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文化命初起的那几年，斗争形势突然复杂起来，人们变得敏感而焦虑。中南海抓出刘邓陶谭，紧接着又是彭罗陆杨，再后面什么杨余傅，甚至开头整别人的王关戚……跟摘葡萄似的一揪一嘟噜。文化界更不用说了，革的就是文化的命嘛，当然更是一嘟噜一嘟噜地薅，感觉就没个好东西。至于作品，人都不是好人哪能有好作品，当然全是毒草！
群众运动嘛，群众参与是必须的，但群众中最积极的往往是平时不大顺当的一批人，这些人似乎受教育水平差点火候，上层那些人够不着，下层的又不太过瘾，毕竟厂长书记太少，不够用。火已经点着了，那就只能烧到哪儿算哪儿了。好在上面“精神”多，过不了几天就来一“指示”，于是敲锣打鼓抬着大牌子，牌子上往往是语焉不详的几个字，那个“精神”靠自己领会……革命群众都特别善于“领会”，怎么领会怎么执行都错不了，谁敢说革命群众错？那就是反对革命群众，反对革命群众就是反对大革文化命，反对大革文化命，就是反对……找死啊。“精神”后面一般会有稍具体的，叫“两报一刊”社论。高音喇叭宣传车，走街过巷地喊，也有固定的广播站。这些广播特点鲜明，一是高分贝，上夜班的恐怕得遭点罪。再就是语气绝对铿锵，充分调动声音的冲击力，不但要把你叫醒，还要让你从床上跳起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叫“十六条”，明确肯定了要“破四旧，立四新”，四旧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但怎么定义这些思想文化风俗习惯，就看你怎么领会了……
从批判《海瑞罢官》到批《二月提纲》再到学习《纪要》，“群众”们不必都懂，但《5·16通知》里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这就很容易懂了。早上一睁眼，旁边躺一赫秃子，这画面有多惊悚。赫秃子，那可是随时要你命的，革命群众焦虑的眼神在目力所及范围内搜索，所有目标都变得可疑。
如“中山路”“太平路”，这些太显而易见了，必须改，中山同学如果回来会带着谁呢？那是要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太平？粉饰太平就是麻痹群众，这不是给帝国主义打前站是什么。改成“反帝路”“反修路”，这样革命群众才安全。青岛有条路直通火化场，叫“小白干路”，也很可疑，“白干”是酒，资产阶级才花天酒地，改！改成“大寨路”。之前最狠的诅咒：“送你上小白干路！”意思是送你去死，现在：“送你上大寨路……”好像哪儿不大对，不过没人说破。还有“玉叶”牌香烟，烟盒上印着个黄色的树叶，有人一眼识破，那是个台湾地图！我们的一个老师郑重其事地把烟盒裱在纸壳上，然后领着一帮红卫兵去了卷烟厂。“玉叶”烟的确没有了，是不是这个原因不清楚。最戏剧的是《青岛日报》，有人把报纸倒过来，那几个字居然是“反革命万岁”，真的像，比那个“山东情妇馆”还形象……不过这个发现很长时间没下文，直到某一天我们老师说：“别传了，那字是……是毛主席写的。”尽管如此，《青岛日报》还是改成了《红电讯》。小时候看《乐府》，有一首记得清楚。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
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
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形容领会“精神”倒是很写意……
那时候我们都停课闹革命了，孩子们的白天主要任务是抢传单，各派组织都会印发大量传单，满世界撒。这些花花绿绿的纸，是孩子们的最爱。晚上吃完饭，就是各种游戏，“抓特务”“踢小桶”。……不知从何时起，玩完游戏就开始“讲故事”。我和另一个稍大点的孩子很快成了主角，他拿手的是《说岳》，我听过几次就提出异议了，黄天荡哪有岳云什么事？瞎编……于是我另起炉灶，几个小伙伴爱听我讲。我不讲古代的，我讲外国的，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最受欢迎。山大医院后面养了很多做实验用的动物，我们常去逗狗玩，其中有条退役的军犬“莱克”，我们却叫它“布克”，因为布克是《荒野的呼唤》中的主角，最后回归为一条狼……
某天晚上，另一个故事会被搅局了，是那个大孩子的父母，两口子极为粗暴地揪着耳朵，把那孩子拖回家，一边恨恨地说：“再胡说就缝上你的嘴！”第二天他没出现，再以后他出来只玩游戏，玩完游戏就不见了，白天遇见他我开他的玩笑：“你嘴缝上了？”他不笑，沉着脸走了。
突然有一天，我被“举报”了……那天晚上，我小哥把我从孩子堆里拖出来：“回家！”口气不善。我老老实实地跟着回去，看见我父母都一脸严肃地坐在那。
三堂会审开始了……
“你在外边干什么了？”我妈问。
“没干嘛……”我被这阵势震住了。
……
“再胡说就缝上你的嘴！”相同的台词……
“我真没胡说……就是、就是讲故事玩。”
“不准讲故事！”
……
2021.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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