄五六岁，我两三岁，父母没有精力照料两个儿子，曾先后请无锡的祖母和沂蒙山的外祖母来照料，但两位母亲，那时虽说年纪还不是很大，可家里也有家务，生活不宽裕，也各有孩子要照料，她们不在青岛期间，父母只能用微薄的工资雇请保姆来照料两个孩子。最困难的时候，就把兄送到无锡梨庄老家，跟着奶奶。我被送到沂蒙山乡下，外祖父母、小舅，还有家族的其他亲友，家族很大，人多，我一个小不点，怎么也不至于饿死。但营养是跟不上的，所以并无山东大汉的骨架，也体弱多病。一年到头小药不断。虽父母都从医，家里不缺药，但钙是没办法补的。为了给我补钙，母亲说，不得不把蛤蜊皮砸碎了，磨成粉加到馒头面条里喂我。没有粮食吃，父亲下班后，脱下白大褂，绾起裤脚，悄悄到海边礁石上去捞一些海带，然后在栈桥的路边偷偷摸摸地跟农民换地瓜吃。
记得在沂蒙山的小山村里，有一阵，每到饭点，会有人在村当央敲锣，吆喝着：开饭了。后来知道那就是所谓的吃食堂——大锅饭，也记得外祖母让小舅去剥榆树的皮，回来洗净，晒干，磨成粉，加上野菜，做一种叫做“多达”（音）的面食，初吃略甜，但下咽很艰难，吃多了大便不畅。而兄在的南方老家，毕竟是鱼米之乡，食物就多一些，小鱼小虾不断，还能经常吃一顿红烧肉，听了不免会馋得咽口水。
六岁左右，要准备上学了，我被接回来。小妹刚出生，那时条件稍微好一些。父亲偶尔从医院食堂带回来一些稍微好一些的荤菜，父母舍不得吃，就给我和兄，还有外祖母吃。
家住在观海一路一个半地下室——从马路上推开那扇铁艺双开的大门，下到院子里是一楼，但在观海一路看是地下室，在一个派出所楼下。那个派出所很多年后还在用。电台一位王姓主持人曾在那里工作，某次，当时还是民警的他邀我去做客，我说我家原来就在你们所下面，他还很吃惊呢。
家所在的院子就是人民医院的后院，父母上班都不用出院子。院子里的晒衣绳上几乎每天都挂着洗净的绷带，绷带在夕阳下飘着，飞扬着，印象很深——那时的条件，绷带那样的消耗品，只能循环使用了吧！那一带是老城区，也就是一代人口里经常念叨的“街里”。尤其黄岛路，芝罘路，就在医院儿科门诊拐角处。那里的市场很大，卖食物的很多，各种好吃的，好玩的，层出不穷，记得母亲下班经常提溜回来一大堆吃的，都是从黄岛路买回来的。
父母上班后，我就“放羊”了（这个说法大概只有老青岛知道什么意思吧）。那时马路上车极少，行人也少，从家里出来一直向南，沿一个斜坡下去就是德县路，向左一拐，就是老市府大楼，大楼西侧过去有一个三角形的水池（德县路人民医院门口、江苏路山大医院门口过去都有这样的三角形水池，不知是做什么用的），一圈矮墙围着，上面是一圈很高的铁丝网，水池里有水，有莲花，好像还有鱼。经常趴在墙边上看小鱼。再沿着市府大楼正对着的花园，下去，是一个石头台阶，再一直下去就是海边，过太平路，路上很少有车，所以家里大人也不用担心交通事故，也不用担心走丢了。下到海滩上，能走多远走多远，捉小蟹、小波螺，累了，就在海滩上睡会。玩够了，饿了，自言自语念叨着什么，走回家吃饭。
但我记不得当时兄为什么不陪我玩。记忆中，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去海边，也去观象山玩，山上有很多蚂蚱、花大姐、蛐蛐。至于幼儿园不太有印象，只记得在观海二路的乐群幼儿园待过。模糊的印象中，幼儿园在一处高坡上，下面是那种不规则的石块垒成的墙。记得有一次，墙下有个小孩试图往上爬，我向下扔了一块石头，把那孩子打破了头，流了血，那孩子哭着跑走了。五六十年了，想起来还很内疚，如果那个小伙伴看到这段文字，请原谅我当时的无知顽劣。
母亲说，我很小的时候去过幼儿园，但那时的幼儿园条件很差，我经常尿床，把幼儿园的被褥尿得呱唧呱唧的，所以被送回家来。母亲到幼儿园接我回来，跟在母亲身后，因为缺钙，走路不稳，经常被马牙石路面绊倒，膝盖总是伤痕累累。前几年，有一次，应邀去观海二路赴一场沙龙，沿着马牙石铺成的山路向上攀走时，身后赶上来的一位外国人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向我问路，后来知道他叫欧涵，德国外交官，他也去参与那次沙龙。跟一个外国人一起走那条路，脑子里忽然冒出五十年前那个小男孩的影子来，顿时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这些记忆里都没有兄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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